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文學批評家李長之短暫的科學路

李長之（1910-1978）是不世出的文學批評家，十二歲在山東省立師範附屬小學讀書時就在《少年》《兒童世界》等刊物發表文章，上初中時被認爲是“拿稿費的孩子”，1936年初出版奠定其文學批評家地位《魯迅批判》時還是清華大學哲學系四年級學生。可就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文學批評家也曾醉心科學，預以生物學爲志業，並發表相關文章，留下了解乃至理解那個時代青年人學習科學的“心路歷程”及他們對科學的看法。

一

1933年2月，李長之在《中學生》雜誌發表《我和生物學》，說他小時候就喜歡養花，“我愛花，然而關於花的知識是一點也沒有，我愛花的理由也很簡單，青翠的葉芽，眼看着它發榮滋長，我便說不出的快慰”（《李長之文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92頁，下引該文不再註明）。這可以說是小孩子的天性，但初中時莫名其妙“大罵自然科學”，認爲自然科學給予人類不過兩件東西，“一是強大所利用來欺壓弱小的武器，一是富人所獨享的物質上的舒適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說，這種認知未能區分科學與技術，“我心目中的自然科學只是應用科學，特別指工程、機械一類”。這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當時大多數人對科學的認識水準。十多年前，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留美回國伊始在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演講《何爲科學家》時，就批評當時社會對科學的三種錯誤認知，其中之一認爲科學僅僅是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的，製造出比人力車快的摩托車，“供那些總長督軍們出來，在大街上耀武揚威，橫衝直撞罷了”（《新青年》第6卷第3號[1919年3月]）。

無論如何，中學課程中有植物學與動物學，李長之也就開始接受生物學的教育。但課堂上所學與實際沒有多少關係，“那植物的名字，不但不是日常所見的，有的就不是中國的”，老師也不曾實際接觸過動植物，上課無趣，“他唯一的拿手好戲是把聲調拉得又平又板，把學生的集中注意分散以後”，“按着他課本上所附註的筆記大抄起來”。教材或教課老師所授內容與實際關係不大，也是當時普遍現象，是生物學還未本土化的結果。高中生物老師有著作出版，“非常受學生歡迎”，也不禁止學生看小說，更喜歡大談陰陽五行，開中藥偏方。課本是胡先驌編撰的《高等植物學》，“各論是刪而不講的，我自己去看，也看不進去”，但該書“總論”中，“有幾句說到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係，大意彷彿是研究科學的人原爲探求真理，應用是附帶的收穫。我得了很深的印象，是我對於自然科學的認識的一個開端”。

《高等植物學》由時任東南大學農科主任兼植物病理學教授鄒秉文、東南大學植物分類學教授胡先驌和東南大學植物生理學教授錢崇澍合編，1923年1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大學植物學教科書，影響甚大，1929年4月已第五版。當時任職東南大學的三位教授有感於“我國曩日之植物教科書皆因襲日本之編制法，頗有陳舊之譏。對於通論則形態學、組織學、生理學三者分立，致學者覺其枯索無味，而於植物構造與作用相連互之理不能貫通”，“乃參酌海內外各名家著作”，“於通論”將“形態組織生理融合爲一片，庶學者既明植物之構造組織，即明其構造組織之作用而無破碎支離之病”，“於各論”“自最簡單之黏菌植物論起，而漸及最高最復之種子植物，庶學者對於植物之天演及其器官構造之蛻變，瞭然如指諸掌而無惶惑之苦”，“編成此書，以爲大學及專門學校教科之用”。是書改訂不少不合學理的植物學名詞術語，他們也希望“後人之編中小學之植物教科書者，從而更定其舊名，則於植物學之功匪鮮也”（《高等植物學·例言》第1-2頁，商務印書館，1929年）。

李長之1926年入讀山東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大學教科書被用作高中教材，一方面說明該書的影響力和該中學教學水平，另一方面也可見當時並無真正適用於高中的植物學教科書，因此李長之“看不進去”也情有可原。他所得深刻印象者，不是來自該書“總論”，而是第一章“緒論”（即所謂“通論”），其中有言：

