中評論壇》日本新首相與中日關係（上）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圖／路透社)

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不久前在中評社北京總部會議室召開座談會，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大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呂耀東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鬍繼平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徵研究員、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院長楊玲教授、浙江外國語學院美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王鵬在與會。座談會由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鍵主持，與會者圍繞自民黨選出新總裁岸田文雄，其擔任日本第100任首相後可能給日本帶來的變化，以及可能給中日關係帶來的變化，各自給出了獨到的見解。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以《自民黨總裁選舉與中日關係》爲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本文爲上篇：

王鍵：開場白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9週年的日子，日本政壇發生了大變，自民黨選出了新總裁岸田文雄，他也是日本第100任首相。一些人認爲結果已經可以預料，但我們還是能從這次選舉中看出一些新東西，比如日本派閥政治的強大，新生代政治家與派閥大佬之間的鬥爭……那麼岸田內閣會給日本帶來什麼變化？中日關係又會怎麼變？我們先有請人民大學的黃大慧老師來發言。

黃大慧：日本政局變動不影響中日關係大局

岸田文雄雖然成爲日本新任首相，但不會在外交與安保政策上有太大變化，對中國「制衡爲主、協調爲輔」的政策仍將延續。在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大背景下，不必過分看重日本政局變動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首先，此次岸田文雄獲勝當選，依舊是日本自民黨內部「派系力學」作用的結果。在選舉中，岸田文雄不僅獲得了自己所屬派系的支持，還得到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等黨內大佬及其所屬派系的支持。換句話說，沒有「安（倍）—麻（生）體制」的支持，就沒有岸田的當選，也就沒有岸田政權。多年來，日本自民黨一直在強調改革，但我們看到，傳統的「密室政治」——日本式「協商民主」，依然在日本政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那麼，既然岸田的當選是派系作用的結果，當選後就要根據各派在選舉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行「論功行賞」，也就是說，一定會將安倍、麻生等所屬派系的國會議員，安排到自民黨領導層和政府閣僚的重要位置上。這樣一來，岸田上臺執政，必將深受各派力量的掣肘，恐怕也難逃被安倍操控的命運。岸田政權很可能跟前政權一樣，是一個「沒有安倍的安倍政權」，難以「行穩致遠」。

其次，必須說明的是，這次日本政權更迭，只是發生在自民黨派系之間，而非一般的政黨輪流執政。自1955年以來，日本自民黨長期把持政權，內部形成五個左右較大派系。這些派系扮演着「疑似政黨」的角色，也就是說，每當自民黨政權執政受困，難以支撐下去時，就要更換領導人，實際上就是更換自民黨派系首領。自民黨派系的這種「疑似政黨」功能，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往往被選民誤以爲是政黨之間的政權更替，從而對自民黨的新政權抱有期待，這也是自民黨能夠長期執政的一個重要原因。僅從最近幾年日本政權變化來看，先是安倍晉三幹不下去了，換成了菅義偉，再換成了岸田文雄，政權始終是在自民黨內部發生更替，而沒有旁落到其他在野黨手中。所以，對於這樣的日本政局變動，我們不必過分看重和關注，更不應隨着日本媒體而起舞。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在日本國內政策上沒有什麼太顯眼的主張，中國的話題卻在這次選舉中成爲了爭論的焦點。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四位候選人都頻頻指向中國，競相示強的態度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一直沒有出現過的現象。時隔多年，中國話題再度成爲日本政界爭論焦點，這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國內針對中國問題往往出現爭論，有所謂中國問題就是日本的「日日問題」的說法。需要說明的是，從前日本國內圍繞中國的爭論主要是保守政黨與革新政黨的對立，而後者往往對華持有友好立場。而今天，「保守和革新」對立早已消失，在日本政治「總保守化」的大背景下，各個政黨的對華政策主張已無明顯的區別。因此可以推斷，繼這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之後，在即將到來的10月下旬的衆議院大選，以及明年夏天的參議院定期選舉中，都少不了圍繞中國話題的爭論。中國話題會從自民黨內部擴展到政黨之間。未來一個時期內，在選舉中針對中國競相示強，也許會成爲一種常態。換句話說，日本的大選很可能越發呈現類似「美國化」的傾向。

