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朱銳的人生最後一課

8月1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臺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朱銳教授因病醫治無效逝世。朱銳是一名哲學家，也是一名直腸癌晚期患者。自去年秋天起，他從治療中抽身，堅持給本科生上課，他的碩博生們陪着他，一起完成了他56歲人生的最後一課。

文丨新京報記者馮雨昕

編輯丨胡杰

校對丨楊利

►本文5617字閱讀8分鐘

春天以來，朱銳兩次出現在公衆視野。

最近是六月份，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大”)的畢業典禮上，作爲哲學院教授，他錄製的一段論“內卷”與“躺平”的畢業生寄語視頻，讓他在互聯網上出圈。

更早則是在四月份，他的學生把他帶病上課的內容記錄在網絡上，引來了成千上萬的關注。在課堂上，他說，“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

朱銳是一名哲學家，也是一名直腸癌晚期患者。自去年秋天起，他從治療中抽身，堅持給本科生上課。他的碩博生們陪着他，一起完成了他56歲人生的最後一課。

2024年8月1日，人民大學哲學院發佈訃告，哲學院“傑出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臺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朱銳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當日下午13時15分在北京逝世。

當晚，朱銳的一位學生在朋友圈裡寫下柏拉圖的詩：“我的星你在望着羣星。我願意變作天空，好得千萬隻眼睛來望着你。”

小與大

6月初，春季學期的課程收尾，朱銳說，最後一節課，不要講太沉重的東西。

那節課上，他從康德談起，有兩樣事物永遠震撼人心，“一個是我們頭頂上的浩瀚星空，另一個是我們內心的道德。”繼而講到莊子的小大之辯，講到薛定諤的“生命是什麼”的演講，講到旅行者1號離開太陽系時，爲地球拍下的照片——距離60餘億公里外，地球是一個淺藍色的點，渺小、遙遠，“像塵埃。”

從前講課，他喜歡走動，揮舞肢體，寫大面積的板書。這節課，他坐在一張靠背椅上，語調慢，但保持音調的清亮。他習慣把領子立起，袖管裡空蕩蕩的，形銷骨立。

3月，本學期的第一堂課上，朱銳宣佈自己已是直腸癌晚期，每次上課前需大量服藥止痛。4月的一堂課上，他稱自己停止了化療，“因爲治不好了。”但這是“好消息”，因爲他上課不會再遲到了。

2022年下半年，朱銳確診直腸癌。此後的一年他輾轉治療，沒有開課。2023年秋天，他久違地回到課堂，一週一次，開始給本科生講課。上學期講“形而上學的恐懼”，下學期講神經美學。

起初，這門課主要是哲學院內的本科生在聽，教室仍有空座。今年春天，朱銳的碩士生可欣在社交平臺上發帖，記錄朱銳的課堂片段，標題是“因爲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帖子獲得近三萬點贊。

之後的課堂，“盛況空前。”外系、外校的學生都來了，有學藝術的、計算機的、電子商務的，光在網上私信她預約入校的就有好幾十個。甚至有人從蘇州、上海飛來聽課。

滿座60人的階梯教室，一度塞進了一百多人。最擁擠的一次，一排人坐在教室外的走廊裡聽課。爲疏散人流，學生們建了一個線上聽課羣，每週直播課堂。到學期末，羣里加了近三百人。

最後這堂課接近尾聲時，朱銳總結，個人的生命與宇宙之類的普遍原則間有一種辯證關係，“不管普遍原則多麼浩大，它總有小的一面，私人的一面。”他強調個人生命的體驗，“要相信你自己的渺小，但不要感到卑微。”

而後他說，他累了。“謝謝大家，到此爲止。”他支撐雙手，有一個小小停頓，再站起身。之前的一堂課上，他提過，作爲病人，操控身體是很難的，比如起牀，“短則兩分鐘，長則半小時。我要籌劃，手、胳膊、上身先動，再動哪個腳……”

打鈴了，最後一節課結束。可欣委婉地問朱銳，今天身體怎麼樣？他顯得有點高興。他說，“我跟你說，非常驚險!我今天來這裡前忘記吃止痛藥了，但居然沒那麼疼。”又說，“但是晚上回去還是要吃藥的，否則會疼得睡不着覺。”