各種植物學彼此互有密切之關係，一種之進步端賴他種之進步。例如經濟植物學之倚重植物生理學，各大農事試驗場之研究經濟問題，其對於植物生理之試驗，與各大學無稍異。此關係不僅植物學與農業爲然，其他無論何種經濟事業，欲謀科學的進步者，非有純粹科學爲之根本不可。該證之歷史，凡應用科學以謀人類之福利……當其發明之時，其志本在求科學上之貢獻，初未嘗一計及於致用。發明之結果，乃適然能應用於各事業。故科學之致用，乃科學研究之副產，欲求致用之新學識，其必得之法，在致力於科學研究，而得普通或專門之新學識而已。（《高等植物學》第4-5頁）

至於爲什麼鄒秉文、胡先驌、錢崇澍三人合編的教科書在李長之這裡成爲胡先驌一人所著，可能與李長之寫作該文時胡先驌在北平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因而名聲在外有關（鄒秉文此時任職上海，錢崇澍任職南京）。其實，編撰該書時鄒秉文（1893-1985）是東南大學農科主任，行政上是胡先驌（1894-1968）和錢崇澍（1883-1965）的領導。鄒秉文後來棄學或從政（曾任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聯合國糧農組織副主席），或經商（曾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副總經理、紐約和昌公司董事長）；錢崇澍一直紮根於植物學，長期擔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代理所長等，1948年以“植物分類學及植物生態學之研究，主持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當選首屆中研院院士；命途多舛的胡先驌也以“植物分類學、植物地理學及新生代古植物學之研究，主持靜生生物調查所”當選首屆院士。當年植物學僅有六位院士，兩位參與了《高等植物學》的編撰，作爲後輩的李長之懵懂間不期然受其影響自然也可想見。

二

1928年5月3日“濟南事變”爆發，李長之休學。秋天轉學教會大學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入學要考生物學。他借了一本初中生物學教科書，“頭一次留心到世界上有一門生物學”。書中說“普通人以爲子肖其父”，實際上子並不肖其父，“乃肖其祖父”，這“惹起我的好奇心，生物學大概好像《公羊傳》，非常可怪之論大概很多吧”。入讀齊魯附屬高中後，便選定了生物學作爲未來學業方向，學校居然有實驗，“非常有趣”，也平生第一次買課外參考書（以前只買小說、詩集、子書）——王守成所編《高中公民生物學》，而且用讀文學書的眼光讀生物學，“大事圈點，同學見了都笑的”。

《公民生物學》編纂者王守成，即著名藻類植物學家王志稼（1895-1981），江蘇蘇州人，五四運動中曾任東吳大學學生會主席，1920年畢業，留校任教。後留美獲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曾任教滬江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等，創辦光華大學生物系。1951年創辦華東師範大學生物系任系主任，1958年赴合肥創辦合肥師範學院（今安徽師範大學）生物系。《公民生物學》上下兩冊，爲“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宗旨“使學者明瞭生物與人生有衛生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的關係，養成身心健全之公民”。1924年8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爲暢銷書，1928年8月經國民政府大學院審定，1929年11月已七版；1932年6月國難後第一版，1933年2月國難後第十三版。王志稼老師胡經甫在寫於1924年4月21日的“序言”中說：

邇來數十年中吾國學者始以科學方法研究生物學，惟當此幼稚時代，一切課本與夫參考書籍多取材於歐美各邦，原文既少本國物產之繪述，又乏本國之審定名詞，遂使初學者感受種種艱困，莫知所從，此誠吾國生物學前途發展之極大障礙也。王君志稼潛心此學，掌教本校有年，鑑於中等學校之無完美適當之生物學課本，特著《公民生物學》一書……至爲詳切，設詞簡淺，徵引宏富，所用名詞均極妥確，所用教材亦均取資於本國物產，尤爲可貴。（《公民生物學·序》，商務印書館，1926年）

這位出生於上海的胡經甫（1896-1972）也有傳奇色彩。1919年獲東吳大學碩士學位，1922年獲康奈爾大學昆蟲學博士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一年後回母校任教，1926年任教燕京大學直到1950年。期間赴美任明尼蘇達大學客座教授途中，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滯留馬尼拉，遂以四十五歲高齡攻讀菲律賓大學醫學學位。戰後回國曾兼任學校校醫，後也曾開業行醫。首屆中研院院士選舉中，曾以“中國昆蟲分類之調查與研究，主持燕京大學生物系”正式候選（植物學正式候選人共十人），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東吳大學生物學科創始人、正任職洛克菲勒基金會中華醫學會董事會、出生於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的祁天錫（Nathaniel Gist Gee，1876-1937）也曾作序稱：“作者寫出了所教科目和對當地情況廣泛瞭解的成功經驗，其內容是他在東吳大學多年大班教學實驗的結果。”