第四，岸田執政後，日本對華政策不會有太大變化。岸田在競選中表示要強化日美同盟，注重與中國的關係等等，其實也是安倍和菅義偉時期的「老調重彈」。作爲曾兩度出任安倍內閣外務大臣的重要成員，岸田的外交路線延續安倍時期「制衡中國爲主，協調爲輔」的基調不會發生多大變化。不要過分誇大日本國內政局變化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在日本「保守化」、「右傾化」的國內大環境下，無論誰擔任首相也無論哪個政黨執政，日本現行的對華政策基調都難以改弦更張。更何況，此次又僅僅是自民黨內部的換帥，自民黨的內外政策仍將保持連續性。

此外，除了日本政局變化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這一變數外，還要看到中美戰略競爭對日本對華政策以及中日關係的影響。比較而言，中美關係可能是影響中日關係的更大變數，換句話說，中日關係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中美關係的一個從屬變數。當中美戰略競爭壓力加大時，日本自然會加強跟隨美國的步伐，並且以日美爲軸心，聯合澳大利亞、印度在「四國安全對話」機制上加強對中國的地緣壓力，試圖構築針對中國的所謂「包圍網」。當然，日本對華政策也有依靠中國的一面，尤其在經濟合作上有求於中國，因此如果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出現調整時，岸田政權也可能會向中國示好。也就是說，岸田政權的對華政策在保持總體「制衡」態勢情況下，也會表現出一定的「協調性」和靈活性。

最後，我們更應該看到，今後在中日關係上發揮更大的引領與塑造作用的將會是中國，而非日本。我們不能以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老的眼光看待中日關係。未來，中日關係往哪裡走，怎麼走，固然會受到日本國內政治、國際環境因素的影響，但必須強調，中國在其中所發揮的引領塑造作用將會越來越大。

呂耀東：自民黨總裁選舉與日本外交及對華政策取向

本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來看，各個候選人的外交政策理念並沒有脫離「後安倍特色」，岸田新內閣能否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處理好兩國關係中業已存在的問題，關係到中日關係的大局與走向。

第一，自民黨總裁選舉聚力衆議院選舉。本次自民黨總裁選舉過程中，以岸田文雄爲代表的元老派與河野太郎爲代表的少壯派之間的競爭，對日本自民黨的「派閥政治」有些衝擊，但最終的結果還是黨內「派閥」起了作用，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等黨內元老派「穩住陣腳」，充分利用黨內選舉規則選出元老派岸田文雄出任自民黨總裁。穩健的岸田文雄是日本老牌保守政黨自民黨面向衆議院選舉的「黨內聚力」。在最初自民黨總裁選舉之時，自民黨舉黨一致應對隨後的衆議院選舉需要儘快「黨內聚力」，也就是說，執政的自民黨必須選出一個能夠帶領全黨取得衆議院大選勝利的「最佳人選」，這個還是關係到自民黨的長遠利益和未來發展。

前首相菅義偉在防控疫情和提振經濟兩個大問題上都沒有做好，無法在接下來的衆議院大選中贏得民心。如果不能問政於民，爲了鞏固自民黨的執政地位，通過黨內選舉總裁，由岸田文雄取代菅義偉出任首相面對衆議院大選就成爲自民黨的頭等大事。因此，岸田文雄上臺後，首先要在防疫問題和提振經濟問題上有自己的獨到理念，並處理好自民黨黨內派閥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對於新當選的新總裁、新首相來說，岸田文雄最主要的是，既要把黨內的事情處理好，提出內政外交新舉措，又要儘快領導自民黨在衆議院選舉中取得勝利。

