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最後的日子
1959年合影 于右任（左一）張大千（左二）
1949年，國內形勢已經非常明朗，國民黨退守臺灣。此時，國共兩黨均在爭取文藝界和知識界的精英。郭沫若在全國文藝工作者大會的籌備委員會上說，出席大會的必須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學藝術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於是，這一年，對於所有文藝家們來說，是最難抉擇的一年，之前曾在國民黨隊伍中擔任過職務的文藝家，隱約感到了被改造的氣氛，很多人選擇了逃避。
此時的張大千正與他的四太太、只有19歲的徐雯波居住在香港九龍的一座公寓裡，這一年，張大千50歲。
張大千的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和孩子們
由於多年的歷史淵源，張大千與國民黨的一些元老與上層人士都有往來，交情也非同一般。如於右任、張羣等。從內心深處講，當時的張大千是想回到北京的，特別是譽他爲“五百年來唯此一人”，在北京美術界有相當影響力的徐悲鴻託人給他捎來一封親筆信，邀請他去北京工作，更是讓張大千欣喜萬分。
然而張大千在四川有家眷若干人，還有他的弟子們，如若隻身悄然成行，他的家眷和弟子控怕遭國民黨荼毒。如果攜家眷前往，顯然又走不脫，這讓張大千躊躇不定，北行之事就此擱置。
1949年11月，張大千在臺北舉辦畫展，聽到了不少大陸的消息，讓他有所擔心，但他也不願意委身於國民黨統。此時，張大千遇到了他的好友，國民黨檢察院院長於右任，當時于右任剛從重慶飛到臺灣，家眷都沒來得及帶出來。
于右任見到張大千，大吃一驚，讓他抓緊回成都接家眷。張大千憂心忡忡，正不知如何是好時，當時的臺灣省主席陳誠邀請他赴宴，在宴席上，他遇到了另一位好友，有“北張南溥”之稱的畫壇巨擎溥心畲。溥心畲已經定居臺灣，也力勸張大千遷居，陳誠聽說張大千還有家眷在成都時，大呼再過幾天就來不及了，立刻安排張大千乘軍機回成都。
然後命運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候捉弄人，張大千本來認爲全家都可帶走時，機票卻發生了難題，儘管張大千找了當時還在成都的張羣，但只有3張機票，除了張大千和徐雯波，只能帶走一個人。在大太太曾正蓉、三太太楊宛君以及衆多孩子當中，張大千聽從了徐雯波的建議，帶走了已經與他離婚的二太太黃凝素的三歲女兒心沛。
徐雯波的舉動令人費解，至今還是個迷。因爲當時徐雯波已經有了三歲女兒心碧和二歲兒子心建，都留在了大陸。據分析，徐雯波當時以爲此次離開只是暫時，避避風頭後可以再回來，但沒成想，此次離開大陸之後，張大千和徐雯波再也沒能回來。多年以後，當徐雯波得知女兒因病而死，兒子在文革中因受張大千“破壞敦煌文物”的罪名受到牽連，不堪忍辱臥軌自殺時，徐雯波肝腸寸斷。
此後，喜歡自由出行的張大千因不滿臺灣對大陸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政策，沒有定居臺灣，而是短暫停留後來到了香港，後去了印度，在印度舉辦了畫展，再後來，由於印度和大陸建交，張大千的生活受到影響，只好又返回香港。
在香港，張大千舉辦了畫展，大獲成功。後去臺灣會晤幾位老友，並參觀了臺北博物館。參觀期間，張大千出示了自己的珍藏作品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和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具有敵國之富的作品。但臺灣方面並沒有什麼反應，反倒引起了爲收購國寶而由周恩來親自批准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購小組”負責人的注意。最終，兩件國寶被大陸收購，至於收購過程，神秘而又傳奇，至今也沒有一個權威的解釋。
此後，張大千在香港的好友天主教教主于斌正向阿根廷申請移民政策，由於張大千的父母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徒，張大千得以全家遷居阿根廷。
此次移居海外，張大千先生解釋說：“遠去異國，一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應酬繁囂，能於寂寞之鄉，經營深思，多作幾幅可以傳世的畫；再者，我可以將中國畫介紹到西方，中國畫的深奧，西方人極不易瞭解，而近年來偶有中國畫的展覽，多嫌浮淺，並不能給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談不上震驚西方人的觀感；另外，中國的歷史名跡，書畫墨寶，近幾十年來流傳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訪求，雖不一定能合浦珠還，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觀摩之效。”
但在阿根廷，張大千的移民手續卻未能辦下來，這令張大千很是惱火。此時大陸正在吸引海外藝術家回國，也多次勸說張大千回國，但均被萬言拒絕。至於張大千拒絕的原因，有人分析一是大陸經濟問題，沒有文化市場，靠賣畫爲生的張大千沒有生存空間，二是政治因素，當時大陸各種運動頻起，委實讓張大千感到害怕。
