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各階層分析（深度好文）
作者簡介
朱光磊，南開大學講席教授，中國政府發展聯合研究中心主任；
韓林秀，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政府發展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是現階段中國社會最基礎、最深刻的變化。它影響着中國的社會發展走向與公共政策制定。
在不同力量的疊加影響下，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也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更加複雜，階層發展狀況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一、工人階級隊伍的總規模增長平穩，白領的數量繼續增加，“藍白”工人之間的融合程度提高，但各自內部的分化特徵正在凸顯
在中國，“工人階級”在傳統上主要是從政治生活的角度來使用的，主要用於分析人民政權的政治基礎。工人階級作爲分析社會成員構成的一個基本概念，涵蓋的社會成員非常廣泛。
當前，僅狹義的工人階級，也即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就已經超過4億人。無論是廣義的工人階級，抑或狹義的工人階級，都已成爲中國人口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涉及範圍最廣的羣體。
這裡重點分析的是狹義的工人階級。
在他們當中，白領階層的數量隨工人階級隊伍的擴大而逐漸增長，但藍領工人仍占主導地位，現階段藍領與白領工人之間的規模比約爲2∶1，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所在的最發達的都市圈白領員工比例要更高一些。
藍領階層與白領階層呈現“大融合、小差異”的發展趨勢。
隨着知識的普及與機械化電氣化的廣泛應用，藍領工人的素質得到顯著提高，在工作環境、薪資待遇、勞動保障等方面與白領工人之間的差距正發生可見性的縮小。
當前，“藍白”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體力型藍領工人與創造型白領工人在薪資收入和公共服務產品獲取方面的差別。
在藍領工人內部，更爲明顯地分化爲體力工人和技能工人兩個羣體，其中，體力工人即傳統的藍領工人階層，通過體力和簡單工具完成所需勞動，主要存在於搬運、裝卸、裝配、組裝等重體力、高風險、低收益的勞動環節，集中於工程建築、採礦冶煉、服裝製造、倉儲理貨等工作領域。
該羣體主要源於農民工隊伍，低學歷是其主要特徵。隨着新技術的應用、智能製造和自動化技術的升級以及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衆化，這一羣體的規模正在逐漸縮小，而技能工人隊伍正逐漸擴大。
技能工人不同於歷史上存在過的手工業工人、手工業者和手工藝人，他們主要是依靠對機器設備的熟練操作來完成生產過程中高精度、高效率、高水平的精加工與產品裝配工作。
他們因爲有一技之長，所以有更多的機會獲得較爲穩定的工作崗位。在數字化和智能化等高度自動化設備的應用下，工作車間也更加整潔，因此他們的工作環境和勞動保護與體力型工人相比具有明顯優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師徒關係已經逐漸被淘汰，職業院校與技工學校爲技能工人隊伍培育了大量的高質量人才，相應的技能等級考覈標準也更加科學公正。
在中國工業體系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下，技能工人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勞動者隊伍。根據《第九次中國職工狀況調查（報告卷）》的信息，截至2021年年底，參與技能勞動的工人數量超過2億人，佔總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其中無技術等級的勞動工人佔勞動人口總數的74.5%，高級工及以上水平的技能工人僅佔5.4%。
這一數據反映出中國技能工人隊伍規模仍然偏小且質量不高的現狀。
白領工人內部分化產生了技能白領羣體。他們具有與傳統白領工人一致的工作環境，同樣在乾淨適宜的辦公室區域進行相關勞動。
與從事創造性工作的腦力白領勞動者不同的是，技能白領的崗位工作並不大需要他們進行獨立的思考，甚至是排斥他們的個性化思維。
他們與藍領技能工人一樣只需要執行上級交給的任務，甚至是按照規範流程執行即可，他們工作的主要內容是通過計算機、網絡與電話完成相應的文字、圖表以及簡單的信息傳遞。
從工作性質來看，他們與在工廠生產車間中操作機器按鈕的藍領技能工人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他們的工作依靠計算機、網絡與電話。因此，這個羣體的收入與藍領技能工人相比並沒有多大優勢，甚至低於較高水平的技能工人。
當前，剛入職的大學畢業生和多數無級別職工都屬於這一階層。在計算機和互聯網普及化的今天，他們的工作越來越不需要特殊的崗位培訓和學歷積累，這是高學歷職工對工作不滿的深層次原因。
由於其工作缺少場域要求，加班成爲該羣體在現階段的重要特徵。技能白領工人和技能藍領工人在工作環境、薪酬待遇等方面的諸多相似之處使得藍領與白領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中間羣體隊伍逐漸變得龐大，這有利於“藍白”融合和促進中等收入羣體的形成。