第二，岸田內閣的外交理念及政策取向，不會脫離自民黨一貫的保守主義路線。在日本政壇總體保守化的情況下，執政的自民黨的對外關係理念趨於保守化、右傾化，通過「價值觀外交」不斷割裂國際社會，通過強化同盟和「準同盟」關係，破壞世界和平與穩定。岸田內閣仍然會堅持自民黨的保守主義外交理念，提出符合自身特點的安保政策意願。關於在外交安全保障方面的政策理念及意向，岸田在任職後例舉了三個方面的政策意向：（1）守護民主等基本價值觀；（2）堅守日本的和平與穩定；（3）爲全球規模課題作貢獻，表示「將構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可以看出，首先強調的是所謂的「民主價值觀」，意在以「價值觀外交」鞏固日美同盟關係，形成以日美澳印的四國機制，突出日本參與主導國家事務的「存在感」和國際戰略訴求。其次，岸田強調日本的「和平與穩定」，不外乎就是從日本的國家利益出發，力圖表述與周邊國家涉及領土及海洋專屬經濟區等問題，將自身的利益要求訴諸於外交政策之中。三則是標榜日本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作爲所謂「全球性公共產品」，力圖讓國際社會予以接受和認同，體現出「普世性」推廣的意向，表現出岸田內閣的「後安倍時代」的外交政策延續。

第三，岸田文雄主張中日關係「對話很重要」。近年來，在總體保守化的趨勢下，日本對華政策時有反覆，越來越強硬，「中國威脅論」花樣不斷翻新。在對華「兩面下注」的權宜之計下，毫無政策的連續性，不斷出現脫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現象，導致中日關係反反覆覆，使得兩國關係中存在的臺灣、歷史、釣魚島及東海問題頻頻凸顯。岸田文雄執政後，自民黨一貫的對華政策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對華政策微調仍不能改變中日關係中業已存在的問題。

當然，岸田文雄在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公開討論會上，被問及面向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週年如何應對時，他表示「與中國領導人對話很重要」。這與岸田曾在前安倍內閣擔任外相的經歷有關，特別強調發揮外交的作用。近年來，中日關係有所反覆，作爲世界第二、三大經濟體，如何處理兩國關係事關地區乃至國際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提振經濟作爲日本政府的頭等大事，離不開與中國的聯繫。但能否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能否改變菅義偉執政時期偏離中日關係正常軌道的一些做法，需要岸田內閣加以認真面對。本人認爲，維護中日關係大局最根本的還是要堅持「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要時刻防止出現中日關係脫軌。

胡繼平：中國要對中日關係發揮引領作用

9月29日自民黨總裁選舉表明，自民黨派系政治的影響仍然強大，這也體現了日本所謂民主制度的侷限性。比較一下兩輪投票結果和支持率調查數據就會發現，自民黨國會議員和黨員之間、黨員和普通國民之間，對候選人的認知差距非常大，這也是日本選舉中的老問題。

岸田文雄是前大平派、宮澤派的傳承者，秉承了宏池會的一些傳統理念，但其近年的政策主張與 「宏池會」傳統的溫和、「鴿派」路線相比，有相當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也是自民黨派系政治作用的結果。所以說，岸田文雄上臺後的政策能夠多大程度上顯示自己的獨立性、自主性，還有待觀察。我個人認爲，安倍、麻生等黨內大老以及派系對政權的掌控比菅義偉執政時期還要強。菅義偉任首相時，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因爲對菅上臺有功，也是菅的關鍵支持者，對政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他與「安麻」是有距離的，但是現在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再加上岸田本人個人魅力、人氣不高，他的派系也不是很大，所以我對他施政的自主性抱有懷疑。

實際上，岸田在競選過程中提出的經濟政策也缺乏新意，讓人覺得有點空洞。我個人判斷，今年衆議院選舉自民黨議席下降大概是必然的了，這將對他執政帶來巨大沖擊。另外，在防疫、恢復經濟方面的表現，對岸田執政都將是嚴峻考驗。總之，岸田政權的前景變數較多。

從另外一個角度，這次自民黨總裁選舉表明，黨內派系政治跟新生代政治家的矛盾已經擺在檯面。投票中除岸田派以外的所有派系沒有統一立場，派系首領已經很難控制新生代議員，這是自民黨政治中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動向。派系政治被完全打破恐怕還需要比較長的一個過程，但這次選舉後黨內派系的重新組合恐怕難以避免，這個動向值得關注。

