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保爾·柯察金”
▲奧斯特洛夫斯基（1904年9月～1936年12月），出生於烏克蘭，蘇聯作家，代表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35年獲蘇聯最高榮譽勳章列寧勳章。
作者｜盛禹九
原載｜《同舟共進》
刊期｜2009年第2期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下簡稱《鋼鐵》）一書在我國曾是風行一時的“紅色經典”。年輕時，我曾不止一遍地讀它，併爲書中許多動人情節和名言警句感動。作者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說：“我在這本書裡講的完全是自己的生平”，“書中對真實性所抱的態度是嚴肅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相信：《鋼鐵》中的保爾・柯察金就是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中所描寫的一切是完全真實的。
至今還記得：保爾出生於窮苦家庭，當過司爐工，在哥哥阿爾青的影響下參加革命，入團入黨，參加紅軍，在戰場上受重傷；復員後參加過“契卡”工作，擔任地區共青團的領導；由於勞累過度和舊傷復發，全身癱瘓，雙目失明，又以驚人的毅力在病榻上進行創作……他一生經歷過三次愛情：初戀情人冬妮婭，一個青春煥發的少女，後來成了“酸臭的”闊太太；第二次和麗達的友情因偶然誤會而中斷；癱瘓後和“忠誠的同志”達婭度過最後年月。
兩個“保爾”
不久前，一位俄羅斯專家朋友給我寄來他翻譯的一份資料——記者斯維特蘭娜・薩莫捷洛娃寫的《重鑄的生平》，刊載於2006年11月26日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這篇通訊記述了作者對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瓦西列夫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婭的一次採訪。加林娜的媽媽葉卡捷琳娜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他晚年病中的“護理保姆”，對其情況非常熟悉。女兒從媽媽那裡瞭解到舅舅的有關情況，給讀者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聞的信息。
根據加林娜的回憶：
——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軍人家庭。父親阿歷克賽・伊萬諾維奇參加過巴爾幹戰爭，在戰鬥中表現英勇，曾被授予兩枚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十字勳章。媽媽奧爾加・奧西波夫娜出生於一個捷克林業局主任的家庭，是一個非凡的女性，會講六種語言，而且寫過詩……（奧斯特洛夫斯基）根本談不上是出生於無產階級家庭”。
——“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中）把自己的哥哥德米特里（即書中的阿爾青）加以美化了”，“哥哥童年時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心目中是有很高威望的，但是很快他們就交換了角色。長大以後，意志堅強、性格直率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舅舅是個溫柔的人，不希望鬧事。看到有人發生衝突的時候，他總是力圖躲在一旁”。
——“柳博芙・鮑利謝維奇（冬妮婭原型）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謙虛的女性”。她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思想進步，十月革命後“擁護蘇維埃政權，當了一名教師，丈夫遭到了鎮壓，再也沒有嫁人”。她很珍惜和“保爾”的一段感情，“保爾”去世後，曾專程看望加林娜一家。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忠誠的同志（妻子達婭）在結婚後沒過幾年就離開了他”，後來“嫁給了他（即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親哥哥德米特里”，“姐姐葉卡捷琳娜成了他（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護理保姆”。
更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加林娜下面的幾段話：
——“不久前從檔案材料中發現，奧斯特洛夫斯基曾受過法庭的審判。在內戰年代，他曾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也反對‘肅反運動’”。
——“媽媽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朋友面前經常承認說：我們所建立的，與我們爲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我有機會同他的朋友阿納托裡・索爾達托夫談過一次話，索爾達托夫承認說：如果科利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暱稱）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後一些時間就會有人‘幫助他離開人世’”。