與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白領階層和技能藍領階層人數及佔勞動人口的比例仍然偏小，藍領工人尤其是體力工人與白領工人之間在社會認同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隔閡，有些潛在的錯誤認識不利於社會團結和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二、傳統農民階級進一步分解，農業勞動者階層的數量進一步減少，一個以職業農民爲主體的新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呼之欲出
當下，中國的廣義農民已經形成了一個圈層結構，即由“農業勞動者”“農村居住人口”“農村戶籍人口”所構成的交錯疊加的三個“圈層”。
截至2022年，這三個“圈層”對應的人口數量分別爲1.77億人、4.91億人和6.73億人。第一產業從業者隊伍從1978年70.5%的勞動佔比下降到2022年的24.1%，雖然下降幅度很大，但這一比例與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1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然偏高。
受人均土地面積和耕地條件的限制，多數耕地的機械化水平仍然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規模化、機械化的耕種作業趨勢爲傳統農民羣體的進一步分解提供了推動力；與此同時，城市化建設爲勞動力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崗位、較高的薪酬和更便利的生活環境，拉動着農民向工人的轉變。
在一推一拉之間，傳統農業勞動者正在以每年接近1000萬人的規模持續減少。早期人口流動帶來的農村人口“空心化”之類的社會問題，也將隨着人口流動的高水平發展而逐步消解。
一方面，進城務工人員生活穩定後會陸續將親屬接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隨着農村務工經商人員的增多和城市建設發展，不少農村地區也將發展成爲城鎮，爲人口向城鎮流動提供了更多低成本的選擇。
隨着農村戶籍圈層與農村居住圈層人口數量的不斷減少，農業勞動者階層的規模將逐步趨於穩定，一個以職業農民爲主體的新的農業勞動者階層（狹義的農民階層）已經開始形成。
新型農業勞動者將農業勞動轉變爲一種職業，從業人員更爲徹底地擺脫了“農民身份”的束縛。新型農業勞動者階層成員未必出生在農村或農業勞動者家庭。當前，城市人口進駐農村地區開展新型農業生產活動已經初見端倪。
參考發達國家的發展規律，新型農業勞動者的人均耕地面積較大，有利於開展機械化生產作業，並且他們有技術、懂管理、會經營，與市場的聯繫更加緊密。
農村的社會生活條件、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水平，也會隨着戶籍制度改革而逐步得到進一步優化。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濟低迷等原因，城市化進程有所減緩，農民數量減少的速度有所下降，相較於2021年，2022年農業勞動者人口增加600萬人左右，爲近20年來首次反增。
當前，全國正在實施新一輪“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行動，在這一政策的支持下，農業勞動者與農村居住人口的規模勢必將在高水平的人口流動下進一步縮小。
三、知識分子階層繼續充當社會精神風尚的帶動者，在生產與流通、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引導性作用進一步增強
廣義的知識分子包括專業技術人員（狹義的知識分子）、公務員羣體和具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企業白領羣體三個部分。
廣義的白領羣體由企業中的白領員工（狹義的白領）、專業技術人員和公務員羣體三個部分組成。
因此，廣義的知識分子與廣義的白領之間在來源、學歷、職業方面形成了“三三對應”的格局，他們各自有一個成爲核心。
在理論與實踐充分結合的勞動環境下，廣義的知識分子和白領工作人員這兩大羣體實際上是很難從社會現實中剝離分開的。當前，接受過高等教育（含大專）的人口數量大體相當於廣義的知識分子規模。
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全國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爲2.17億人，約佔總人口的14.4%；而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0.7%左右。
在40多年的教育事業發展下，高等學歷人口占比提高了20多倍；文盲率降至2.67%；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7%。
中國社會成員的總體文化素質早已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普遍低學歷狀態，其更高水平的文化程度推動着國家生活和公共管理事務向更高水平發展。
在廣義的知識分子大幅增加的情況下，難以繼續使用“知識分子”作爲階層分析的一個基準概念，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概念實際上正在被邊緣化，使用起來很不方便。