張大千在上海遇到了一位改變他一生的人，這個人就是李秋君。張大千右側爲劉秋君
儘管如此，張大千還是委託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與兒子張心智，按照他離川時的囑咐，把放在家中未帶走的、當年臨摹的125件敦煌壁畫全部交給四川博物館保存，完成了他的心願。
移民阿根廷受阻後，張大千輾轉多個多家，一次從美國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訪友。張大千看中了聖保羅市附近的一塊極像故鄉成都的平原，那裡山水並茂、草木濃郁，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張大千喜歡的不得了，加上巴西又歡迎移民，聖保羅的華僑朋友又多，在朋友勸說下，張大千買下了這塊地，並取名“八德園”。
自此，張大千全家遷往巴西，一住就是17年之久。
張大千在八德園寓所客廳
這段時間，張大千的創作開始轉變，並在巴西和法國的巴黎等地舉辦過多次畫展，獲得了巨大成功。張大千的努力使得西方畫壇開始接受和學習中國畫的繪畫手法，就連當時在世界都聲名顯赫的畢加索，也親自在自己的公寓裡接待張大千，並請張大千爲他臨摹、學習的中國繪畫提意見。
張大千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再次引起國內的關注，他的好友葉淺予、徐悲鴻、吳冠中等人也紛紛和他聯繫，請求他回國參與北京畫院的建設。葉淺予還鼓動於非廠寫了一篇《憶張大千》發在香港《文匯報》上，以表示思念之情，文章羅列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優越性，人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畫家可以無拘無束，自由的生活。
張大千與友人一家在八德園
文章傳到海外，張大千看到了。出於感動，張大千託一位印尼華僑捎口信給中央一位領導人，說想回來看看。這位領導人把這消息很快轉告給了美術界的負責人，葉淺予也聽到此事。但是，還沒等葉淺予答覆，“反右”就開始了，葉淺予等參與北京畫院建設的一干人全部被打成右派，消息傳到張大千那裡，張大千大爲震驚，從此徹底斷了回國的念頭。
若干年後，有人問葉淺予當時的情景。葉淺予不無遺憾地說：“並不是張大千不想回來，而是我們的政策多變，政治運動不斷，嚇得他不敢回來。”有人接着問：“如果張大千當時回來了，結局會怎樣？”葉淺予無奈地笑笑說：結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過“反右”也躲不過“文革”。
儘管張大千一直居住在海外，但有一點是不能忽略的。無論張大千移居在哪個國家，住多麼久，他從從未向居住國提出過入籍要求，他始終保持着華夏子民的身份。
張大千住巴西“八德園”期間，創作了諸如《長江萬里圖》等一批氣勢恢宏的作品，當時世界各地的收藏家紛紛收藏張大千的作品，最受張大千喜愛的《幽谷圖》在日本展出時，當時的政壇炙手可熱的人物、日後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經託人高價收購，被張大千婉言謝絕。
但是，張大千的八德園雖園林宛如故鄉山水，但他總覺得是寄身異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訴朋友說：“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遊子的孤悽情緒。
1974年，張大千在美國舉辦畫展，獲得巨大成功。，並被洛杉磯授予”榮譽市民“稱號。1975年，張大千再次回到臺灣舉辦畫展，此時的張大千已經76歲高齡。畫展舉辦之後，張大千因身體不適住進了醫院，被查出心臟病、糖尿病、十二指腸潰瘍等多種疾病。臺灣的朋友們再次規勸張大千落戶臺灣，而張大千也感到了一顆遊子之心終究要落葉歸根的夙願。
此時，大陸的文革正如火如荼，肯定回不去了，而臺灣畢竟有他多年的好友和弟子，張大千終於決定定居臺灣。
摩耶精舍
1976年1月25日，張大千正式定居臺灣。從50歲離開大陸，海外漂泊近三十年，終以78歲高齡歸宿臺灣。
張大千此舉轟動整個臺灣，受到各界人士歡迎。其實，張大千從來都不缺華夏赤子之心，在大陸文革爆發歸期無望時，選擇臺灣也算是葉落歸根，畢竟，臺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定居臺灣，張大千輕鬆了許多，心情大好，他的住所經常有朋友去拜訪。文藝界自不必說，黃君璧、臺靜農、郎靜山、徐伯郊等等，還有一批在政界曾權傾一時的張羣、張學良、于右任等人。
特別是張學良，這位當年東北三省的少帥，因買了許多石濤的畫，後來被告知都是僞作，且都是張大千臨摹的時候，他和張大千因此而結緣，併成爲莫逆之交。
《張大千仿巨然夏山圖》
雖然居住在臺灣，張大千對大陸依舊抱有強烈的迴歸之心，因爲他的家鄉有他的親人和故土。1982年3月，一位美籍人士從長江三峽入川訪問後，到臺北來訪問大千，贈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貴禮物——一包“故鄉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張大千熱淚盈眶，他把泥土供奉在先人靈位前。