讀完這篇訪問記，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腦海中頓時出現了兩個“保爾”：
一個是我過去了解到的“保爾”——《鋼鐵》一書中的“保爾”——對布爾什維克黨無限忠誠，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工作中奮不顧身，癱瘓後頑強從事寫作……他曾經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另一個是今天我瞭解到的“保爾”——一個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別是非的真正革命者，不僅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工作中奮不顧身，而且敢於抵制黨的錯誤路線和政策，在晚年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同樣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無疑，後一個“保爾”重鑄了他的生平，極大地擴展和提升了他的思想、道德和人生境界，更加值得我崇敬和學習。
“保爾”妥協
從奧斯特洛夫斯基外甥女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保爾”的一生充滿着矛盾：他參加紅軍，卻“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他從事“契卡”工作，可又反對“肅反”。加林娜沒有說明，奧斯特洛夫斯基是在什麼場合下“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的。這給人們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人們分析說：“保爾”在戰場上是叱吒風雲的英雄，他的額部中了子彈，險些丟掉性命，在戰場上，他是不可能“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的，只能是戰場外的其他場合。那是什麼樣的場合？
1918年9月5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公佈《關於紅色恐怖的決議》。《決議》中指出：“在目前的形勢下，以恐怖方法來保障後方的安全，是絕對必要的……必須採用將階級敵人送往集中營實行隔離的方法，來防止他們對蘇維埃共和國的侵害；必須將所有與白衛組織、陰謀和叛亂活動有關的人予以槍決。”根據這一《決議》，1917～1918年有約100萬人被處決。
奧斯特洛夫斯基很可能參加了這期間紅軍對戰俘或“與白衛組織等有關的人”的鎮壓活動。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他“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因而受到法庭的審判。
同樣，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參加“契卡”工作期間，也可能目睹了“肅反”中的許多荒唐殘暴的事情，激發了他的天良，因而反對“肅反”。對此，加林娜解釋說：“朋友們知道舅舅的性格：他絕對不可能容忍鎮壓。人們在夜間把舅舅的許多好朋友、那些在戰鬥中經受過考驗的共產黨員給抓走了。索爾達托夫本人在戰爭前的幾年裡是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建設工段主任。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他不能忘記他度過的那些無眠之夜，在那些日子裡他總是在牀底下放着一個收拾好的小箱子，以備在夜裡隨時遭逮捕。”
看來，奧斯特洛夫斯基並不是頭腦簡單的“螺絲釘”和“馴服工具”。他的思想活躍，有是非觀念，又充滿着矛盾。在新版《鋼鐵》書中看到，在黨的兩派鬥爭中，“保爾”參加過“反對派”的活動，後來又回到了斯大林的隊伍。
《鋼鐵》一書的出版，同樣經歷了矛盾和曲折。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完全寫自己的生平”，幾次投稿被退回來，最後投到了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編輯部發現其中許多素材有用，於是派人與他合作。“人們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傳記做了修訂，把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變成了偶像、‘一個人和革命者的典型’”，《莫斯科共青團員報》記者斯維特蘭娜・薩莫捷洛娃如是說。
“修訂”《鋼鐵》原稿的，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的兩位文學編輯——安・亞・卡拉瓦耶娃和馬・鮑・科洛索夫。從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給卡拉瓦耶娃的一些書信中可以看到，這位編輯對《鋼鐵》一書作了許多“指示和修改”，奧斯特洛夫斯基答應按照她的“鉛筆批註”“將書根本重寫”。他在一封信裡坦誠地寫道：“現在我前面有兩種障礙：第一是疲倦；第二還有許多事情，總起來可以叫做‘經濟危機’，因此我這次纔不得不讓步，並且同意按照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的要求修改以後再出書。”
