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事關青年未來的大討論, 點明青年“出海”更真實的面向

✪ 劉晗

清華大學法學院

【導讀】在“內卷”和“就業難”的輿論環境下，青年出海成爲熱議話題，一時衆說紛紜。本文結合全球經濟政治變局，分析青年就業選擇問題，揭示出海道路的真實面向。

作者指出：頂尖高校學子出海工作，已非個例。客觀而言，當前中國青年一代的這一選擇，是在內卷大環境下的一種無奈選擇。這些年輕人受到良好教育，具備國際視野，他們早早地認識到，時勢鉅變之下，不僅國內缺少足夠機會，以往的出海熱門地——歐美國家也是機會不足。但換個角度看，青年出海不僅是爲自己闖出一條路，也是爲中國和更多發展中國家探索一條“道路”，他們很可能爲世界開拓一片新“大海”。

作者認爲，在出海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情況下，所有關心青年成長的個人和組織，都應改變定式思維，把目光投向遠方，思考青年的實際需求，爲其提供支持幫助。而這條道路究竟通向何方，答案就在青年自己腳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1期，原題爲《“上岸”非洲？——新全球化下的青年“出海”》，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上岸”非洲？——新全球化下的青年“出海”

▍一

1719年問世的《魯濱遜漂流記》的開頭，其實是個青年不聽父母勸告、立志出海的故事。魯濱遜生於體面人家。患有痛風的父親一直讓他接受良好教育，計劃讓他當律師：“依仗親友的引薦……依靠自己努力和勤勉，掙一份家財，過一輩子安適而快樂的日子”，成爲中產，即父母看來“世界上最好的階層”。 然而，魯濱遜說道：“我卻一心一意要到海外去，其他什麼事情都不能使我滿意。”最終，魯濱遜出海了。

三個世紀之後，一批來自清華大學的中國青年學生，告別常被稱爲“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淀區五道口，出海遠赴遙遠的非洲大陸，在坦桑尼亞、贊比亞、肯尼亞、烏干達等非洲國家從事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這些青年人中不僅包括通過“種太陽”普及供電的工程博士，更有矢志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的理想主義者。

▍二‍‍

清華學生出海非洲並非孤例。

近幾年來，很多中國青年在經濟形勢變化和社會日趨“內卷”的嚴峻背景下，開始認識到赴海外工作，特別是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非洲）工作這一出路。衆所周知，以往並非如此：出於安全因素、語言障礙、文化差異乃至刻板印象等原因，除相關語言專業畢業生或有組織化的“援建”或“外派”之外，到非洲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作，基本不是青年學生的考慮方向。

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青年學生在非洲“上岸”不但引起了主流媒體的關注，更是在網絡上成爲熱門話題。2023年7月，“年薪20萬你會考慮外派非洲嗎”的話題一度佔據熱搜榜第一，文章閱讀量上億。在青年人喜愛的種種互聯網平臺上，包括但不限於視頻網站bilibili、知識問答平臺知乎和社交平臺小紅書等，也有很多人分享非洲工作經歷，吸引了海量留言評論。這種種討論甚至在更廣泛的人羣中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青年該向何處去”的討論：在“內卷”和“躺平”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路徑？在某種意義上，出海就是一種在“潤”（主要指的是去往歐美髮達國家）之外的新選項。正如一位高校輔導員所言：“去非洲找工作好像是同學們在擠過求職獨木橋時，忽然發現有人游泳也能過河上岸，想着自己也跳下去試一試。”與之前業已存在的種種有組織化的外派項目相比，新一輪去非洲工作的浪潮更多呈現出自發性的特徵。

毫無疑問，僅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自發去非洲工作，是青年的一種被迫選擇，甚至是發展預期受挫之下的無奈之舉。當“內卷”這個本是經濟史研究的術語被當代青年用來描述生存發展處境，並進而被一般化爲社會流行概念的時候，我們就意識到時代在發生重大變化。例如，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457萬，創下歷史新高，增幅達到21％。而浙江麗水市《2022年遂昌縣面向世界一流大學引進優秀畢業生入圍體檢人員公告》顯示，有4名博士、19名碩士、1名本科，均來自浙大、復旦等知名大學，對應崗位除了專業技能類，還有7個鄉鎮、街道的基層工作崗。與此同時，互聯網“大廠”紛紛開始進行人力“優化”，本是一大出路的互聯網行業現在也逐漸向青年關閉了大門。網絡上青年人開始熱議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的“梗”，也代表了青年學生圍繞就業乃至自身發展的集體焦慮。