在總裁選舉中，中國問題成爲焦點，對安全、外交課題的關注度遠遠超過經濟、民生領域，這非常值得關注。而且，像高市早苗這樣的極右翼政治家過去在總裁選舉中很難登上舞臺，但這次她卻光明正大地作爲候選人大肆宣傳其主張，在第一輪投票中得票並不少，表明日本的政治氛圍、輿論走向，以及自民黨內共識都在發生重大變化。目前，日本對華強硬的聲音佔據主流，對華友好的聲音幾乎發不出來，很像前兩年美國國內的政治狀況，這值得深入研究。

岸田本人過去曾經主張平衡外交，既重視美國、也重視中國，但他的主張近年明顯向美國方向偏，包括在涉臺問題上的表態也非常值得關注。宏池會過去在中日關係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現在岸田文雄作爲宏池會的傳承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繼承這樣的傳統，在國內對華輿論惡劣的當下制止中日關係下滑，還需要觀察。

從中國方面來說，不管日本誰上臺執政都應該保持「平常心」，同時對中日關係積極發揮政治引領作用。不得不說，我們期待的中日關係和日本部分政治家期待的中日關係並不一樣。中方應該引領中日關係朝着對雙方都有利的積極方向發展，而不能任由日本一些政客操弄、破壞兩國關係。特別是在臺灣問題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中方要公開、嚴正地向日本表明立場，警示日方不要誤判形勢。

袁徵：岸田文雄執政後的日美關係走向

9月29日，岸田文雄當選日本自民黨總裁，任期爲3年。他也由此將接棒菅義偉，成爲日本第100任首相。這次選舉的結果倒沒有出乎人們的意料，第一輪主要是岸田文雄和河野太郎之間的競爭。第二輪競爭岸田文雄由於獲得了支持高市早苗的票而勝出。

一、美日關係

岸田文雄來自廣島，曾擔任外務大臣，2016年他做了一件事——至少他是有功勞的，就是成功地推動歐巴馬總統對於廣島的極富爭議但也是里程碑式的訪問，當時引起很大的關注。他是官僚出身，加上來自廣島，對於二戰的歷史感受更深，更重視和平安全，相對溫和，重視協調。美國人對於他的印象還是認可的，認爲他是親美的。根據日本時事社8月29日報導，在岸田文雄當選新一任自民黨總裁後，美國政府相關人士普遍感到鬆了一口氣，主流觀點認爲岸田將會繼承以日美同盟爲基軸的安倍、菅義偉兩屆政府的外交政策。這幾年，美國或多或少有些憂慮的就是日本政府領導層的不穩定性。菅義偉執政一年即告下臺，再次引發了美國對於日本政局不穩的擔憂。日本領導層換得太快，美國政府有關人士透露說：「如果日本首相像『回轉壽司』一樣不停換人，將是一場噩夢。」但美日同盟維持了這麼多年了，對於日本來說格外重要。

拜登政府上臺執政以來，繼續實行戰略收縮，重心東移，將更多資源放到印太地區。拜登政府制衡中國、維護霸權的出發點和川普政府並沒有本質的差異，只是在策略和手法上有明顯的變化。在戰略定位上，美日之間有共同點，拜登團隊依舊將中國視爲頭號戰略競爭對手。而從日本方面近年來發布的國防白皮書來看，也把中國作爲主要外部威脅，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而《防衛計劃大綱》則渲染「中國軍力威脅」，主張發展和提升日本軍事力量。日方戰略界普遍認爲，中國已經成爲日本的安全威脅。由於地緣政治的考量、釣魚島的領土爭端和海上生命線的認知，日本和美國在諸多問題上形成了共識。雙方互有需要，同盟關係日益強化。

之前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大搞「美國優先」，安倍政府還是忍辱負重，亦步亦趨，追隨美國。拜登政府上臺以來，大力加強同盟關係，「拉小圈子」，威懾和遏制中國，維護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日本首相菅義偉是首位受到拜登政府邀請到訪白宮的外國領導人。主要由於中國的因素，在美國的同盟體系中，日本的重要性在上升。

