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與中國方案

（圖／美聯社）

日前拜讀黃年先生大作：《嚴肅面對「中國方案」》（上），頗受啓發。

中國作爲一個在國際間體量及影響力日增的大國，自然不免引起各方對中國一舉一動的關心，關心及關切中國何以致此，也關心和關切中國會如何影響世界。我對前後兩個關心與關切，分別以「中國模式」及「中國方案」加以概括指涉。

先講「中國模式」， 此一概念最佳的對照，就是1989年哈佛大學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中所指涉之「美國模式」。福山認爲冷戰中不同體制的實驗與競爭充分證明了美國體制及模式的完善，人類將因此「止於至善」，無需再花精力去做其他無謂的探索了。

哪裡料想得到，過去30年，被福山奉爲圭臬的美國模式狀況百出，完全失去了典範光環，福山雖一再辯解，終顯詞窮；更讓他尷尬的，是一貫被其貶抑的中國模式，卻一再展現出強大生命力，令人刮目相看。如果當年福山以「歷史終結論」來評價美國模式，那麼我認爲，現在或可以「歷史開啓論」來看待中國模式—當代中國的作爲，正是對人類新發展治理模式的一種探索。

由於國情互異，天下沒有任何一種模式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現在中國不會犯當年福山過於草率自大的毛病，也不致重蹈美國的霸權心態，強調自己的一套即是普世價值。當然中國不會反對、也很歡迎國際間的相互切磋，「中國模式」始終就是一種不斷「摸着石頭過河」的探索，它是動態而有生命力的，不存在「止於至善」的心態。

相對於「獨善其身」的「中國模式」，那麼，「中國方案」或許就有一種「兼善天下」的胸襟與抱負了。

美國又是一個最佳的對照組或參考座標。美國作爲霸權的鴨霸作風，川普一句話：「美國優先」就點出了其中精髓，也可以用中國成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爲其註解。

如何面對國際社會，分兩部分，一是處理國與國關係，這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有了定海神針，即1953年周恩來提出之「和平共處五原則」（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至今奉行不渝。其次關於國際關係與事務，則遵守《聯合國憲章》，奉行國際間簽訂之所有國際公約與法律。可以看到，在以上所有方方面面，中美恰恰屬於反差極大的兩個極端。

遵守規範只是「中國方案」中的必要條件，隨着中國的崛起與強大，行有餘力後己利利人，中國已開始對弱小國家大量提供援助、貸款及豁免欠債；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公共產品；中國在聯合國體制下提供了全球最大的維和部隊；即將運作的中國國際空間站開放給有條件的各國參加；中國參與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不斷擴容，爭相加入者排隊等候……，中國正在爲一種與過去霸道國際秩序截然不同的新國際秩序進行探索，這樣的「中國方案」方向與內涵，相信應會受到國際社會更大的歡迎，不知福山以爲然否。

（作者爲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