青年出海去非洲會成爲新聞，是長久以來的就業觀所導致。大學生就業問題，既有疫情衝擊、經濟狀況等宏觀背景下企業招聘需求走弱等客觀因素，也與多數青年仍抱有傳統就業觀有關：以考公、考編和進“大廠”作爲主要選擇，甚至在就業預期受阻的背景下出現“躺平”現象乃至“尼特族”。共青團中央2021年的一項調研發現，近2/3的受訪學生傾向於到一線或新一線城市等經濟發達地區就業，近3/4的受訪學生傾向於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崗位。高等教育普及化造就了有史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高校畢業生羣體，當市場和體制都無法完全容納的時候，青年就業的適度分流勢在必行：要麼換賽道（如方興未艾的職業教育和職業發展路徑），要麼換地方（如出海）。

在更大意義上，青年出海非洲也是中國經濟社會轉變的一個縮影。無論是國內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和調整期，還是社會階層流動開始出現挑戰，都使得新一代青年無法再享受父輩們曾經享受過且津津樂道的時代紅利。父輩們自我成就的故事給青年本身帶來了巨大的發展預期，甚至是像父輩一樣超越父輩的發展壓力，現實情況卻讓青年感到一定的艱難。近年來出現的以“躺平”消極抗拒“內卷”的現象，本質上反映的是青年內心的深深迷茫。正如有論者所言，青年一代成長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可以被稱爲“豐裕一代”；在他們成長後，又遇到了一個相對於勞動力市場表現優劣，資產多寡的重要性在逐漸提高的“資產社會”。

當然，青年出海的動機也並非整齊劃一：有人當作逃避，有人當作機會，有人當作理想。逃避，是因爲想要擺脫在國內無法擺脫的“內卷”，甚至是與父母一輩難以溝通的種種代溝，以至於其他種種不甚如意的處境。機會，是因爲想要獲得國內獲得不了的薪酬待遇和發展機遇，乃至於種種新奇的體驗或者未曾設想的收穫，如跨文化跨族羣的接觸交流或是對於異域好奇心的滿足，甚至是“援助”其他國家的自我成就感。理想，是因爲想要參與到全球經濟秩序調整和重新建構之中。

▍三

青年出海並非新事。畢竟，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出國熱”“留學熱”也是一種出海，一如《北京人在紐約》的故事。區別在於，那時的青年想去歐美，現在的青年則開始把目光投向非洲。

在國際聯動日益加深的時代，青年出海現象也反映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變局。我教過的一位“90後”學生（目前在美國當律師）曾跟我說：“全球化教育下的一代，畢業時發現全球化浪潮已經告一段落。”事實的確如此。三十多年以來，中國國內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和社會的階層流動，除了中國自身的因素之外，也與冷戰結束以來全球經濟秩序和國際產業分工有着密切聯繫。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典型的標誌。回頭看，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20年不僅是經濟快速增長、社會不斷進步的年代，也是中國日益走向市場經濟、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20年——兩者有着密切的關聯。再回首，那時的中國青年坐上了時代飛輪，不斷上升轉動。

彼時，伴隨着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趨勢，出口型導向的經濟模式造就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也造就了至少兩代人的教育、就業和發展模式。世紀初，在考生及其父母的心中，經濟、管理、金融、國際貿易和法律等學科成爲熱門。在高校裡，各個學科的教育教學和人才培養體系也在不斷進行國際化提升，側重教授適用於全球經濟分工的專業知識技能，培養學生的全球勝任力，基本的導向是如何讓青年學生融入既有的全球體系之中。走出校園，高校畢業生（尤其名校畢業生）以出國（主要是去美國等西方國家）爲好出路，以進入國際投行、跨國企業、諮詢公司、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等爲榮耀，以去往紐約、倫敦、新加坡、香港或“北上廣深”爲首選。