狹義的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在哲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技術、醫學與生命、文學與藝術等精神文明領域從事知識的創新與發展相關工作的社會成員。發展和創造新的知識是他們的主要特徵。
他們既區別於企業中的白領階層，也區別於公務員階層，現階段主要以各類學校、醫院、科研院所等爲平臺從事文化與專業技術工作。
他們的主要特徵是能夠完整地、系統地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同時在專業或技術上具有突出的縱深性。
他們不是過去意義上的“文人”，更不同於過去的“士”。用“專業技術人員”這個詞來表述現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可能更加確切。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在科學技術的助推下突飛猛進，與此同時，整個社會也要注重人的精神文明追求和社會的精神風貌。
人口的高質量發展對國家的精神風尚、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專業技術人員將在這方面發揮自身的優勢，爲社會成員和各類組織提供優質的、豐富的精神食糧和準確的科學規律認識。
在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化的今天，專業技術人員在意識形態和人文風貌建設方面發揮着積極的浸潤作用。他們是各個行業的高質量人才，同時也間接影響着勞動隊伍的素質。
比如，越來越多的民營經濟人士接受高等教育或專業學位的系統訓練，這使得他們有機會在意識形態、社會認知、生活作風等方面受到更爲積極的影響和接觸到國內外更爲廣泛的專業信息。
四、農民工階層在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和相關政策調整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出現了增長速度略有減緩、增長數量略有減少的現象
“鄉鎮企業職工”的概念已經基本淡出學術研究與政策制定領域。將“農民工”區分爲“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兩個部分這一觀點，已經得到確認。
農民工羣體分佈格局基本穩定，外出農民工略多於本地農民工。據國家統計局歷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量爲2.91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1.17億人，外出農民工1.74億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爲2.86億人，爲農民工隊伍首次負增長。
2023年，全國農民工隊伍約2.98億人，爲歷年來最大規模，較2022年增長0.6%，其中，本地農民工1.21億人，外出農民工1.77億人。
除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政策上的疏引工作也有效控制了農民工的增長規模，其中，跨省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從2017年的7675萬人逐年降低到2023年的6751萬人。
勞動力人口在省際間流動程度有所減緩甚至下降，這一態勢值得注意。除了新冠肺炎疫情這一臨時性影響因素外，戶籍制度下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均衡等頑固性束縛因素的負面作用正在凸顯，外出務工的成本上漲。
與此同時，省級政府統籌發展，地方政府積極推進地區的城市化建設，努力留住勞動力並安置就業的政策性因素髮揮了積極作用。
由於經濟形勢和人口規模的變化，農民工階層的人口數量今後不會有太大的增加幅度。
從“入口”來看，一是中國人口邁入負增長階段，農村地區的“空心化”狀態造成適齡生育人口減少；二是農民的三個“圈層”的人口規模近年來都在逐漸縮小。
這些因素反映了農村地區的人口總數在持續減少，農民工的“來源”在縮小。從“出口”來看，由於政策的牽引性作用，農民工轉化爲城市人口的速度將逐漸實現高於農民工增長速度。
因此，這一階層的規模將不會再有大幅增長。但是，由於農村人口基數大，城市中的公共資源體量不大，在短時間內農民工規模也難以充分消解，所以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將出現一個平臺期。
農民工羣體會越來越具有過渡性階層的特徵。
一是大專及以上學歷羣體佔農民工隊伍的13.7%，其中不少爲戶籍仍留存在家鄉的剛畢業大學生，他們有較多的機會獲得穩定的崗位，並由此實現地域上從農村到城市和勞動形式上從農業到工業、服務業的雙重跨越。
二是農村戶籍人口開始在高水平程度上融入城市生活。當前，農村戶籍人口比農村常住人口多1.82億人，值得注意的是，年末在城鎮中居住的進城農民工爲1.28億人。這說明，不少農民工已經在城鎮中“紮根”居住，他們在工作和生活狀態上都已經是城市人口了，農村戶籍是他們“農民身份”的最後痕跡。
三是從2015年開始，新增農民工主要是本地農民工。考慮農村勞動人口普遍兼業的情況，本地農民工的實際數量比統計數據會更大，並且隨着城市化的推進，不少農村地區將發展爲城鎮，他們在工作性質與生活狀態上都已經難以稱爲農民了。