雙邊層面，拜登政府維持和加強美日、美韓、美菲、美泰等同盟關係。

三邊層面：美國還是會推進美日韓同盟。拜登政府非常希望重建美日韓合作，來抵禦來自朝鮮和中國的壓力。岸田「對韓國沒有強烈反感，傾向於推動合作」。

四邊層面：今年美日印澳已經搞了一次視頻對話，話說得很露骨，就是針對中國，要打造基於國際規則的開放、自由的印太。前兩天，四國領導人齊聚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四方安全對話」（Quand）峰會，引人注目。四國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四方安全合作機制」影響力日趨上升，不排除未來演變成爲軍事聯盟的可能性。這次四邊峰會聯合聲明中隻字未提中國，但或明或暗都是針對中國，核心還是談如何抗衡中國。

五邊層面：美國有意拉攏日本加入「五眼聯盟」，美、英、澳、加、新互通消息，未來有可能將日本拉進來。美國也樂見日本同北約國家英、德、法等國的勾連與合作。

拜登政府在不同場合強調，《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這是日方非常關切的一點。而菅義偉則表示「日美關係是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軸，是印太地區以及國際社會和平與繁榮的基礎」，並強調日美兩國進一步密切合作構築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有一種說法，說日本充當美國的附庸，爲虎作倀。這種說法一方面是對的，即便到了今天，美日同盟中，美國依舊佔據主導地位，有更多的話語權。但另一方面，隨着美方要求日本承擔更多軍事義務的同時，這種同盟關係正朝着平等的方向發展。

在中美戰略博弈日益加劇的大背景下，美日各取所需，但如很早就預料的那樣，日本實際上早已選邊站在美國一邊。美日是盟友，雙方互有防衛義務，當然日本積極配合美國承擔更多軍事義務有其自己的考量：

其一，依託美國解決自身的安全問題。應對日益崛起的中國的影響力，包括拉住美國加強對釣魚島的防禦，應對東亞安全格局的變化，牽制中國的發展，獲取更多的海洋權益。

其二，通過承擔更多的軍事義務，逐步推動美國默認日本突破和平憲法的約束，爲大幅修訂《和平憲法》，尤其是去除第九條做好鋪墊，從而「自我鬆綁」，實現日本恢復正常國家的目標。日本實際上是「借船出海」，不斷突破原有的限制。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不願像過去那樣承擔軍事義務，不願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反而希望盟國承擔更多的軍事義務，或維持地區穩定的責任。事實上，在安倍擔任首相期間，日本已經解禁了集體自衛權，美國並沒有明確反對。

其三，依託美日同盟，追隨美國，贏得美西方的支持，尋求日本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升。

岸田文雄是一位建制派人士，和安倍、菅義偉一樣，支持加強美日同盟，並擔憂中國的軍事擴展。岸田文雄上臺後，日本外交不會有大的調整，還是會延續自安倍以來的日本對美政策。岸田治下的日本將繼續優先考慮聯盟，並會想方設法加強結盟。換句話說，鞏固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繼續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是岸田文雄確定無疑的選擇。

美日同盟是日本對外關係的基軸，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石，不會因爲一次選舉而發生大的變化。在岸田看來，日本應當與美國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岸田明確表示，「爲了保護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在面對像中國這樣的專制政權的擴張時，我們需要堅定地說出該說的話，同時與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合作。」

二、中日關係

鑑於美日兩國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同盟關係，日本的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中美兩國的激烈競爭，以及在日本眼中認爲中國在處理釣魚島、南海、臺灣等事務上的日益強勢，自民黨黨內正在形成對華強硬的共識。

岸田文雄通常被認爲是「鴿派」。在經貿層面上，他主張保持與中國的聯繫。但在安全國防上，岸田會追隨美西方其他國家在意識形態層面加大對華施壓，在國防安全上提升日本的力量以對抗所謂的「中國威脅」。