彼時，各國精英多認爲世界變小的趨勢勢不可當，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逐漸增強且不可逆。2005年，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出版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代表了當時很多人對全球化進程的美好想象。在弗裡德曼看來，從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到生產製造環節的外包和離岸經營，21世紀的種種發明在一步一步地將世界碾平。在某種意義上，過去三十年的確是全球生產價值鏈和供應鏈不斷一體化的過程，也是各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整體進程的過程。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再說“世界是平的”，應該說“不平”了。遠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近從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大力推行“美國優先”，經濟全球化的道路就變得不那麼平坦。此外，新技術革命在經歷幾次突飛猛進之後，對全球經濟的推動效應也開始逐漸放緩；甚至由於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而降低發達國家本地勞動成本，造成製造業從發展中國家迴流的趨勢。‍‍‍

世界政治的變化也加劇了全球經濟形勢的惡化。無論是英國脫歐對於歐洲一體化的影響，俄烏衝突（以及西方對於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對於全球糧食、能源和供應鏈的衝擊，還是中美貿易摩擦對於全球貿易的衝擊，地緣政治事件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日益明顯。歐美國家內部民粹主義/本土主義的興起以及由此帶來的排外情緒，也使得種種保護主義愈發盛行。新冠疫情以及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則進一步影響了全球經濟貿易發展。於是，全球化已經“達峰”的呼聲越來越高：不同國家和文明已經不再相信全球化能帶來普遍的經濟社會改善，轉而更加關注本國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例如，很多國家目前推行的數據本地化法律和政策就是鮮明的體現）。

因爲與升學就業等切身利益相關，新一代青年對全球變局的影響相對來說更加敏感。自媒體的發達使得青年能夠看到來自全球一線的消息，並由此思考國際形勢的變化及其與自身發展命運的關係。可以說，新一代的青年逐漸認識到，不但中國市場和社會容納不了那麼多大學生，歐美市場也未必能夠容納。於是，曾經明確的道路開始變得晦暗不明，曾經堅固的模式開始變得煙消雲散。尤其是，對於即將畢業的學生而言，繼續憧憬獲得編制或在國貿、陸家嘴找到一份白領工作變得越來越難，安定富足的路線越來越窄。他們或許要被迫出海成爲“魯濱遜”。

▍四

當然，與魯濱遜無依無靠漂流荒島不同，當代的中國青年出海背靠祖國。

因此，如今青年出海也不僅只是一種“出路”，更有可能是一條“道路”——不僅是一條青年職業發展的道路，更關乎中國在全球變局中的未來道路。笛福寫《魯濱遜漂流記》的時代，正是英國海外擴張的年代。其在荒島上的墾殖，隱喻的是海洋性資本主義帝國的建構進程，乃至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與之不同的是，無論是中國企業出海，還是隨之而來的青年出海，當然並非“新殖民主義”，而是蘊含了某種超越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格局，蘊含着挑戰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反思和超越種種不公正安排的潛能。一句話，青年的自發出海，具有參與“一帶一路”事業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潛在意義。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永不幹涸”。如今危機重重的世界，呼喚一種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這種新的秩序或許纔是青年未來出路的根本依歸。青年出海的未來，是要塑造一片新的“大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曾經力圖使學生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政經體系的教育和就業發展路徑，進而能夠另闢蹊徑。畢竟，對當代中國青年而言，融入西方主宰的全球經濟體系已經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必須尋找新的空間，才能“廣闊天地，大有作爲”。在這個意義上，“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並非意味着只去國內需要的地方。

國家和社會是青年出海的後盾。青年去非洲“上岸”值得認真對待。目前，中國青年去非洲工作的人數和區域分佈仍無可靠的統計，也缺乏系統性的就業信息和引導措施。青年學生主要依靠網絡自媒體上的信息進行判斷，常常失之片面和零散。青年赴非洲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業後，也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保障。長遠來看，甚至高等教育體系和學科體系重構（例如區域國別學的發展）也需要考慮青年出海的實際需求，從而爲青年出海提供更爲專業的知識背景和學術支持。

當然，出海並非坦途，必定機遇和挑戰並存：既有星辰大海的暢望，也有荊棘密佈的崎嶇。“遠方”雖然並非詩人海子所說的“除了遙遠一無所有”，但有的必定也不僅是“詩”。對於所有關心青年發展的人來說，無論是長輩還是高校，無論是企業還是社會，都需要超越多年形成的思維定式，將目光投向遙遠的地方。遠方從未如此與年輕人的命運——進而與長輩的命運——密切相關。中國青年能否在非洲或其他地方成功“上岸”，仍然取決於我們自身的努力。“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1期，原題爲《“上岸”非洲？——新全球化下的青年“出海”》。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