80年代，因爲各種原因，張大千已經無法遠行，他在國內的子女也只能通過互訴思戀之情。每次通話，都能使張大千他泣不成聲，傷心欲碎。
1983年，張大千在完成最後一幅作品《廬山圖》時，病危入院。張大千自感屬於自己的時間不多，隨立下遺囑：所有遺產分爲三份，自作書畫分爲16份，留給徐雯波和所有子女，所收藏的珍貴書畫文物全部捐獻給臺灣故宮博物館，由他親自設計興造的四合院型建築，搭配中國式庭園的住所——摩耶精舍捐獻給臺灣政府。
1983年4月2日，張大千在臺北病逝，終年84歲。他的葬禮近乎“國葬”級別，蔣經國親自題贈“亮節高風”匾額，參加者更是人潮如海。遵照張大千的遺願，他的骨灰被埋在了摩耶精舍的梅丘石碑下。
一位聞名世界的藝術家就此隕落。唯一遺憾的是，直到最後，張大千也沒能魂歸他的成都故里。
萬里投荒尋桃源——張大千的八德園歲月
來源 | 北京畫院
作者 | 萬君超
1952年年初，張大千決定攜家人由香港移居南美。隨同張大千移居南美的家人共有14位，子侄輩有張心一、張心澄、張心夷、張心印、張心嫺、張心沛、張心聲等(見張大千致張心裕信)。
張大千當年爲什麼會選擇阿根廷，而不是其他國家或地區?這其實與原天主教南京教區主教於斌的移民南美計劃有關。1949年9月，于斌以“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1941年成立於重慶)的名義赴美國，然後再前往南美洲各國，與當地天主教機構協商幫助滯留在港澳地區的部分大陸教友移民南美。于斌等人的這一計劃得到了臺灣方面4萬美元的資助，並由高思謙神甫在香港與南美兩地具體操辦相關事宜。
當時最初協定先由玻利維亞接收部分大陸教友，後來由於該國政局發生了變化，以及受種族、宗教等因素影響，這一計劃胎死腹中，但在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天主教國家獲得了一些善意的迴應，其中，巴西成爲最主要的接納國。當時巴西初定的第一批移民的條件是15個家庭的99人，另需要集資相當於50萬美元的投資移民資金，這在當時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極少家庭能夠有如此多的資金(陳方中《于斌樞機傳》)。移民北美則條件更爲苛刻。當時阿根廷的移民條件相比巴西要寬鬆許多，可能沒有硬性的資金規定，而且於斌主教已與時任阿根廷總統的夫人協商妥當，允許200戶華人天主教家庭移居阿根廷(許啓泰《張大千的八德園世界》)。
張大千其實與于斌等人並無交集，但其二哥張善孖生前與于斌私交甚篤。抗戰時期，于斌受國民參政會委派前往歐洲、美國，爭取歐美民間和宗教界對中國抗戰的道義聲援和資金援助。天主教徒張善(教名“安琪”)也以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員的名義，隨同于斌出訪，在美國期間，兩人合作愉快，並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或是基於這一層關係與淵源，當張大千聽說了于斌的移民南美計劃後，就有了舉家移民阿根廷的設想(萬君超《張大千移民南美始末》)。
張大千最終決定移民阿根廷之後，他自己於當年3月中旬先去阿根廷做了一個月左右(原計劃約兩個星期)的考察。據說此行由高思謙陪同。
《畫家張大千赴南美考察》(香港《華僑日報》3月16日)載：“名畫家張大千，昨日下午四時半，乘泛美機赴南美阿根廷從事考察，此行爲期約兩星期返港，昨日赴機場爲張氏送行者甚衆。”
張大千除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一次畫展，還特地遊玩了位於阿根廷和智利交界處的門多薩(Mendoza)風景名勝區。他在阿根廷寫給張目寒的信中說：“兄來阿根廷忽忽已一月。此間風土人情一一可喜，決當卜居。月底即遄歸香港，接八嫂與侄輩來也。”可能是他當時移民心切，忽略了一個極爲關鍵，而且是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除了自己和徐雯波，他的家人及傭人均沒有臺灣方面頒發的“旅行證件”，也就意味着無法獲得阿根廷的入境簽證。所以，1952年5月2日，他在阿根廷寫給張目寒的信中說：
兄不日可得阿根廷居住許可，惟兄與八嫂方有“護照”，比德(注：即張心德)夫婦、羅姪(侄)(注：即張保羅)以下十餘人俱無。請弟往“外交部”一爲商確(榷)，能於兄嫂名下加簽隨行子姪(侄)、工人(注：即傭人)否?另請“護照”是否麻煩?速賜復港寓，兄十日之內必歸也。
張大千在阿根廷辦理居住許可的時候，得知高思謙正在辦理移居南美的數百人中，謠傳有“第三勢力”人員。所謂的“第三勢力”是指當時居留在香港的一批被邊緣化的失意政客、舊將領、知識分子，他們在美國政府及其中央情報局等的暗中資助和策劃下，試圖在國、共之外形成另一政治集團。臺灣當局對“第三勢力”採取絕對不能容忍的態度。所以，他於5月21日在寫給張目寒的信中說：
乃有三五無知妄人因而生妒，散佈謠言，謂其中多系“第三勢力”。固不值識者一笑。然而三人成虎，或亂聽聞。乞弟便中想髯公(注：即于右任)一陳述之也。兄與八嫂皆有“護照”，六姪(侄)、十二姪(侄)以次皆無，應如何辦理?弟就近向公超兄採(採)詢之。速賜復港寓爲盼。
6月2日，張大千返回香港，爲籌措移民資金，發力創作作品。