從這次選舉中的表態來看，各位候選人都傾向以更強硬的態度對待中國。競選期間，岸田文雄表示「要將『對抗中國』當成首要任務」。岸田文雄還曾表示，如果當選，他會強化國防和海岸警衛隊力量，不會盲目地堅守國防開支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1%的原則。岸田更加關注人權，強調人權、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這將體現在未來日本對華政策上。事實上，岸田文雄支持通過一項譴責中國虐待維吾爾族人的議會決議，還表示要新設專責人權問題首相特別助理，監督中國如何對待維吾爾少數民族。他在官方推特帳號上攻擊中國，宣稱人們愈發擔心中國變得更加「專制」，日本是一個重視民主、人權等基本價值觀的國家，「將堅決應對臺灣海峽穩定、香港民主、維吾爾族人權」等問題。他說，「通過與那些共享普世價值的國家合作，我會高舉自由和民主的火炬。」他還聲稱，「尖閣諸島」（即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的固有領土，並將就此發佈相關政策。

競選期間岸田文雄頻繁對華「放狠話」，發表極端言論，就有專家表示，暫且可以認爲這是一種競選策略，執政以後未必會走極端的右翼路線。不過，我認爲，結合整體國際形勢，尤其是中美關係的發展和日本國內的對華認知，還有近年來日方對華的表態，我認爲日方對華立場漸趨強硬將是大趨勢。

當然，岸田上臺執政的當務之急是新冠疫情防疫和經濟復甦。因此，在繼續推進日美同盟關係的同時，尋求維持中日關係的相對穩定，或許是其重要訴求。如果中美關係有所改善，那麼夾在中間的日本或許能夠比較好地處理兩組關係的相對平衡。然而，如果中美關係繼續惡化，美國加大遏制中國的力度，那麼日本勢必追隨美國，從而使得中日關係再起波瀾。

未來岸田執政期間，有三件事情值得關注：

其一，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值得關注。

自今年3月以來，美國聯手盟友不斷就臺海局勢表態，渲染中國威脅論。包括日美2+2會談、日美峰會、日澳2+2會談、G7峰會等都提到臺灣問題。拜登和菅義偉在今年4月會晤後發表聯合聲明，罕見地表達對臺海局勢的共同擔憂，這一舉動被視爲美日重新審視對華關係的開端。

岸田文雄談到臺灣是「下一個大問題」。他曾表示臺灣對日本是在經濟等方面的重要夥伴，歡迎臺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議》（CPTPP）。岸田曾表示，如果當選，他會領導日本政府與「崇尚自由、民主和法治等價值觀」的臺灣加強合作。他說，繼香港和新疆問題之後，臺灣可能是北京的下一個目標。岸田稱，如果臺灣海峽發生戰事，日本會受到很大影響，因此日本應繼續加大防務建設，以應對外來的威脅。

其二，如何改善日韓關係，強化美日韓三邊同盟？

曾擔任過外相的岸田能否改善陷入低谷的日韓關係，使得美日韓三邊同盟有所突破？朝鮮問題、歷史問題、日韓政經關係這些都是相互關聯、互動的關係。

其三，陸基中程彈道導彈的部署問題。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後，有意在西太地區部署陸基中程導彈，以加強威懾力。預計美方未來將向日本提出這樣的要求，而日本至今尚沒有表態。

