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四個向度

（原標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四個向度）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作者：王慶豐（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基於對人類文明發展大勢的深刻洞察作出的科學判斷。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魂脈”與“根脈”，奠定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石。在此基礎上，中華民族在人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國家與國家等不同維度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明觀念，並在建構具有民族擔當、歷史自覺和人類價值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進程中呈現爲主體文明、共享文明、生態文明、天下文明等四個向度。

全面發展的主體文明

文明歸根結底是人的文明，文明的發展程度與人本身的發展程度具有歷史一致性。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其首要意義上，是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在新的文明實踐中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西方現代文明甫一展開，充當“真正的歷史主體”的就不是“人本身”，而是“能動的”資本。資本具有了“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着的個人卻喪失了“獨立性和個性”，人的命運總是受到資本的抽象支配。這種現代文明，被恩格斯視爲“隱蔽的奴隸制”或“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在此境遇中，人喪失了主體性地位，只是“能動的”資本的一個客體性存在。一方面，資本主義把人類的物質文明變成了物慾的狂歡，“物化”“物象化”“拜物教”等概念表徵了現代人異化的生存樣態；另一方面，“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資本主義文明雖然構成了現代文明最初的甚至是普遍性的形態，但並不構成最終的、整體態勢的命運，需要被人類所揚棄。

馬克思認爲，人類社會的變遷大體經歷三個階段：古代社會——人對自然的完全依賴階段；現代社會——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階段；未來社會——“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爲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始終充沛着對“學以成人”“君子人格”“內聖外王”等完整人格的追求。習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語》中指出：“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人類不僅追求物質條件、經濟指標，還要追求‘幸福指數’；不僅追求自然生態的和諧，還要追求‘精神生態’的和諧；不僅追求效率和公平，還要追求人際關係的和諧與精神生活的充實，追求生命的意義。”這一論述，是對主體文明觀念具體而深刻的表達。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座標上，建構並譜寫現代文明，並在實際的文明成果中賦予人以真正的歷史主體地位。這一全面發展的主體文明，其核心要義在於：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狀態下人的異化生存樣態，使人從壓抑性單向度的人走向自由全面發展的人。

人民本位的共享文明

人不是孤立的個體存在，而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文明的進步不僅僅通過人本身來體現，也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表徵。不同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反映出不同的文明發展程度。

在資本主義文明的條件下，人與人的關係雖然超越了自然經濟或農業文明中的相互依賴狀態，但卻形成了“使人成爲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其原因在於，“經濟關係的無聲強制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僅由於“物”本身的中介而疏離、陌生了，而且更加呈現出一種“非人”的關係。作爲“經濟關係的無聲強制”的資本權力，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權力”，更是一種“政治權力”。資本的這一支配性權力，最終造成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奴役和剝削，使得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巨大物質文明成果爲少數人所壟斷。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理念、政治模式、制度設計以及整個社會運行，都是以資產階級能夠獲得利潤爲原則，並最終服務於資本主義國家。作爲西方民主制度核心要素的議會，其本質上也只不過是資產階級這一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可見，資本主義文明在其本質上是一種私享文明。

基於對資本邏輯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未來社會要“把資本變爲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改變財產的社會性質，讓資本“失掉它的階級性質”。與此相契合，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本”“大同”“小康”“和合”等理念和構想，體現着中華民族獨特而鮮明的價值目標和文化追求。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提出和構建，之所以能夠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和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其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共享文明。而共享文明意味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對抗性關係，而是平等和諧的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廣大人民羣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進程中，我們黨重視規範和約束資本的逐利本性，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殖和發展，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也注重教育引導資本主體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信用信義、重社會責任；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堅持發展爲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與此同時，我們黨通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使民主成爲人們的生活方式。實踐中，無論是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還是共同富裕的紮實推進，無論是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理念的確立還是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推進，無不彰顯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人民爲中心的共享特徵。

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自然界的邊界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存在論限度。在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條件下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種對抗性關係，而生態文明則彰顯着一種全新的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文明觀念。

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傳統工業化迅猛發展，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態系統原有的循環和平衡，造成了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帶來文明的機能失調。資本主義文明下，人與自然是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資本主義文明在將自然祛魅的同時，“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把自然降低爲被征服、被物化的對象。建立於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的西方社會發展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續，就是因爲其經濟增長是以掠奪自然、破壞自然爲代價的，而“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表現爲物質變換關係，人應通過勞動在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恩格斯強調，“因此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主張“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的天人合一思想。立足這些理論資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上實現了思維方式的轉變，即超越那種把自然作爲被壓榨、被掠奪的對象的觀念，把人與自然的關係扭轉爲和諧共生的關係形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生態文明並不和工業文明或經濟增長從根本上相對立，它只是和資本邏輯支配下的增長主義相對立。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文明也不是消極地順應自然，而是倡導綠色發展理念，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相協調，實現生態經濟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在此意義上，“和諧共生”是人與自然的積極和解，不僅是一種共處方式，更是一種發展方式。一方面，通過產業生態化，提高生態經濟效率，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實現最大的經濟效益，在創造金山銀山時保護好綠水青山；另一方面，通過生態產業化，使生態系統服務具有經濟價值，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融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之中，致力於實現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協和萬邦的天下文明

人類社會進入現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成爲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藉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以資本主義文明爲標誌的西方社會，逐漸形成了“西方中心論”的自我優越意識，最終導致文明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與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這在處理國與國的關係方面體現爲“中心—邊緣”的一元現代性模式。

馬克思所批判的“虛幻的”共同體正是這樣：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共同體。“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僞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資本以它自己的面貌創造一個世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這種創造方式卻是極其不平等的“從屬”關係：“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國與國之間的“從屬”關係，凸顯出現代政治解放的未竟之處，更反映了文明時代的政治野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傳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諧理念。我們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侵略、欺負他人，不會稱王稱霸。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將繼續以中國的新發展爲世界提供新機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兼愛非攻”“以和爲貴”“講信修睦”“協和萬邦”等思想，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中，集中展現爲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實踐。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

由此可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文明的內涵上就是主張國與國之間相互依存、命運與共、合作共贏。相互依存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結構性超越，即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於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超越“中心—邊緣”模式，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命運與共是對“文明衝突論”的系統性批判，即在文明交流中加深對不同文明間差異的認識，承認各民族國家文明的獨特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從全人類共同福祉出發，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和而不同、兼容幷蓄的文明交流；合作共贏是對“國強必霸論”的總體性解構，即堅持和平合作、互利共贏，力求推動各國共同發展，建設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是當代中國關於文明的“自我主張”和“自我創造”，它變革並定向了人類現代文明的發展航道，必將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彰顯世界歷史意義。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29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