《張大千由美返港，今後居港致力寫作》(香港《華僑日報》6月3日)載：“我國名畫人張大千，於本年三月間，由港赴美，遍歷三藩市、紐約等大都市，備受美國人士歡迎。(略)張氏並赴南美洲阿根廷應中阿文化協進會邀請，在里約熱內盧(注：應爲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展覽會，在會中揮毫繪就新作廿五幀，予當地人士對中國藝術以深刻印象，參觀者有英、法、德、西班牙等各國人士及藝術家，情形至爲熱烈。張氏昨日已乘泛美飛機由美經日返抵本港。”
但是，證件一直到7月初仍然沒有辦好，極可能就是受到了所謂“第三勢力”事件的影響。張大千生怕夜長夢多，前功盡棄，在7月5日給張目寒信中爲此不禁說了“狠話”併發起了牢騷：
“護照”事如此困難，真非意料所及。……不得已，將以香港居民身份出國，不再妄希其打遍官腔，而終或不發給也。兄原意搭西北航機經臺，得與弟一面，今“外交部”使人種種難堪，雖欲一踐臺地，亦復無此顏面矣。
證件一直到了7月底，經過了諸多的波折和在臺友人的鼎力相助，總算辦妥，其中有些人還是由時任臺灣外事部門負責人的葉公超特批。張大千在寫給張目寒信中有云：“六姪(侄)媳及阿芳‘護照’，承公超兄批發，乞代兄趨謝。”六侄媳即張心德的夫人李協珂，心德卒後嫁給了張保羅;阿芳應是張家傭人。張大千後來還託人轉贈葉公超一幅紙本設色山水圖(今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9月15日，張大千乘泛美航空公司飛機至東京，再經美國轉往阿根廷，而其家人一行已先乘輪船經南非好望角前往阿根廷。
《張大千、胡蝶影后昨日同機飛美》(《香港工商日報》9月16日)載：“我國名畫家張大千昨日下午五時半，乘泛美機往東京，將續往美國轉往南美阿根廷。據談：彼此行已在阿根廷曼多灑購置庭院，將在該地居留一個時期。張氏家眷早於前日乘輪前往南美，全家將於九月下旬在南美聚首。張氏談阿國天氣宜人，當地仕女亦頗友善，誠此時最理想之居所，抵阿後將繼續從事寫畫及研究。”
張大千到達阿根廷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的曼多灑(Mandoza)租了一座兩層樓房暫居，該樓後面有約2畝(1畝約等於666.7平方米)花園，園中花木扶疏，樹草蓊鬱，鳥語不絕，並時有燕子棲息壘巢於此，張大千遂名此居曰“暱燕樓”(亦作“暱晏樓”)。他說：“我暫時可以安定下來了。”並在花園中栽種了松柏、櫻桃、楊柳、玉蘭、梔子、月季、薔薇、七里香等花草樹木。
1968年5月聖保羅華雲飯店張大千畫展一角
約一個月後，張大千通過當地友人引薦，還曾得到了時任阿根廷總統胡安·庇隆及其夫人的禮節性接見。真可謂萬事順意，盡遂心願。他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阿根廷：“江山風物，無不宜人，真有世外意境。生活(費用)之低爲全世界所無，避地之理想處也。”(傅申《張大千的世界》)約半年後，在贈張目寒《移居圖》卷中有詩云：“且喜移家深復深，長鬆拂日柳垂陰。四時山色青宜畫，三疊泉聲澹入琴。客至正當新釀熟，花開笑倩老妻簪。近來稚子還多事，點錄篇章學苦吟。移居南美，卜居曼多灑，偶然賦此詩，錄寄寒弟臺灣。餘興未已，更作小圖於後。癸巳春日兄爰。”他似乎真的尋找到了一處可以避世的“海外桃源”。
但是，張大千一家人的阿根廷永久居留申請卻遲遲批不下來，這也就意味着家人的讀書以及置業等都無法進行。他後來在《將別曼多灑，賦此錄示目寒二弟兼呈於髯翁、程滄波、臺靜農諸公乞教》一詩中有云：“重修敗簏教籠雀，別揀高枝與掛猿。舉國令傳嚴逐客，滿堂燭滅遽留髡。自安白髮流離慣，剩守青氈坐臥溫。三宿未能除結習，手栽花又滿東園。”所謂的“舉國令傳嚴逐客”，或是當時阿根廷對華人的移民政策已經發生了變化。而申請永久居留，似乎已希望渺茫。此中原因，衆說不一。據李永翹《張大千傳》一書中所說，張大千一家的“綠卡”之所以一直未能拿到，他後來從種種渠道聽說，是因爲他將顧閎中(傳)《韓熙載夜宴圖》卷和董源(傳)《瀟湘圖》卷等一批古畫售予大陸文物部門的緣故。臺灣當局餘怒未消，故令從中作梗。聊存一說。但張大千致張目寒信中確實說過：“永久居留證遲遲未得，頗聞有作梗者。”另一封致張目寒信中也說：“此間居留尚小有問題，蓋有搗亂者且誣兄爲‘冒稱臺灣代表’。淺人妄見，一何可笑。”
除了永久居留證申請受阻，張大千最爲器重和喜愛的侄子、畫家張心德(又名比德，教名彼得，家族排行第六)於1952年10月18日(舊曆八月三十日)死於急性闌尾炎，年僅32歲。此事令張大千傷心欲絕，並且還不敢將此噩耗告訴國內的親人。他在後來寫給女兒張心裕(家族排行十二)的家書中說：“六哥去年八月卅日去世了，恐怕阿奶傷心，所以未曾去信。現在告訴你，你不可以告訴阿奶，至囑至要。”阿奶即心德的母親。張大千在借居處附近的教堂邊上爲張心德選了一塊墓地。每當黃昏時分，他就在徐雯波的攙扶下拄着柺杖，呆坐在心德的墓旁，時常對着墓碑喃喃自語，不知所云。曼多灑似乎已成了他的傷心之地。
在臺灣的于右任、張羣等友人得知此事後，隨即聯絡在紐約的王季遷等人，由他們出面邀請張大千前往美國旅遊、散心，希望他能夠及時走出喪侄之痛，以及消解無法定居阿根廷的煩惱。1953年3月上旬，張大千攜夫人徐雯波抵達美國紐約，並由在聯合國任職的張孟休、項馨吾以及王季遷夫婦等陪同，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看中國古書畫，還由楊聯升教授陪同參觀哈佛大學中文圖書館，觀看了館藏的《內江縣誌》等。(張孟休《大千先生二年祭》)