加林娜舉了一個例子：“在《青年近衛軍》雜誌上發表《鋼鐵》的最初版本時，真實地反映了奧斯特洛夫斯基與妻子達婭中途分離的關係。但是考慮到黨的書報檢查，迫使他刪掉了這一切。在一個‘理想的英雄’那裡，妻子也應該是一個‘無可指責的忠誠的同志’。”
《鋼鐵》一書修改出版後，奧斯特洛夫斯基感覺到，書中主人公保爾與他本人的實際經歷有着很大的反差。爲了消除當時報刊界對“《鋼鐵》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自傳和生活史”的誤解，他在《我的創作經過》一文中特別聲明：“這是小說，不是傳記，這不是共青團員奧斯特洛夫斯基傳”，“我的小說，首先便是藝術作品，其中我運用了想象的權利，在小說的基礎上放了不少實際材料”。這反映出他的內心苦悶與前後矛盾。
奧斯特洛夫斯基一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經歷無數艱難曲折和生死磨難後，他對自己的一生，對自己參加的那場革命，有着深刻的反思：“我們所建立的，與我們爲之奮鬥的完全兩樣！”多麼深邃而又大膽的思想。這聲感嘆裡，包含着多少難言隱痛和悲愴淚水啊！這也是具有同樣經歷的一代人的心聲！
朋友們相信：“奧斯特洛夫斯基是適時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如果科利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暱稱）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後一些時間就會有人‘幫助他離開人世’。”奧斯特洛夫斯基逃脫了一場即將來臨的劫難，然而作爲一個作家，由於多種原因，他始終無法像高爾基那樣，給世人留下那些“不合時宜的思想”，只能將它們埋藏在心底，偶爾在親友前傾吐一下心中的積鬱和不平。這應該是他晚年生活中的最大痛苦和遺憾吧。
“餘光”未滅
1991年，蘇聯解體，文壇“解凍”，《鋼鐵》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受到了批判。人們認爲，這本書歪曲了歷史，違反了“生活真實”。從大的方面來說，《鋼鐵》所描寫的1915～1932年這段時期，是烏克蘭與俄羅斯各族人民經受着劇烈社會動盪的年代，接連不斷的國內或對外戰爭，黨內多次的鬥爭和清洗，給人民和黨帶來了巨大災難。《鋼鐵》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只有簡單、傾向性的敘述，缺乏客觀、全景式的描寫；特別是充滿困惑、陰謀、痛苦和悲劇性的黨內鬥爭，成了左派幼稚病者和斯大林路線擁護者高唱凱歌、節節勝利的過程，這些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卻被迴避開了。
更重要的是，《鋼鐵》把當年爲了實現烏克蘭獨立而戰、烏克蘭的民族英雄西蒙・彼得留拉描寫成無惡不作的“匪幫”，這是今天的烏克蘭人民難以接受的。
正是基於以上一些原因，在今天的俄羅斯和烏克蘭，《鋼鐵》被定位爲一部有嚴重錯誤的作品而被廣大讀者冷落。奧斯特洛夫斯基這一響亮的名字逐漸被人們淡忘。可在遙遠的東方，他的“知音”依然存在。
1990年代，中國文壇掀起了一陣“保爾熱”：重拍《鋼鐵》電視連續劇；出版和再版《鋼鐵》的各種書籍；各界人士熱烈地討論《鋼鐵》；一些專家學者質疑和批評“保爾熱”的“冷思考”，受到了主流媒體的批評……人們又在“大煉”《鋼鐵》。這使我想起魯迅先生說過的一段話：“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着餘光。”（《略論梅蘭芳及其他》，《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時至20世紀90年代，爲什麼在我國還出現《鋼鐵》的“餘光”現象？
在我們國家，大多數人（包括某些製片人和報刊編輯）對《鋼鐵》一書真實的社會歷史背景並不十分了解，或者說根本不瞭解，也就無法理解“解凍”後的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民對《鋼鐵》一書的感情、認識和評價。
今天，五十多歲以上的人看“保爾”，可能是在找尋年輕時的激情，或是重溫某種理想，因爲“保爾”畢竟影響與感染過他們。可對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而言，保爾只是一個模糊的形象，打動他們心靈的，可能是《鋼鐵》裡主人公成長過程中的苦難酸辛、那些青澀動人的愛情故事，或者僅是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每個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爲過去的碌碌無爲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加林娜的珍貴回憶，填補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生平的空白，重新喚起了讀者對“保爾”的一些美好回憶，使人們對這位“火熱的革命家”有了更多的瞭解。我想，隨着有關檔案的不斷披露和更多人的回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形象將會更加豐滿，更加可敬可愛，包括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內的讀者們，對當年的“保爾”——奧斯特洛夫斯基會有全面客觀的認識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