這堂課上，朱銳的所有碩博生都在場。當天中午，大家約着給一位即將畢業的學長餞行，朱銳沒有來，但給了經費，讓大家找一個“時尚又高檔的餐廳”。可欣說，這是老師的身體已實難支撐。

瘋狂科學家

2021年，在人大哲學院讀碩士的陸晨爲《認知科學與哲學通識講堂》做助教，認識了任課老師朱銳。在陸晨眼裡，朱銳成天頂個爆炸頭，戴副圓眼鏡，打扮考究，用可欣的話說，像個瘋狂科學家。

朱銳曾在美國的大學執教近三十年，2018年回國，先在深圳大學就職，後被聘至人大哲學院，任“哲學與認知科學交叉平臺”的首席專家，並開展教學。

他的課包羅萬象，既講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這樣的古典哲學家與古典哲學，也講元宇宙、人工智能等近些年才興起的話題。他能同時用中英文授課，還懂古希臘語和拉丁文。他不愛灌輸知識，他的課堂通常是對話式的——曾經旁聽的學生彭倫說，他總是提問，要和學生對談，聊天的氛圍會貫穿整堂課。

《認知科學與哲學通識講堂》是一門合作課，由朱銳和哲學院副教授劉暢合上。“這課學院裡已經上了很多年，我們都希望不去重複之前的內容，要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劉暢說，兩人也是從那時起相識，會約着吃午飯，商量晚上的講課內容，下午則分頭做幻燈片。

有一次，學院裡的同事們一塊外出騎行，朱銳說自己很熱愛運動，但旋即又強調，他就喜歡一個人運動。他說自己常拿着一個平板電腦去野外徒步，從白天走到黑夜，邊走邊梳理、記錄自己的想法。

對同事和學生來說，朱銳是保有一定神秘感的。他不愛社交，很少參與學術以外的公共活動。彭倫去過他的辦公室，裡面陳設簡單，沒有放書。他用手機看書，隨時隨地看，有時坐着地鐵就能把一篇論文看完，迴應彭倫的提問。學生們知道他獨自租住在東北四環的一個小區裡，但沒人知道具體是哪門哪戶。也曾有一次，他向他們發出邀請，有機會可以去他家裡聚餐。

這個機會沒有來臨。2022年的秋季學期，剛開學，碩博生們就被叫到一個咖啡館裡，朱銳在那裡公佈了自己的病情。

可欣記得，老師以極平靜的、甚至略詼諧的口吻說，自己剛被診斷出直腸癌晚期，要經過幾期化療，醫生說五年內的生存率大約在10%。“他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他覺得自己可以扛過去。他並不害怕，也希望我們不要害怕。他說做哲學的人是不害怕這些東西的。”

說這些的時候，朱銳面色很好，體魄也看着健康，髮型、衣着仍是精心打扮過的，“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但又認爲，這就是典型的朱銳，一切如舊。

之後，朱銳離開人大校園，輾轉治療，但不定期的組會、每週一次的讀書會，他堅持在線上組織進行。他會問學生的學業進度，解疑答惑，與學生共讀一些書籍，完整地履行導師的責任。師生間，極少聊起病情。

朱銳看重作爲病人的尊嚴。他曾和搜狐新聞提到，治療早期，他的面部因用藥而褪皮、長疹子，那陣子，他拒絕了所有朋友的探視，也不願回學校上課。後來，他與醫生協商，換了一種療效差些但不至“毀容”的藥。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對學生們而言，老師的疾病沒有實感。

一直到2023年秋天，朱銳返校開課，陸晨觀察到，他的臉有些浮腫，喉嚨變得沙啞，身上多了一些斑點。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老師身上有疾病的影子。

上頭幾節課時，朱銳捲髮濃密，精神頭也還算足。到了冬天，他的狀態急轉直下——他快速地消瘦，長期戴帽，遮擋化療導致的脫髮；他突然開始拄拐，走路也變得顫顫巍巍。一次下課，可欣追上朱銳，想和他討論博士申請的問題。朱銳說，改天吧，他這會兒腿太疼了。後來，學生們都想，那時，老師的癌細胞應該已經轉移了。