張大千晚年曾回憶說：“我在阿根廷僑居期間，曾赴美國旅行，來回都要經過巴西，會見僑居在巴西聖保羅的同鄉朋友，知道他們在那兒辦農場養雞，都頗能安居樂業，巴西的人情味遠比阿根廷好，在巴西的朋友都勸我搬到巴西來，因爲巴西歡迎移民，居住權的問題也好解決。”(謝家孝《張大千的世界》)
1953年10月，張大千到巴西聖保羅旅行散心，遇見了在抗戰時期就已經相識的蔡昌鑾。蔡氏是澳門富商蔡克庭次子，畢業於金陵大學農學院，此時已經移民巴西，在聖保羅附近經營養雞場，還從事牛黃出口香港的生意。舊雨重逢，杯盞夜話，張大千談起了在阿根廷遭遇的種種不如意和喪侄之痛。後來張、蔡等人到離聖保羅約70千米的牟吉市(Moji das Cruzes)遠郊(離該市約18千米)處遊玩。據許啓泰《張大千的八德園世界》一書中的蔡氏所述：
那天下午，雨過天晴，兩人步行到離簡氏(廣東人簡鴻鈞)農場不遠的土坡上，坐在路旁一株倒下的大樹杆(幹)，大千遠望雨後雲天，一抹晴翠，遠林如黛，歸鳥相呼，就口吟後周柴世宗命制柴窯瓷器的名句——“雨過天晴雲破處”，然後手指其下說：“下面這片園林是誰的?我想買下，築一花園，做(作)爲亂世的卜居之所。”
這片西低東高的土地是一個意大利人種植柿子的農場，面積15公頃。蔡昌鑾即與該意大利人達成購地協議，總價50萬巴幣，包括一棟農舍和一輛吉普車，後來因有新植的兩千株玫瑰和油加利樹，最終定價80萬巴幣，且需首付40萬，餘款分8年付清，每年5萬(最後5萬因原主人放棄而未支付)，當時摺合美金約20萬。這次張大千吸取了在阿根廷的教訓，遂委託蔡昌鑾辦理全家投資移民巴西的相關法律手續。這是張大千平生第二次購置不動產，第一次是1948年年底，在成都西郊金牛壩購買了一處房產。今人或許會問：“張大千當年爲什麼要斥巨資購買一個地處偏僻的農場?”這其實與當時巴西的移民政策有關。張大千及其家人與傭人如要獲得巴西的永久居留權，在投資金額上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張大千在1954年3月26日寫給身在泰國曼谷的弟子王漢翹信中說：“阿根廷二年小住，稍感厭倦，又以六舍姪(侄)之喪，悽愴於懷，因以出遊。去月初來巴西，覺山川風物略似我國。碧梧翠筱，尤平生所愛。此間竹族尤夥，遂決移居之。(略)敝眷須四月底方得自曼多灑來此。”張大千及其家人離開阿根廷的具體時間不詳，約是該年的春末夏初(4月底)。他在離開阿根廷時頗爲傷感，可謂前程難卜。後來曾有《御街行·別阿根廷作》一詞寄給在香港的女弟子馮璧池，寫出自己當時的情緒與感觸：“問春風，誰做主?總是教人，日日無情緒。才說欲晴還又雨，花落花開，不道都有汝。漸行舟，移別浦。一任並刀，不斷愁千縷。忍淚無言揮手去，水遠山長，沒個安排處。”但張大千真的是因禍得福，吉人天相。他離開阿根廷不到兩年，阿根廷發生軍事政變，庇隆總統下臺，局勢劇烈動盪。
張大千在開始籌建農場後，他將牟吉市音譯爲摩詰，以紀念唐朝大詩人、大畫家王維(字摩詰)，所以農場最初名爲“摩詰山園”或“摩詰園”。園中有一千餘株柿子樹，古人說“柿有七德”：一壽，二多蔭，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段成式《酉陽雜俎》)。張大千再加一“德”：柿葉泡水煮茶可治胃病，因此他將摩詰山園又名爲“八德園”。據說“八德”還有一層寓意，即中國古人道德標準中的“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陳燮堂《八德園記遊》)。他還將聖保羅音譯爲“三巴”，因四川古時曾被分稱爲巴、巴東、巴西三郡，寓意不忘桑梓——“此地似蜀”。
八德園未全部建成之前，張大千借住在牟吉市內三年左右。他在對八德園進行規劃設計之後，開始不計成本地大興土木，僱用十個巴西工人、一個日本造園師，並租借了一臺大型開山挖土機。將原來已有的玫瑰、油加利樹全部移除，另種上梅花、芙蓉、秋海棠、杜鵑、牡丹、芍藥等中國傳統名花;樹木以各類鬆和竹爲主，其中松樹有馬尾松、美國鬆、加拿大水鬆、五葉鬆、三葉松、落葉松、白松、黑松和赤松等十餘種，各類竹子也有近十種。八德園入口處是一條翠竹夾道的小路，一條兩旁遍植松樹的路通向二層樓大畫室、一層樓居室、餐廳和養猿的籠舍，另一條翠竹遮天的小路通向荷花塘(1962年開鑿)和人工湖。塘湖之間築一長堤分隔，湖的面積約20畝(約1.33公頃)(致張麗誠信)。湖岸邊分別建有翼然亭、聊可亭、夕照亭、湖心亭和竹寒亭。張大千後來說：“很多朋友都知道八德園中有五亭湖，建有五處亭子，說我是點綴畫意風景，其實我要實際些，修亭子還是爲了歇腳避雨。我每天在湖畔散步，常遇驟雨，憑經驗選地築亭，走一段遇驟雨，剛好歇腳觀景，雨小些再走，到另外一個亭子雨又來了，此五亭之妙用也。”(謝家孝《張大千的世界》)他遂將此人工湖命名爲“五亭湖”(初名“八德池”)，挖鑿此湖先後用了約三年時間，湖中放養一羣白天鵝，聊作“羲之愛鵝”之致。園內一些古拙奇異的巨石，如名爲潮音埗、躑躅嶼、槃阿石等，大多是從日本和中國臺灣海運而來。挖湖和塘的土石壘成一座名爲“孤鬆頂”的小山丘，可以拾級而上直到山頂，或坐或立於孤鬆之下，俯瞰全園景緻和眺望遠山雲煙。“孤鬆頂”是張大千非常喜歡的園中佳景，郎靜山和王之一等人曾拍攝有許多照片。張大千時常獨自屹立於此丘之巔，或在四顧自問“天下藝壇誰主盟”?