楊玲：日語的人才培養應緊扣國家人才戰略需求

我認爲當下外語人才的培養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還不夠最緊密地與國家人才戰略相結合。其中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外語學科的內涵式改革不夠；另外一個是，人才的培養與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區域國別領域的研究研判還沒有深度的交叉融合。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是1964年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指導下建立起的一所外語類高校。上個世紀的60年代是一個國際局勢錯綜複雜的時代，1963年周恩來總理親自出訪亞非歐14國，爲抗衡美蘇帝國對亞非的滲透、也爲擊破美蘇企圖孤立中國的陰謀，中國進入了一個急需大力發展外交的關鍵時期。爲此，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1964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得以建立，同時建立的還有廣州外國語學院、大連外國語學院、天津外國語學院等四家外語類高校，這批外語類高校也成爲了國家外語人才培養的新的一批重要基地。與此同時，出自深謀遠慮的戰略眼光，周恩來總理還同時在一批綜合類高校裡，包括吉林大學、南開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等建立了一批日本問題的研究機構，專門針對國際關係、國際政治、歷史、外交問題進行研究並培養專門人才。這兩條軌道從某種意義而言，從建立之初就具有不同的職能，一類以問題研究爲核心，一類以解決當時急需的會說外語、能立刻從事外交外事工作的人才培養爲核心，兩條軌道各司其職。由此，外語類高校在很長一段發展的過程中，相對比較集中在外語能力的培養與教育上。這也致使我們的外語類高校畢業生在畢業後需要付出更多更長時間的努力，在外語能力之外需要不斷加強對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外交歷史領域、區域國別等領域的學習和歷練後才能真正站到勝任國家重要外事外交工作的崗位上。這也是之所以說外語人才培養需要緊扣國家人才戰略需求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可以看出，科技人才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關鍵和重點，總書記也同時提到雙一流大學在國家人才儲備中的重要職能。那麼，是否外語教育與人才儲備就不重要呢？並非如此。國家始終將外語學科的進步與發展放在戰略規劃中。2013年國家對外語學科進行了學科內涵與架構的改革，2020年發佈了新文科建設宣言。在此中，外語學科在文明互鑑中的重要位置不僅再次得到了強調，同時外語在跨學科融學科、複合型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價值和作用也得到了確立。另一方面，國家也正在加強外語翻譯人才隊伍的建設，外語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中的作用更加毋庸置疑。可以說，在當下時代，外語前所未有大有作爲，外語人才的培養也更加需要守正創新、與時俱進。

今天聽了各位專家的重要發言之後深受啓發的其中一點即在於，在日語的人才培養中，例如幾位專家都提到的明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除了值得紀念的50年邦交歷史之外，中日在臺海問題上劍拔弩張的程度完全不亞於中美關係等，對於這樣的一些國際問題，我想很多我們的教育者和日語學習者都沒有專家們這麼深刻的認識和問題意識，這是需要我們今後更多去關心關注的重要領域，它與我們的人才培養也有着密切關聯性。

目前全國有超過500所高校設置有日本專業，在校日語學習者多達幾十萬人，甚至日語的高考生也在快速發展突破20萬人規模。另一方面，中國年輕人對日本的印象和日本年輕人對中國的印象完全不一樣，身處爲國育才、爲黨育人的第一線，爲誰培養？培養什麼樣的外語人才？怎麼培養至關重要。在當下外語人才的培養中，價值觀引領與思政教育都體現出前所未有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我個人在承擔中日政府間的雙邊貿易談判、中日韓教科書問題的研討等翻譯工作時均深刻體會到，外語介入的首先是立場和站位。

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正如「中評智庫思想者論壇」的名稱所示，不僅在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的研究與研判中，未來，在國家外事外交戰略決策中，在人才培養和人才儲備中，智庫都將日益呈現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和意義，這也意味着，智庫需要發揮其不可替代的日益重要的責任擔當。當然，在外語人才的培養中，在日語人才培養中，我們也希望智庫能更深更廣泛地產生作用。因此，準確的來說，我今天來參加這個論壇的首要目的應該是尋求解決方案。

當然，中日民間交流在中日關係中所起到的作用始終舉足輕重，我作爲日語專業的負責人，多年來看到並經歷過很多日本民間財團在中日民間交流、中日關係中所付出的努力。例如伊藤洋華堂的「謝恩育英才團」、永旺1%俱樂部等都在中日民間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在對中國的日語教育與人才培養的支持與贊助上不僅投入的力度夠大，而且持續時間夠長，有些項目甚至持續超過10年20年，毋庸置疑，其中也包含了中日兩國社會、文化的相互交流、滲透與相互理解，其深遠的價值和意義不容忽視。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關係複雜而重要，我們作爲日語教育者，站在人才培養的一線，培養什麼樣的日語人才、怎麼培養是我們最根本的任務與職責。爲此，在加強學科的內涵式改革、做強做好外語學科發展的同時，定位好中日民間交流的價值和意義，做好中日民間交流、服務中日關係、培養出能緊扣國家人才戰略需求的日語人才是我們需要持之以恆付出努力去實現的目標。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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