李長之在齊魯附屬高中，“痛罵教會，痛罵宗教，沒有半年，便離開了”。192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甲部即理科（入學姓名爲李長植，號長之），同學有錢三強、馬仕俊、蔣明謙、阮維周等（《國立北京大學十八年度學生一覽》）。初入北大的李長之，認爲北大學生都有強烈的北大意識，各人都有“自己研究的道路，有自己打算去努力的線索”，都關注現代學術與政治大勢，更有強烈的競爭意識；而教職員們都有寬宏博大的精神，“彷彿令人置坐於溶溶泄泄的寬大溫和的春天的暖風裡”，與學生的自由研究風氣“相呼應”（李長之《北大現在給我們印象和我對於她將來的希望》，《北京大學卅一週年紀念刊》[1929]）。

在北大，他還是對生物學情有獨鍾，“我對各門功課的課本沒有一本我曾自己從頭到尾看過一遍的，獨獨生物學我看了兩遍”。可是北大生物學發展卻極不如人意，雖然1925年就成立了生物系，留法的譚熙鴻（1891-1956）、經利彬（1895-1958）先後擔任系主任，但在張作霖控制北京期間曾被撤銷。郝景盛1929年2月26日“誣被通緝之晚”撰寫的《我校生物系的過去與現在》中說，生物系除老輩鍾觀光采集的標本而外，“沒有適宜的住房，也沒有充分的食物，所以比各系都不如”，“我校生物系真幼稚的很哪！”與心理學系、東方文系一樣，因爲學生甚少或只有一年級，並無完備的課程設置計劃（《北京大學卅一週年紀念刊》）。1932年張景鉞（1895-1975，以“植物形態學之研究，主持北京大學植物系”當選首屆中研院院士）應蔣夢麟之邀出任系主任後，生物系才走上正軌。

北大生物系如此，理預科的生物學教學可以想見。李長之雖然“愛生物學，但沒有方法致力”。預科更沒有生物實驗，也曾向學校當局提出增加預科實驗的要求，“結果是隻有允許的一句話”，無奈之餘他“把那本英文生物學的單字都查了”。他是“如此喜歡生物學”，把平日裡的疑問都集中起來，“預備在教授有工夫時去請教”，“但那教授是一搖鈴下課便走得神行太保似的，捉他不住”。學年終了，“他把課本講完，他便說下次他不來了”，李長之請他至少來一趟，學生們有好多問題請教。勉強再三，教授答應了，結果在約定的日子“卻貼出因事請假的條子”，“我的問題只好存着”。即使如此，李長之對生物學的趣味“有增無已”，抱定“無論生物學要我不要我，我永不離開生物學”。

1931年秋，李長之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同級同學有彭桓武、錢偉長、羅沛霖、汪德熙、徐賢修等（《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下]，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829-830頁）。

三

與北京大學北京政府時期因經費問題長期鬧學潮、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又捲入大學區設立漩渦，多年間動盪不安，學科發展受到極大限制不同，有穩定經費的清華學校（1928年改製爲大學）自成立以來逐步走上平穩發展的道路。1926年成立生物系，錢崇澍任系主任，翌年劉崇樂接任。成立之初，“僅教授二人，學生三人，圖書儀器，至寡且鮮”。曾隨摩爾根攻讀遺傳學、東南大學動物系主任陳楨（1894-1957，以“金魚之遺傳與演化、及動物之社會行爲等研究，主持清華大學生物系”當選首屆中研院院士）1929年2月繼任主任，“學校當局與校中同人均以本校有極良之自然環境，適於生物研究”，“於是本系之設備得以逐漸擴充，教員人數逐漸增加，同時學生人數亦增至二十餘人”。同時，利用洛克菲勒基金會捐助七萬五千元經費開始建築生物館（《國立清華大學廿週年紀念刊》[1931年]）。1931年5月，生物館建成，“屋多人少，頗覺空虛”。李長之1931年入學，真可謂適逢其時，系裡教師除陳楨外，還有教授吳韞珍、李繼侗、壽振黃，教員戈定邦，助教容啓東、汪振儒、杜增瑞、劉發煊、石磊等（《國立清華大學二十一年度教職員錄》）。