五亭湖又開鑿一條小河道通到離住宅不遠處，再挖鑿一個池塘，取名“靈池”。這個靈池還有一個故事，張大千曾說：“我園裡還有一個池子很特別，我就叫它‘靈池’，雨則池盈，旱則乾涸見底，池中有水無水，就恰巧是我家中有錢無錢的寫照，百試不爽。不僅我相信，連我家裡的人都相信。”後來張大千將這個故事講給著名作家易君左聽，易氏還特地寫了《大千與靈池》一文，其中有云：
餘友蜀人張大千，畫名震當世。客巴西。於庭前鑿一池，旁雜植花木以爲清賞。豪雨則池水盈，大旱則可見底，任之而已。(略)所奇者，其貲財之有無豐嗇，一視池水之容爲準：盈必裕如，縮則見肘，涸則無隔宿之糧矣。試之盡驗。大千頃飛港見餘，笑曰：“內子寄吾書，謂吾行時，僅留數十美金，今將竭矣，奈何?並附述家中瑣事，謂池水又盈。書來時，吾已匯六千美金去矣。”
張大千與徐雯波在八德園
靈池不遠處是盆栽街，兩旁磚墩木架上放置着樹木盆景，以各種造型奇特的松樹盆栽居多，據說絕大多數購自日本，有的需1500美金一盆，在當時實屬天價。盆栽街邊上一塊地上鋪滿白色的細沙石，中間栽一棵臥地松樹，枝幹猶如巨型蜘蛛爪，沙石上還有幾塊奇形大山石。此處頗有些日本庭院“枯山水”的意韻，應是日本造園師的作品。巴西法律規定不允許任何外來植物、動物等入境，後來經過多次協商，海關最終以張大千用作繪畫標本之由而予以特別通融，但有些需繳納進口關稅。20世紀60年代，張大千以700美金購得一頭瑞士純種聖伯納犬，從瑞士空運到巴西960美金，巴西入境徵關稅200美金，共計花費1860美金，可稱八德園中第一名貴之犬。
白牆紅瓦的兩層樓是畫室，也是八德園中的主建築。底樓一間是客廳，牆上懸掛有張大千與張善孖的合影，几案上還陳設有從香港帶來的文玩、賞石等，裡間是畫室。底樓另有一間大裱畫室，四周牆上掛着裱畫板，聘請裱畫師傅黃明在此裝裱書畫。底樓另外幾間房間是儲藏室，主要儲藏紙張、繪畫材料、圖書和資料等。二樓是一間大畫室，除了靠窗有一張畫桌，幾無他物。每當張大千要作大型及巨幅作品(如潑墨潑彩畫)時，即將畫紙鋪在地板上盡情揮灑，由家人或弟子在旁協助。張大千在樓上作畫時，如非經他許可，任何人皆不得拍照或錄像。
八德園中諸多的建築、景觀、樹木、植物、奇石等，並非一兩年之內就全部完成的，最終耗時五六年才得以竣工，而且後來還不斷進行充實和修整。無止境的造園開支和全家的生活費用，加之時常寄錢寄物接濟國內親人，巨大的經濟壓力可想而知。所以張大千不可能一天到晚在八德園裡負責造園和進行督工，他必須四處辦展賣畫和賣藏品。在此期間，他曾先後到過美國、日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等，少則幾星期，多則數月或半年，風塵僕僕，來去如梭。他還身患多種疾病，尤其是頗爲嚴重的糖尿病對他的眼疾(視力)影響非常大。有一次他在搬動園中的一塊大石頭時，因用力過猛導致血壓上衝，眼前頓時一片漆黑，後經醫生診斷爲視網膜神經受傷，只得臥牀靜養。
儘管在建造八德園的過程中，歷經了諸多難以想象的困難與艱辛，但張大千仍然保持樂觀的心態。他的《摩詰園》一詩有云：“萬里投荒應是喜，亂離猶作太平人。”1958年所作《六十生日自壽詩》中亦云：“五洲行遍猶尋勝，萬里投荒豈戀鄉。珍重餘生能有幾，且揩雙眼看滄桑。”張大千那種頑強生存的能力、遇挫不餒的精神和持久恆遠的毅力，在近百年的中國畫壇上真的少有人比肩，這或許是他人生歷練的精氣真髓所在。在時間的長河流變中，絕大多數人在歷史中消失或被後人遺忘，而只有像張大千那樣的極少數人變成了一種“神話”和傳奇。
張大千的朋友、攝影家、《巴西華僑日報》社長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張大千》一書中曾說過：“佈置八德園，的確花了不少時間，不計其數的金錢，多少收藏的古董、大小的新作品、畫展的收入都送進了土中，少說也有幾十萬美金。二十多年來的心血全部灌注進去，就是爲了要製作一幅立體圖畫。”傅申在《畢生尋找桃源——張大千和他的時代》一文中也說過：“這個巴西的新家園，讓大千盡情發揮他造園的豪舉，親自運籌規劃出了一個他夢寐以求的桃源。其中包括了一間歷來中國畫家未曾有過的最大畫室和一個最大的人工湖。八德園是大千一生中精力、財力耗費最巨的不動產，也是他一生中完成的最大作品，並且是立體的，是造園，也是他的地景藝術。”(傅申《張大千的世界》)大師的成功之處在於他傳達的不是一種幻想，而是對生活的感悟和對藝術的品味。明人陳繼儒《〈花史〉跋》一文中有云：“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瓜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官貴人是也。”
據說古人造園有三不可：“不可限制錢，旁人不可參與意見，園未完成時，他人不可參觀。”在八德園完工之後，慕名前來遊覽者頗多，除巴西當地的僑界賢達、藏家畫賈、政商名流外，有些好友還特地從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美國、法國、日本等地遠道而來，如羅家倫、郎靜山、黃君璧、林語堂、郭有守、蔡孟堅、王之一等。普通的慕名參觀者，一般由張保羅等人接待導覽。如是摯友舊朋，張大千又在八德園，則會盡地主之誼，陪同參觀，指點丘壑。在遊人的讚歎和欽羨聲中，豪邁之情會不時涌上張大千的心頭，但他仍具“莫話廿年離亂事，但能相見已如仙”的豁達襟懷。參觀之後，張大千設家宴款待遠方來朋，有時還親自下廚，賓主盡歡，如沐春風。黃君璧後來在《張大千是非常人》一文中說過：“曾訪大千於巴西之八德園，相見喜極，是晚大千即在其家招待晚餐，並手書菜單，囑其夫人入廚整治，他平時好客，待朋友熱情誠摯令人難忘!”