“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

師生們都說，自從生病後，朱銳並未被交予教學任務，“學院是希望他養病的。”但他主動提議，接下了一整學年的本科生講課。

他沒有向大家說明過理由，單單提了一個請求：他希望把課程錄下，爲了能夠整理、剪輯，日後放到網絡上去。

博士生鄭文擔任朱銳的助教，她從學院辦公室借來一臺手持DV，每週二上課時，就架在講臺邊錄製。

第一學期，上《西方哲學原典》，朱銳自定主題，圍繞古希臘悲劇和現代電影，講述了恐懼的幾種形式：《俄狄浦斯王》，描寫的是人對命運的恐懼;《現代啓示錄》，描寫的是人對非理性社會的恐懼;他還多次提到尼采所論的“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指向文明衝突之間的恐懼……

也是在這學期的課上，他向更多的學生，反覆提起自己已對碩博生們說的話：“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他用蘇格拉底的話語舉證，哲學就是練習死亡，“哲學告訴我們，唯一應該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在今年春季課堂上，朱銳在講課。受訪者供圖

陸晨發現，老師重返課堂後，不像以往那樣準備大量教案，常常只在屏幕上放出一張圖片，就能連貫地將一堂課講完。好像許多話是脫口而出。劉暢也旁聽了這些課，“生病以後，朱銳的講課是完全落地的、結合其生命體驗的，他對恐懼、死亡、疾病的思考都是切身的。”

哲學家沒有哪怕一刻懼怕過死亡嗎?朱銳的態度是怎麼練就的?答案在風中飄，學生們試圖尋找軌跡。

這或許與他的愛好有關。很久以前，一次師生聚餐，朱銳提到，自己最大的愛好就是爬野山，走那些無人走過的路。他在深圳時，曾在山裡迷路，單槍匹馬被困了大半天，最後通過分辨水聲，找到水源，才循水下山。這樣的經歷，在獨身野外徒步時，並不唯一。他早就習慣與恐懼共生。

也或許來源於他的人生經驗。2021年，彭倫旁聽朱銳的課時，就聽他說過，要放開手腳地做事，“不要做基於恐懼的選擇。”他後來想，這是老師總結自身得出的結論：老師的人生是跳躍的，從安徽大學，到北京大學，從中國到美國，又回到中國。他的研究領域也是多變的，從語言哲學到心靈哲學、古希臘哲學、中西比較哲學，後來又轉向人腦和神經科學研究。他活得很“輕”，很少瞻前顧後。

有一點可以確定，他珍視身體與生命，並認爲“具體的、有限的身體，才配有生命。”所以他也珍視、尊重身體的有限性。

2024年的春季學期以來，朱銳講藝術與人腦，在課上對比洛維斯·科林斯的兩幅自畫像，分別畫於他中風前後。朱銳評價，病後的自畫像更動人，“他畫的就只是身體，是身體原來的狀態，不是符號的狀態。”

另一堂課上，他談論尼采，“尼采一輩子受胃病的困擾，對他來說，最好的哲學、最大的自由，莫過於有一個強健的胃。”他用自己佐證，“我原來不知道我的肝在哪兒，直到我的癌症轉移到肝部位……我生病以後，一下子驚呆了，原來我們的身體是那樣的!”

他常出入重症病房，看到一個赤身裸體的世界，“我們所面臨的，就是便溺……我們所謂的人格、自由、行爲，通通被排除在醫院的大門之外。”

他因此不同意海德格爾的“向死而生”，認爲這種說法忽視了“尼采的胃”，也忽視了病房中的赤裸世界。“一旦死亡作爲一種確定性呈現在你面前，你談什麼籌劃？談什麼現在和將來？都談不上。”

只有非常偶爾，他在課堂上展露出一絲失落，“我現在邁每一步都很困難，但我曾是一個登山的高手，登過很多名山、大山。我從來不知道會有今天。”

更多時候，他用哲學將痛苦解構，“我生病以來，大部分時間就是躺在牀上，不能正常地社會交往，甚至正常地上課都困難……這是一種社會人格的退場，符號的退場。”帶笑說出這些話。

