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儲蓄率世界第一 張軍：建議推行全民公費育兒等社福措施

中國儲蓄率世界第一，張軍：中國民衆存款多恰恰是因爲沒錢，建議推行全民公費育兒等社福措施。（新華社）

據觀察者網報導，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表示，目前中國儲蓄率世界第一，並不是因爲中國老百姓有錢，儲蓄率高反倒說明中國還不是那麼有錢。因爲收入相對較低，同時可能對未來成本支出有比較高的估計。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收入不高，也要在其中留出一部分作爲預防性儲蓄。他建議，政府應推行全民公費育兒等措施。

由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網易財經、網易財經智庫聯合主辦的2023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日前在上海舉行。張軍直言，現在中國包括中央、地區兩級政府真正用於家庭的福利支出還是太少。他呼籲，「國家需要在家庭上面支出更多，家庭才能消費的更多。」

張軍觀察，家庭現在有很多成本幾乎全部由自己負擔，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每年增長5—6％，政府的預算支出完全有可能開始向家庭傾斜，如何讓家庭同步地分享GDP增長？從微觀上講，涉及到整個收入共享的機制該怎麼建立。這些都到了需要認真研究的時候了。

張軍表示，整個國家支出層面上如何能有越來越多的支出用於家庭福利，把有些東西免費給老百姓。比如，現在生孩子和育兒的成本能不能由國家買單？從出生到小學的費用能不能由政府負擔，中國在類似這些福利上的花費還是太少。

張軍認爲，要讓家庭有更多的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國家需要在家庭上花費更多。過去我們爲了經濟增長，把更多的錢投到基建上，改善國家基礎設施；投到企業上，改善企業裝備水平，提高競爭力。但現在很多投資已經沒什麼回報了。

張軍指出，中國三足鼎立的經濟，有政府、企業和家庭三個重要主體。現在看來，家庭是一個弱項，需要有一個系統的政策改變，這個改變也可以說是整個經濟模式的改變，纔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家庭預防性儲蓄過高和消費不足的問題。否則，家庭出於對未來不確定性、對未來成本支出的估計，會持續進行預防性儲蓄。

「所以，要考慮如何能讓家庭的一部分支出成本由國家跟家庭共同分攤，有些乾脆就由國家買單。」張軍表示，應該從戰略意義上考慮這個問題，比如，國家要負擔家庭在生育、育兒、教育、醫療、養老方面的更大份額的支出，來分攤家庭的支出壓力，這樣纔可以讓家庭消費和福利水平得到持續改善，最終也有助於保持經濟的長遠發展的動力。

張軍認爲，育兒費用首先應該完全由國家承擔，因爲中國一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達到六、七十兆元（人民幣，下同），這在過去是需要的，現在不需要這麼多。當然，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因爲這要求整個國家的預算收入、預算支出的方向要有改變，需要認真研究。中國現在的預算支出項目當中，幾十年都沒什麼太大改變，都是投資性和建設性的，消費性的項目和福利支出太少。

張軍認爲，現在要考慮大幅度增加消費型的預算支出項目，從增量上說，更多的錢應該花在家庭層面上。「我不是說中國現在完全沒有在家庭層面上支出，而是我們的財政支出體系需要有一個結構性變化，否則我們很難走出高儲蓄、低消費的怪圈。」

張軍觀察，從全球看，中國製造業的格局已經是相當好了，供應鏈系統非常完備和發達。只不過整個鏈條裡面可能還缺最高階的3-5％的鏈條，一些特別核心和關鍵的技術產品，中國目前仍然主要依賴少數幾個發達國家的企業。

張軍表示，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轉向發展外向型經濟，大力吸引外資，興辦合資企業，加工出口產業獲得快速擴張，逐漸帶動本土企業的轉型。換句話說，中國在吸引外資過程當中，本地企業的工業化水平和技術能力也因爲合資企業的技術外溢，開始逐步提升，並最終發展成爲外資企業的本地供應商，由此，中國的供應鏈開始持續擴大，覆蓋越來越多的領域和行業。

張軍表示，哈佛大學的Growth Lab編制了一些國家的出口技術複雜度指數，2000年中國還排在全球第42位，去年已經到了第16位。美國排在第11位。這說明，過去十年中國與美國的技術差距縮減了一半多。

張軍表示，但畢竟中國還是一個上中等收入的國家，人力資本總量很大，但水平還不像發達國家那麼高，所以中國在技術開發等各個方面，和發達國家還有差距。但中國的方向是對的，將來差距還會不斷縮小。

張軍表示，正因爲如此，其實發達國家比中國更擔心對離岸供應鏈的依賴。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對他們來說被視爲一個巨大的風險。他們現在要「去風險」，這談何容易？尋找供應鏈的第二來源，不僅承擔巨大的調整成本，最多也不過解決少數技術產品對中國的依賴，無法從總體上脫離中國。

張軍表示，所以部分發達國家雖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他並不認爲歐美可以真正擺脫對中國製造業的依賴。反過來，那百分之幾的核心技術產品雖不在中國手上，但隨着不斷的研發和技術進步，技術自主的問題最終可以解決。

「關於美國製造業迴流，我不認爲美國還有什麼製造業。」張軍表示，首先，就規模而言，美國的製造業根本和中國不在一個數量級上，這些製造業即便迴流到美國，美國國內的結構性問題也不會有實質性的改變。有一些企業迴流確實發生了，例如，有個別製造業企業從亞洲轉到了美國附近的拉美地區。現在美國提出不一定完全「在岸」，但可以「近岸」。美國認爲，跨越太平洋有風險，特別是遇到突發的疫情，不確定性比較大。

「美國製造業迴流，能解決讓美國現在面臨經濟問題、結構性問題嗎？美國『鐵鏽帶』工人可以重新回到廠裡面就業嗎？我看都很難。」張軍表示，對美國來講，把製造業放在墨西哥會覺得安全一些，但能想到並不等於做得到。未來能夠把多少原來在中國的這些供應鏈都搬到美國的近岸？沒那麼容易。

張軍表示，對發達國家來說，擺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長遠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通脹壓力，因爲在別的地方找替代都要付出巨大的調整成本，而且幾乎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達到中國的供應鏈規模，因而不可能將製造成本降到中國的水平。成本居高不下，就可能造成美國的經濟、甚至整個西方發達世界經濟增長放慢，導致非常糟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