入學不久，李長之就在《清華週刊》發表文章評論陳楨的《普通生物學》。該書是陳楨在東南大學講授普通生物學講義基礎上經多次修改而成，中國動物學宗師秉志（1886-1965，以“比較解剖學、昆蟲學等之研究，曾主持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當選首屆中研院院士）曾校閱過最後書稿，“賜給著者許多極重要的校正”。1924年9月商務印書館出版，1929年11月已七版，1932年10月國難後第六版，可見其銷售狀態。

李長之除給予《普通生物學》“太好了！”“快看！”評價外，並具體詳述他喜歡該書的幾個原因，而他闡述的原因在相當程度展示那個時代對科學的普通認知與態度。首先，陳楨在書中明確指出“什麼是科學態度”。李長之認爲，就是因爲不明白科學態度，“到現在還不信科學是大道的人還有”：“就連正在學科學的人，常說科學家不知道的事多了，科學家所不知道的事，便不能說沒有真理，這樣的推論下去，那說話的人可以信鬼信神、信打坐煉丹。”而科學家所謂的“不知”，“只不過是在科學家所走的路上，還未走完”。“這種從‘知’到‘不知’是在一條路上走來的”，“這條路是科學方法”，“信任這個科學方法便是科學態度”。他曾與一位講佛的人談話，那人說佛也講宇宙問題、自然現象，“所以科學實在是不出佛法之外的”，他以爲這是大謬，“這是很騙人的話，佛法同科學根本走兩個方向，科學家心裡是空洞的，事實引導他哪裡去，他往哪裡去，天天隨着事實跑，事實天天把一層層的真相給科學家看；科學是無止境的。……科學家因爲對於事實之真相的認識天天在進步的緣故，永遠不爲前人所囿”。而宗教家和玄學者“都是硬把事實要捏造得隨自家跑的，他願意四大皆空，便把許多意想性質派給風水火土。他願意勸人自強不息，便說天行健。因爲早有成見，所以縱然事實被他猜對了，他也認爲只要幫助他的成見的說明便心滿意足，絕不能對事實再有進一步的探求，所以他們是沒有進步的。……天天炒那碗陳飯，明明是初民的思想，他們迷信爲聖人的智慧”（《從陳楨〈普通生物學〉說到中國一般的科學課本》，《李長之文集》第四卷，第6-7頁。下引該文不再註明）。

這樣，從“科學態度”就能區分科學與非科學，在李長之看來這“對國人是很要緊的”。陳楨在書中討論中國生物學不進步的原因，“除了實用主義之外，沒有研究的新原動力——‘探討宇宙真理的好奇心’”。陳楨這一看法可謂“深得李長之的心”：“到現在，還有些青年在入學時打這門那門實用不實用的算盤。”李長之就讀北大期間，曾發表文章《怎樣學數學》，其間批評對數學認知的錯誤觀念，第一即“說數學不實用，彷彿值不得學似的”。他完全贊同翁文灝將中國科學不進步的原因歸結爲短淺的實用思想，並舉瓦特觀察蒸汽而發明蒸汽機、達爾文觀察花鳥草蟲而創進化論，結論“越造福人類大的事業，越不能從近處看它的功效”，“總而言之，在實用的狹小的意義上，壓不了真理的真正價值，在推廣的範圍上，正顯示着真理的實用”，“我們應該爲真理而探討，不計其他”（《李長之文集》第八卷，187-188頁）。這種宣揚爲真理的學術、“爲學術而學術”的學術理念已經成爲當時學術界的基本共識，例如面對“九一八事變”後社會日漸高漲的“科學救國”變體諸如“航空救國”等等，時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顧毓琇就明確提出“科學並不能救國”：

科學既沒有功利觀念，亦沒有愛國思想。科學的目的是爲知識，科學的任務是求真理。……我們科學界努力的方向，從堅甲利兵的功利主義，已經進步到科學研究的理想境界，實在是合於科學的本旨的。……從前利用科學去達到堅甲利兵的情緒，終於爲四千年來重知識愛真理的理智壓服了。我們將要爲科學而研究科學，而求對於世界的科學有貢獻。（《科學研究與中國前途》，《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