農村農業勞動者通過進入農民工隊伍，首先從工作性質方面轉變爲工人，然後從生活環境方面轉變爲“城市人”，逐步地實現了自身的階層躍升。我們不能用“農業產業化”的概念把已經轉化到第二、第三產業的農村人口“遮掩”起來。
五、個體勞動者階層規模近年來的增長速度迅猛，線上平臺成爲從業者的主要經營方式
個體勞動者階層作爲改革開放後最早起步、重獲發展生機的階層，一直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着“神經末梢”的作用，滿足了廣大城鄉居民的就業需求和日常生活需求。
在2000年前後，受連鎖超市、市容整頓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個體勞動者數量一度減少至4587萬人。
近年來，隨着網絡購物的興盛和相關管理的規範化，個體工商戶和相關從業人員規模再度擴大。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年底，全國登記的個體工商戶達1.24億戶，佔經營主體總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帶動約3億人口就業。
如此巨大的個體經濟規模，反映出我們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水準仍然不高以及相關社會體制機制的建設水平仍有待提升的現實。
個體經濟具有資本規模小、工作形式多樣化等相關特點，使勞動人口就業面得到擴展，有利於低勞動技能人口（如4050人員）通過自僱的形式增加家庭收入，同時相應減輕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負擔。
個體經濟是城鄉就業格局中的底盤，發揮着支撐民生、促進社會成員交流互動的作用。
個體勞動者首先是勞動者，是勞動與生產資料的結合者。當前，個體經濟從業者仍然以家庭成員爲合作基礎。
不同於20世紀經營店鋪的個體工商戶，網絡服務、移動購物是該階層在新發展時期的主要經營方式。現階段，個體勞動者主要源於待業人口、家庭婦女和農民工，其中不少從業人員屬於兼職工作。
他們的收入狀況從20世紀末期的優勢狀態走向大衆水平，儘管網絡店鋪的形式使其能有機會更廣泛地獲取客戶源以獲得更高的收入，但大多數從業者的收入水平並不高，甚至是城市中較低的收入羣體。
目前，新增長的個體工商戶主要集中於網絡購物平臺，打理實體店鋪的仍然偏少。
一方面，連鎖超市的影響力和市容市政要求的雙重影響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網絡平臺使相關從業人員擁有便捷的審批手續和“零成本”的店鋪投入，他們不再需要爲店鋪的裝修維護、水電氣網等相關事宜操心。
在互聯網、通信技術的助力下，個體勞動者與商品生產商的聯繫更加緊密，各類生活用品的個體工商戶從業者更像是生產公司的一個銷售員，但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們不需要囤積商品和擔心商品質量。
由於通過個體商戶下訂單、生產商直接發貨的新形式免去了各種中間環節，因此個體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也更加靈活。線上平臺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人們生活區域的實體店鋪和相關服務發展不充分。
在網絡主導的新態勢下，如何引導個體勞動者在社會成員急需性需求、個性化需求領域爲居民提供近距離、直觀的服務值得重視，尤其是服務類店鋪在城市中的佈局規劃和提升服務品質，都值得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進一步探究。
六、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融合發展，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數量有所增長，並且社會化發展特徵明顯
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化向縱深發展的潮流下，在各種經濟形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下，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努力使“推動經濟發展”與“堅持發展好非公經濟”更好結合的條件下，私營企業繼續保持了穩定發展的態勢，投資人規模也有所增加。
私營企業是民營企業中的主要組成部分。截至2023年9月，登記在冊的民營企業數量已超過5200萬戶，民營企業在企業總數中的佔比達到92.3%。由此估計，私營企業主人數在8000萬人左右。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將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民營企業的特徵概括爲“五六七八九”，即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當前，民營企業進出口規模佔進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24年第一季度達到了54.3%。它們在科技研發、對外交流方面也發揮着不可小覷的作用，尤其是在聯絡港澳臺地區民間力量和國際經濟交流中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各類民營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但整體上他們的規模普遍偏小，主要存在於低技術、輕資本、少研發的領域，其中批發和零售業企業佔比接近6.3%。