雙贏

2023年秋天，朱銳的本科生課堂開課後，只要課表不衝突，碩博生們都會到場旁聽。劉暢也幾乎一節不落地來了。這是未經商量的共同選擇——同事們、學生們，“都想不到做什麼能夠幫助和支持朱老師。”那麼至少要在場。

這種默契，後來被證明其實用性。

春季學期以來，朱銳的體力與精力明顯不及以往，一節一個半小時的課，他通常只能獨講40分鐘左右。剩下的一半時間，他請劉暢或碩博生們代講，如果他精神好些，雙方就進行對談，直到下課。有時候，同事或學生講話時，他會閉眼、皺眉，十幾秒鐘後才緩過神來。大家知道，那是他在忍痛。

6月初的最後一節課上，朱銳感謝了共同維持課堂的師生們，形容雙方的關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結課後，學生們陪着朱銳走到校門口，目送他獨自打車離開。

學生們再次見到朱銳，是在6月下旬，受學校邀請，朱銳爲畢業生們錄製了一段致辭視頻：他談“內卷”與“躺平”，他認爲，在人口、資源之外，內卷或許也源於“慾望的單一化”。他鼓勵大家把慾望與事物的真正價值相連接，實現慾望的多元化。

視頻裡，朱銳比月初時更瘦了。

6月24日中午，他給陸晨發消息，稱自己腹水嚴重，但不想再去住院治療。且他被醫生判斷，只有個把月的時間了，“如果能出去走走那就更好，如果不行，還是希望多見見大家。”這是他在病後，第一次主動提出，希望得到探視。

學生們還沒來得及動身，第二天中午，朱銳又發消息說，這兩天不方便，“太難受了，基本不能做任何事。”

剛聽說朱銳的病情時，可欣作了一首詩送給他——兩人都是詩歌愛好者，不過相處時間有限，還未能好好交流。

詩的標題叫《不懷疑》：

“……阿洛西斯。在再見以前，我們從未如此設想: 轉身，繞過門再向你投去一瞥……篤篤，生木魚，死木魚，篤篤。只要相信或放棄。

但這都是最難的事。請你擡頭看吧。我們的雪早已覆下來了。”

那陣子，可欣看了一部叫《懷疑》的戲劇，主人公之一是阿洛西斯修女，她被捲入一場信仰危機，在相信和懷疑之間搖擺。但朱銳曾對學生們說，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好起來。

7月中旬，傳來消息，朱銳住進了安寧病房。

劉暢和同事們先去探望。在病房裡，朱銳告訴劉暢，雖然必然還有一些遺憾，但自己現在是“雙贏”，“要是明天他就走了，他贏了，因爲他儘早地結束了痛苦。要是明天他還活着，他也贏了，因爲他又好好地多活了一天。哪一種結果他都能接受，他已經是生命的贏家。”

7月16日，可欣從貴州經成都飛到北京;鄭文連夜坐了十幾個小時的火車，從福建北上抵京;還有一位去年畢業的碩士生，從河北開車趕來。17日下午，七個師門學生匯合，帶着兩樣禮物去看望朱銳：一個軟和的靠枕，一盆碩大的、橙紅色的蝴蝶蘭。

朱銳的姐姐和一位護工陪伴着他。他已無法進食，靠輸液維持生命，瘦到了皮包骨的程度。一見面，他先表示抱歉，又說，雖然他的身體成了這個樣子，“但是其他地方都還是一樣，沒什麼變化。”

“那是指他的精神，他的心靈，他跟我們的相處方式。”可欣說。

與以往略有不同的是，這次，師生間只談了很少的學習，反談了很多關於生活、未來的話題。

“他讓我們不要害怕挫折。不要太在意時間上的早和晚，因爲每個人的時間是不一樣的。要爲大我做貢獻，要保持善良的心，如果下定決心做學問，一定要培養堅強的意志。”可欣說，那是一場“託孤式的談話”，總共聊了近40分鐘，是朱銳最近最長的一次訪客接待。

蝴蝶蘭被放在朱銳擡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分別前，他習慣性地說了句，“那我們就到這兒。”這是他每要下課前的口頭禪。

（陸晨、彭倫、鄭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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