居住在巴黎的郭有守(字子傑，四川資中人)曾留學法國，歷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張大千與他在國內就已相識，據說兩人是“中表之親”，所以張稱其爲“子傑四弟”。1956年夏，張大千應邀到巴黎東方藝術博物館和巴黎現代美術館舉辦個人畫展時，兩人在巴黎再度重逢。郭有守也是徐悲鴻和傅抱石在歐洲的代理人，而張大千也正想借巴黎個展的成功效應，進軍歐洲市場，可謂天賜機緣。在以後近十年的時間裡，郭有守爲張大千打開歐洲市場鞍前馬後，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動用了相當多的人脈資源。張大千是何等聰明之人，他當然心知肚明，贈給了郭有守許多畫作精品(約有七八十件)，並將自己待售的一批畫作留在了郭氏的巴黎寓所。1962年夏，郭有守曾赴八德園居留一個月，張大千還爲他畫了《蜀江圖》上、下兩卷，《蜀楚勝蹟》冊等名作。1965年3月，郭氏再次來到八德園，兩人“朝暮坐八德園”，眺望山川，遙思故國。1965年年底，郭有守被瑞士方面以“間諜”罪名逮捕，後回到北京，發表《起義聲明》，宣佈與臺灣當局脫離關係。郭有守事件將張大千營銷歐洲市場的計劃徹底打亂，不僅存放在郭氏寓所中的許多畫作被臺灣當局抄沒，而且還被懷疑兩人是否“同謀”。這使得張大千措手不及，處境也異常尷尬。他最終決定放棄歐洲市場，開始先將重心轉向美國，然後是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
1963年5月，張大千長女張心瑞在畫家葉淺予的幫助下，帶着女兒蕭蓮到了香港與父親團聚。月底，張大千的香港簽證到期，必須離開。他託臺灣的友人爲心瑞母女辦了旅行證件，6月7日(端午節)後，他們一起回到了八德園。6月15日，心瑞36歲生日，張大千問她：“兒今幾歲?”心瑞答：“36歲”。張大千握着她的手說：“時光流逝何如此之速!與兒分別竟18年矣!”言猶未已，聲淚俱下。在旁的徐雯波連忙勸慰：“心瑞遠來省親，今又值36歲生日，乃爲一家之喜，何必傷感如此。”衆人隨即擁着他去園中散步觀景，看見長臂猿跳擲嘶鳴嬉戲，心中之悲稍解。(李永翹《張大千全傳》)張大千留在國內的兒女中唯有心瑞到過巴西，父女兩人極爲珍惜此次來之不易的團聚，在此一年時間中，張大千因爲要在紐約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於1963年10月去過美國一個月，其他時間都是在八德園與心瑞母女朝夕相處。張大千曾想將心瑞母女留在巴西，但又顧忌可能會連累國內的家人，最終只得忍痛作罷。張心瑞後來在《珍藏的記憶》一文中說：“1964年5月，啓程的日子到了，我能感覺到父親的傷痛。留在大陸的七個子女中，只有我有機會回到父親身邊，這是可以改變我人生的機會，但我最終還是選擇了回到四川。”父女兩人從此再未相見，彼此留下終生遺憾。
在大風堂衆多的弟子中，有所謂的“八德園四弟子”之說，即孫家勤、張師鄭、王旦旦、沈潔，後兩位是女弟子。孫家勤是民國軍閥孫傳芳的幼子(祖籍山東泰安)，早年就讀於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後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是黃君璧、金鞏伯(金城的侄子和弟子)的學生，精擅人物、山水。他在赴巴西之前，張目寒先攜其畫作至香港，請張大千過目，由其核可，並請張目寒、臺靜農在臺北代師收徒，先行拜師之禮。張師鄭原名耀祖(祖籍廣東潮陽)，其父是與張大千交好的一名香港古董商人，故其在17歲時即拜張大千爲師學畫，張爲其改名“虔”，號師鄭(典出唐代名畫家鄭虔)。孫長於張10歲，兩人於1964年先後抵達聖保羅。張師鄭專攻八大山人畫風及巨幅潑墨潑彩荷花，兩人還常爲張大千工筆人物畫勾描代筆，孫家勤曾爲張大千藏書進行編目、整理和上架。1965年年底，香港王旦旦(祖籍上海)在紐約拜張大千爲師，於次年年初隨師同赴八德園(她原是趙少昂的弟子)。張大千讓王旦旦專攻花卉和臨摹石濤作品，併爲其改名“王曦”。王父是香港電影編劇、製片人兼演員，也是鄧散木的弟子，1964年死於臺中空難。沈潔(字挹冰，祖籍浙江嘉興)於1964年拜師張大千，其父是聖保羅實業家，因喜歡繪畫，與張大千多有交往。沈潔是四位八德園弟子中唯一一個“走讀生”，週一至週四住八德園，週五再回聖保羅市自己家中，兩年後赴美國學習服裝設計。1967年6月末至7月初，八德園四弟子在聖保羅藝術館舉辦了唯一一次聯合畫展——“大風堂門人：孫家勤、張師鄭、沈挹冰、王旦旦畫展”，每人展出四幅畫作，張大千爲畫展題名，並與四弟子拍攝合影製作宣傳海報。1971年，張師鄭與王旦旦赴紐約定居並結爲夫妻，一年後移居舊金山。1975年，張因患腦癌病逝。孫家勤後任教於聖保羅大學東方語文學系，1991年被聘爲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客座教授。由於諸多原因，張、沈、王后來逐漸淡出畫壇，唯有孫家勤一直在從事創作和教學。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張大千平均每年賣畫(不包括出售古書畫藏品)大約有多少收入，具體金額已無法確定，他在1961年5月寫給其三哥張麗誠的信中說：“每年賣畫可得美金萬餘，合人民幣三萬上下，只是人口稍多，足夠家用，無多蓄積而已。果園有柿子一千五百棵，每年可得四五千美金。”(包立民《張大千家書》)此信中的“美金萬餘”或是除去相關支出(旅費、住宿、裝裱等)的淨收入。1970年夏，張大千在八德園曾訂有《張大千鬻畫值例》，其中山水人物：堂幅每方尺二百元，屏條每方尺三百元，橫幅每方尺二百元，冊頁每方尺八百元，卷子每方尺八百元，另還有花卉、書例、題簽、鑑定等潤例，並附註：“定值以美金計，磨墨費加二成。潤金先惠，約期取件，至速在六個月後，立索不應。”所謂“磨墨費”即代理商或畫廊的佣金。此潤例之高在當時海內外華人畫家中絕對無人能及，但他的開銷和出手之大，也是無人能比。