截至2022年，全國規模以上的民營工業企業數量僅34.9萬家409，主要存在於服裝、玩具、農副食品加工等輕工業和陶瓷、水泥等低技術投入的大宗民用工業品領域。傳統的家族式經營仍佔主體，大多數企業主的家庭收入並非“富豪”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私營企業的社會化發展正在提速。
第一，中國的私營經濟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着企業股份制的世界性潮流，隨着企業規模的發展和爲了降低投資與經營風險，股份制成爲私營企業主的主動性選擇。
與此同時，企業註冊開辦的門檻越來越高，註冊資金數也越來越多，從企業註冊開始就面臨着多位合夥人的情況。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私營企業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屬於某一個人的私產了。
第二，企業的大量資金用於購買廠房和生產設備，並且多數資金源於社會貸款，它們作爲固定資產由廣大勞動者共同使用，而非以貨幣的形式由企業主個人保管。
第三，中國的私營企業主並非西方資本家那般是完全脫離生產經營活動的食利者，他們仍然是資本與管理性勞動的結合者。
第四，中國的私營企業與公有制經濟組織在社會建設和具體業務中彼此交融，在已經比較成熟了的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過程中，它們彼此規範、相互學習，已經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良性關係。
因此，從發展態勢上來看，隨着混合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私營企業”“私營企業主”的概念有可能被“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主”的概念所取代。
七、靈活就業者羣體已經發展成爲一個階層，且規模龐大，對傳統的勞動方式和政府的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相關監管工作形成了新的壓力
靈活就業者是指不同於以工廠製爲基礎的主流就業方式的勞動者，他們在勞動關係、勞動時間、收入方式、勞動場域、保險福利等方面具有高度的靈活性與自主性。
中國人口衆多且資源緊缺，在常規就業崗位長期供不應求的背景下，在互聯網技術發展的推動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下，以非正式的企業勞動和靈活的在崗時間以及自由的工作方案爲主要特徵的靈活就業者階層應運而生。
個體勞動者、自由職業者以及零散務工狀態的農民工和家政保姆類從業人員是傳統的靈活就業者的代表。依託互聯網、數字平臺、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契合數字經濟的企業吸納，形成了新型靈活就業者隊伍，他們與非全日制工作者共同構成了狹義的靈活就業者階層。
狹義的靈活就業者主要包括網約車司機、配送員、網絡才藝直播人員、線上輔導教師與文旅講解員等新型就業形態人員。
他們具有就業方式靈活、羣體結構零散、成員流動快速等特點。他們與傳統的靈活就業者一起，形成了廣義的靈活就業者，因此，在規模上形成了大小兩個圈層。
靈活就業者作爲新興階層，現階段集中於商品的流通、交換、配送和文化培訓、生活服務類等消費領域。階層成員主要以互聯網爲工作媒介，由此衍生出複雜多樣的勞動崗位。
相關從業人員背景複雜，工作領域多樣，收入水平也參差不齊。團隊組織、個體成員、長期參與、臨時從業等各種工作主體與工作類型繁雜疊加。他們並不直接生產商品，而是藉助於互聯網平臺進行商品的配送和銷售。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與藝術正在成爲一種商品。在文藝作品豐富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也同樣藉助於互聯網平臺進行宣傳與銷售。由於靈活就業者的工作內容基本不需要經過特別的崗位培訓，因此多數靈活就業者在學歷、技能水平、專業素養等方面並無優勢，收入水平也不高。
當前，他們主要集中在低端操作、簡單服務業的勞動用工領域，在社會地位、薪酬待遇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還處於相對弱勢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靈活就業者以簡單勞動者爲主體，但高知識羣體的數量在增加。
宣講銷售、課程輔導、文化介紹等產業在發展的同時，也吸納了大量靈活就業者。由於相關行業的開放性，民間資本的力量在其中干預着社會成員的選擇，“炒作”“誘導”以及大數據“殺熟”等現象屢見不鮮，對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輿論風向等方面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正是由於就業條件的“靈活性”，不僅給從業人員的職業發展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更對傳統的勞動保障、社會福利制度等提出了新的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強對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