四

陳楨在《普通生物學》“序”中說：

我國文化不進的重要原因是科學不興，我們要想使中國追隨歐美，與各國共同擔負世界文化進步的責任，必定要使科學在中國發達。科學之中生物學與人生有最密切的關係，他在中國又多研究的機會，所以這門科學是我們重視科學的人們應該格外盡力研究和介紹的。（《普通生物學·序》，商務印書館，1929年）

這段話表達了陳楨的兩個意識：第一，只有科學的本土化才能使中國科學真正發達，並由此向人類科學共同體貢獻中國人的價值，這也是當時學界一直追求的中國學術獨立於世界學術之林的呼聲；第二，生物學作爲地方性科學，因中國自然資源豐富，具有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因此中國人應該在此領域大顯身手，獲取學術獨立的“先聲”。

對於上述兩點，李長之在評論也予以迴應，他以爲學術獨立的第一步應該是科學說中國話。讓“科學說中國話”在當時是一股潮流，1930年5月，蔡元培爲白季眉（1895-1966）編著《普通測量學》教本作序，將中國科學發展的緩慢歸結於科學家們沒有儘快地將他們研究的成果用中文表達出來，以使社會明曉並供社會利用，利用西文寫作與發表的成果僅僅是“其各人之學術”，而非“國家之學術”（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1988年， 426頁）。由此出發，蔡元培進一步提出“國化教科書”，要將各學校所用教科書除外國文以外，全改用中文出版，亦即“Nationalized text-book”（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六卷，42-43頁）。響應蔡元培號召，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於1931年9月提出聘請各學科專家編撰“大學教科書”計劃，由此引發了衆多出版社參與的“大學叢書”出版熱潮。

李長之對由此出現的局面很是興奮，“一般地說來，中國的課本，還是自然科學方面有了很顯著的進步，……進步的大原因，便是漸漸有專家擔任著作了”。他更進一步將這個局面看作是中國“學術獨立的先聲”：

而中國專家來編課本的意義，還不止此。這裡有着中國民族對學術探討的覺醒，是學術獨立的先聲。所謂學術獨立，我以爲並不是與外國人對敵的意思，也不是不出洋，單在家裡研究便可以滿足的事，乃是本國所有的有着地方性的材料的東西，我國本國學者要漸漸有能力去運用，去探討的意思。專家編的課本，都有鼓勵學者向這方注意的好處。現在的中國科學課本，漸漸有這個趨勢，實是一件可喜的事。

正如陳楨、李長之所期望的，生物學是中國最早本土化、教材最早說中國話的學科。1933年7月，任鴻雋發表文章說，調查表明，大學一年級理科教材十二種《算學》沒有一本中文，《普通物理學》《普通化學》各二十種各僅有一種爲中文，十三種《普通生物學》有兩種中文。他認爲這是因爲生物學相比而言更爲發達，中文教科書也相對較多，所以大學選用也就多些，“這不是證明我們只要有相當的努力，不怕沒有結果嗎？”（任鴻雋《一個理科教科書的調查》，《獨立評論》第61號[1933年7月30日]）

1933年春，李長之從生物系轉入哲學系，先後主編《清華週刊》文藝欄、《文學評論》雙月刊、《益世報·文學副刊》等，專意於文學批評，出版《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等享譽身後的著作，也翻譯《德國的古典精神》等。當然，他沒有告訴我們爲什麼放棄鍾情的生物學而轉投哲學，老鄉兼同學的季羨林晚年回憶說：

長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來是走錯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裡去，看到牆上貼着一張圖，是他自己畫的細胞圖之類的東西，上面有教員改正的許多地方，改得花裡胡哨。長之認爲，細胞不應該這樣排列，這樣不美。他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加以改變，當然就與大自然有違。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於是他轉入了哲學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裡，又看到牆上貼着一張法文試卷。上面法文教員華蘭德老小姐用紅筆改得滿篇紅色，熠熠閃着紅光。這一次，長之沒有說法文不應該這樣結構，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覺得自己的錯誤已經打破了世界紀錄了吧。從這兩個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長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極爲活躍，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繩墨的約束。這樣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語言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則只能有大失敗。長之的一生證明了這一點。（《追憶李長之》，《回憶中國學人及文化問題新思考》，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211-212頁）

自然，李長之的一生是否證明了他“轉系”適得其所，實在是不能斷然肯定的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