雖然偶爾有大幅六條屏潑墨荷花圖賣得3萬美金(據傳被紐約代理畫廊以16萬美金售出)，但也只是個例，而非當時市場行情的常態。即便張大千一年賣畫可得三四萬美金，除去日常的生活開銷(如旅行、治病、購藏古書畫、接濟國內親人等)，以及數年間造園的龐大費用，他在巴西時的經濟狀況大多仍是虧空的，壓力不可謂不大。他有一次託張目寒在臺灣幫忙出售一件五代巨然(傳)畫作，並讓張去找王世傑(雪艇)、羅家倫(志希)，詢問是否有意購藏，但不可告訴他們是自己的藏品。他在寫給張目寒的信中說：“弟託人與雪艇、志希一看，但不可說是兄之物。如他二人有(意)收購，可索價美金八千，但能得三千以上即爲脫售，惟求快速，兄需錢至急，切不可令外人知之，即髯公、嶽軍亦不可令知。季玉尤不可知也，至要!至要!如他兩人無意，即刻設法仍寄日本，千萬!千萬!”髯公即于右任，嶽軍即張羣。張大千一生極要面子，他不想讓友人知道自己的經濟窘境，並且爲之擔憂。
在賣畫、賣藏品仍然入不敷出的時候，張大千還曾與巴西友人合資做蔗渣貿易，並與臺灣糖業公司簽訂合同，後來可能不了了之。在八德園興建之初，一些當地友人成立了豬鬃出口公司，聘用四五位香港工人，並推舉張大千出任董事長。在免費收取豬鬃後經過加工、整理和包裝，出口到美國，並取名爲“鳳凰牌”。這原本是一項投資成本極低而又利潤可觀的生意，豬鬃也是美國市場上製作各類刷子必用的原材料，但當時美國政府正在對中國大陸實行經濟封鎖與制裁，當一大批“鳳凰牌”豬鬃海運至美國後，不料因爲其包裝外觀的緣故，被誤認爲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而予以沒收。後來雖經多方交涉，美方也確認是誤判，但此事最終仍是不了了之。不久之後，豬鬃又被塑料絲所代替，公司不得不倒閉了結。張大千投入的資金大受損失，血本無歸。據當地的一位華僑後來回憶說：“大千一向待人和顏悅色，但此事發生後，心情異常沉重。一方面家累甚重，開支浩大，而又時局不寧，滯居異國，談起此事，言辭非常激動，是結識大千居士三十年來所僅見。”(許啓泰《張大千的八德園世界》)
張大千在八德園
張大千在巴西八德園的近二十年時間裡(1954年至1973年)，總的來說生活還算是安寧平靜的，此地雖是異國，但儼然已成了他的“第二故鄉”。張大千的前半生，一直過着居無定所、隨處借住的生活，雖然也曾長住過網師園、頤和園、青城山等名勝名園，但他只是一個房客。購置了八德園之後，他終於可以自由主宰、任其想象地去構建一座心中理想的園林。造園與作畫，也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八德園時期，他在當地也積累了相當廣泛的人脈和藝術資源，比如參加“聖保羅雙年展”和多次舉辦個展等。可是巴西畢竟地處偏遠，市場銷路非常有限，而且又遠離日漸興起的藝術中心——美國市場，信息也閉塞。他時常要去美國，中國香港、臺灣，日本等地舉辦展覽、旅行或治病等，行程遙遠，舟車勞頓，極爲不便。對於一位年近古稀，且身患多種疾病的老人來說，巴西似乎只適合靜居療養。
20世紀60年代中期，聖保羅州政府爲了改善居民的供水問題，擬在八德園附近興建一座大型水庫，而八德園也在水庫的規劃之內，將予以徵用。雖然經過專家的勘察，此地的地下水和河流中的水質並不適合飲用水的標準，但州政府當局仍然堅持該水庫的建設計劃。直到1989年此水庫才正式建成蓄水，五亭湖及其他大部分園林早已存沒水底，稍高處的兩層樓大畫室原址也成了一片荒煙蔓草的澤地廢墟。後人每到此尋訪憑弔，無不爲之感慨嘆息。1973年，張大千最後一次回到八德園避暑之後，除留下幾個家人繼續居住和看管外，其他人皆陸續移居美國。園中所豢養的各種動物，因無法入境美國及高昂運費，所以大多轉送給了聖保羅市動物園或當地友人。由於種種原因，張大千生前拒絕接受八德園的土地及建築的賠償款。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聖保羅州政府才償付給了張大千的後人。
張大千經常要到美國去醫治眼疾(嚴重糖尿病導致的併發症)及其他疾病，因此在旅美友人的建議與推薦下，於1968年在美國加州北海岸景色怡人的旅遊勝地卡米爾(張大千譯爲“克彌爾”)購置了一處房產——“可以居”;1971年又在附近購置了另一處住宅——“環蓽庵”，因庭院四周遍植翠竹，故又名“環碧庵”。他將八德園中可以運走的花木、奇石等陸續運到了美國，繼續營造他的另一個“海外桃源”。與八德園有所不同的是，在環蓽庵的庭院中還種植了百餘株梅樹，或有某種特定的寓意在其中：“眼中多少頑無恥，不認梅花是國花。”
保羅後來曾對人說：“老爺子後半生如此熱衷於造園，其實他是在享受那份造園的過程。”不僅如此，八德園時期在張大千晚年的繪畫生涯中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傅申在《張大千藝術的分期》一文中，將張大千一生的繪畫分爲“國內時期”和“海外時期”兩大部分，他說：“而在‘海外時期’的後期，則可以依居住所在地分作‘南美期’‘美國期’等。其實大千離國最初的一段時間，畫風上、心理上都只是出國前的延續，一直到他定居於巴西之後，他纔算真正進入了‘海外時期’。”由此可見，張大千在八德園的近二十年時間，是他繪畫生涯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創作了許多的傳世名作(如《八德園造園圖》《摩詰山莊八德池》《五亭湖》《五亭湖一角》《八德園》《摩詰山園圖》《三巴摩詰山圖》等)，也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多的生活照片(有數千張)，以及難以計數的私密信札。這些畫作、照片和信札，成爲後人研究張大千生平最重要的圖像和文獻資料，其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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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