這說明，靈活就業者的發展規模和相關從業者的生活狀態、勞動狀態、社會管理與保障都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心，靈活就業形式所帶來和所反映的社會問題也將在政策制定中得到相應的紓解。
八、公務員階層在政治行爲方式、規模等方面充分保持穩定，考覈方式更加科學，收入更加規範，工作也更加辛苦
根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16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中國有編制的公務員，也就是狹義的公務員數量在2016年達到719萬人，此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和統計部門一直沒有更新相關數據。
廣義的公務員還應算上參公、黨羣、工青婦以及在相關係統工作的在職人員，當前總數1900多萬人，大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4%。
上述兩個規模及比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比較低的。相關從業人員與其他行業從業者的平均工資相比較，他們的實際收入並不算高。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央八項規定和嚴厲的反腐措施背景下，公務員的薪資待遇得到規範，少數人的灰色收入得到有效遏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過程中，在國際經濟和自然因素等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情況下，公務員在當前是收入、生活方式上最爲穩定的一個階層。
正因如此，“考公”成爲社會成員追求“穩定”就業的首選。一方面，隨着城市化加速發展、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推進，公共事務也將隨之增加；另一方面，社會大衆對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管理的要求不斷提高，公共事務處理向高水平、精細化發展。
這些因素都可能會促進公務員規模的適度擴大，同時會在建立數字政府和“持續精減、重點增加”的原則下，在不同層級與部門之間實現公務員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從1989年起，公務員招錄正式確立考試選聘制度。大學本科學歷已成爲當前各崗位的基本要求，這反映了公務員隊伍基本素質的提升。
近年來，公務員崗位尤其是選調生崗位對應聘人員的學歷、專業進一步提出了具體要求，說明公務員隊伍的發展開始向專業化邁進。公務員的工作需要每天處理大量的政策信息和現實事務。
在現代化與後現代化同時建設的階段，他們的工作十分辛苦。與“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報紙看一天”等並不準確的模糊說法相比，他們的工作更多是“5+2”“白加黑”，加班成爲常態。
需要強調的是，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屬於領導幹部，更不同於封建社會時期的“官老爺”；與其他社會勞動成員一樣，公務員是辛苦的勞動者和社會的建設者。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公務員階層是一支願意爲民辦事的隊伍，他們作爲一個階層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基礎作用和引領作用將繼續得到凸顯。
九、社會流動狀況基本正常，並沒有形成所謂的“階層固化”
現階段，一個社會成員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從農村到自己期望的城市生活，選擇自己所向往的行業從事勞動已經不再具有政策上的限制。教育仍然是實現階層跨越的強勁推動力。
儘管由於教育的普及化使得學歷的邊際效益有所下降，進而在社會上演變爲“讀書無用論”“躺平”等不良輿論，但事實上，教育在改善社會成員的勞動條件、工作環境、薪酬待遇、公共產品獲取、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仍然起到顯著的積極作用。
如前所述，技能藍領工人的不足，白領工人隊伍的弱小，都需要有一定的學歷和經過特定培訓的社會成員方有機會與能力從事相關工作。學歷條件從個人就業的“充分因素”逐步轉變爲“必要因素”。
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創造了大量新行業、新崗位，對社會成員的勞動力素質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些因素既爲社會成員的分化與流動提供着持續性拉動力量，也爲社會成員提供了更爲豐富與廣闊的社會選擇。
社會成員在流動過程中遇到的不合理現象也將“倒逼”相關社會政策的優化，尤其是推動不平衡不充分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資源不斷地進行整合與改善。
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和社會分工的持續細化，各行業中將產生越來越多的低知識、高技能需求的崗位。
如何在複雜的崗位需求與教育定位之間進行協調，仍然有待研究和對教育及勞動制度進一步優化，打破技能型從業人員發展天花板，打通不同領域勞動者的晉升通道是制度性改革的關鍵。
需要承認的是，社會成員若要實現長距離的階層流動，阻力仍然存在。這是因爲，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仍有待提高，社會成員對階層躍升的期待遠大於經濟發展給他們帶來的實際物質獲得，同時既得利益羣體的封閉作用也不容忽略。
當下，要警惕的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可能出現的部分人員不得不向下流動的問題。
這主要是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深化階段，我國社會同時面臨着全球經濟低迷的外部環境，有一定數量的社會成員不得不從優勢階層流向普通勞動者階層。
比如，民營企業主再度成爲普通職工的情況已經屢見不鮮。毋庸諱言，中國的社會成員在心態上尚未做好“能上能下”的認識準備，尤其是經濟波動所帶來的向下流動對中等收入羣體的影響更爲明顯，這更加劇了“階層固化”輿論的泛濫。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社會成員在階層之間的流動仍然是強勁的，道路是暢通的，無論什麼時候，要想實現個人的追求，沒有過硬的本領與實力是不可能的。
十、階層關係的總體情況正常，合作與進步是主基調，但要提防破壞階層和諧的人爲性因素髮生氾濫
長期以來，各階層、各領域人民團結互促、相互融合，爲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內部環境，但是近期也出現了三種需要引起注意的比較極端的輿論情況。
一是不恰當地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排擠民營企業主。
民營企業是在黨的關懷下，在改革開放政策和富民強國政策的幫助下產生並發展的，同時還存在着大量的混合經濟、社團經濟等要素，有自己的獨特性。
黨和政府多次強調，民營企業是自己人，就是強調各類民營企業是我國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平等的參與主體，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的參與者和需要團結的重要力量。
二是在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有一些人常常以比較尖刻的語言評價“專家”的言論，抹黑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斷章取義、張冠李戴的謠言屢見不鮮，某些不恰當的言論形式既不是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態度，也不是尊重知識的表現，相關行爲挑唆內部矛盾，損害專業技術人員的工作熱情。
當前，各領域專家成員主要工作在高校、醫院和科研院所，他們是知識的創造者和傳播者，甚至是某些重大社會問題的發現者和政策的建議者，他們既承擔了國家發展所需各類課題的研究任務，也承擔了大量政府調研和社會公共服務工作。
對他們的過分攻擊實際上是“讀書無用論”的回潮和“反智”傾向的社會表現，某些言論甚至演變爲人身攻擊和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爲。
三是以少數人的腐敗現象爲由，抹黑公務員整個階層。
絕大多數公務員秉承“爲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公共服務的骨幹力量，是社會管理的中堅力量。
對公務員羣體的謾罵和語言攻擊是個體與羣體不分的表現，不能因爲少數人的違法現象而針對一個階層。這種現象不利於階層團結，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進而造成對公共秩序的衝擊。
隨着改革的深化和新經濟形式的發展，社會階層結構日益複雜化，亟須釐清各階層的發展狀態、階層間關係以及不同階層與政府間的關係，而目前相關研究是不充分的。
在新發展階段，階層結構分化與社會成員流動仍然在持續，“以時間換空間”的發展理念仍需堅持。“不折騰、不找事”是維護階層關係和諧的基本原則。
歷史和各國的實踐證明，一個包容開放的社會環境和政治體制更具有發展優勢。在利益交錯的階層關係和錯綜複雜的國際背景下，黨和政府要主動有所作爲，積極處理好公務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與其他階層之間的關係，低收入羣體與高收入羣體的關係，勞動者與經營管理人員、民間資本之間的關係，勞動者中藍領與白領之間的關係。
人均資源不足是階層間矛盾的根本性原因，要牢牢把握現代化建設這個總樞紐，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經濟發展平衡其他方面的差異；堅持改革開放，促進社會成員間的聯繫與交流，通過聯繫促進合作，通過交流消解分歧；
協調好言論暢通與精準發言的關係，避免不良輿論的泛濫；加快推進城市化建設，促進公共資源的配置平衡。應引導各階層成員發揮各自積極性和優勢，共同推動社會建設。
社會成員既要提升個人的業務水平，更要提升辨別是非的能力，尤其是增強社會科學認知，對中國發展現狀有一個科學準確的認識。
來源：《行政論壇》2024年第四期，NKU中國政府發展聯合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