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機會窗口還是深坑？

過去十年間，印度及其周邊國家的產業發展日新月異，吸引了包括中國大陸、臺灣地區以及不少其它資本競相涌入。

筆者曾在2015年至2020年間常駐印度，專注於電子及相關行業工廠的機電設備工程與安裝服務，深度融入了印度的變遷與發展。

自2020年起，鑑於形勢變化，在國內靜待印度簽證的大面積放開和兩國直航的恢復，2023年上半年，再次獲得簽證，重返印度。

面對屬於單一國家，卻國情複雜、充滿機遇和風險的印度市場，如何以穩健的步伐進行投資佈局、實現利益多贏，在必要時有效退出，筆者在此陳述一孔之見。

企業出海合規先行

對於有意拓展海外市場的中國企業而言，這不僅關乎企業利益與信譽，更是確保長期穩健發展的基石。

在製造業及相關產業國際化進程中，不少國內企業常面臨議價能力受限的困境，主要源於長期以來形成的“大幹快上”思維，在不少項目投資中急於求成，不自覺地支付了高昂的“學費”。

以2012年前後某企業在印度新德里中標大型項目爲例，該企業在前期調研不充分、對印度用工制度瞭解不足的情況下，迅速租賃了不小的辦公空間並大幅擴充本地直接僱傭的員工隊伍。

在不長的時間內，項目因故中止後，面對龐大的裁員與賠償問題，陷入尷尬境地。由於初期人力資源架構設計不足，加之印度員工充分利用僱傭合同條款保護自身權益，裁員工作等進展緩慢，最終以遠超預期的600多萬元人民幣的額外費用才得以解決，項目決算耗時近兩年。

這反映出在國際項目運營中忽視本土化調研與風險評估的嚴重後果。印度就業市場有特殊性，如員工頻繁跳槽以謀求漲薪，要求企業在僱傭時具備更深刻的預判。僱員解僱程序及試用期責任需明確界定，以確保僱傭關係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國內企業在海外投資時，應高度重視駐外一線團隊的組建，充分尊重並信賴前線團隊對所在國的國情、城市地方政策的深入瞭解，結合多邊法律要求，構建有效的風險防範機制，在必要時爲企業提供合法退出的路徑，確保在國際仲裁或訴訟中佔據有利地位。

由於不少中國企業在印度陷入非經營性的困境，國內輿論形成了一種“印度營商環境不可靠”的氣氛。但事實上，不少國際品牌在印度仍在穩定發展，如三星電子。

從2016年至2023年，三星手機及通訊部門在印度的發展勢頭強勁，盈利能力穩步提升。印度龐大的人口基數、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能力提升，以及政府推行的積極招商引資政策，爲三星等外資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2016年三星電子在印度的營業額爲4700億盧比，2023年已經達到9890億盧比。

印度吸引的FDI顯著增長

過去20多年，印度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顯著增長，從2000/01到2023/24年，增長了20倍。在FDI眼中，印度是一個機會之窗。

值得注意的是，在諸多投資來源國的投資中，毛里求斯（佔25.64%）、新加坡（佔23.35%）、美國（佔9.46%）、荷蘭（佔6.91%）及日本（佔6.22%）位居前列，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雖有所貢獻，但尚未佔據主導地位。

再看FDI在印度各地的分佈，不難發現投資熱點主要集中在印度的經濟重鎮。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以近30%的高比例領跑，隨後是科技中心班加羅爾所在的卡納塔克邦（Karnataka），以及莫迪總理的故鄉古吉拉特邦（Gujarat），這些地區各自具備獨特的經濟吸引力和發展潛力。

此外，德里和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也是不容忽視的投資熱土。不少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中國企業，如三一重工、美的集團等，已明智地將目光投向了馬哈拉施特拉邦等經濟活躍區域。

當然，也有部分大陸企業傾向於將投資重心放在新德里或其周邊地區，這一選擇背後的動機或許值得進一步探討。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近年來在外資投資政策上有所調整，特別是對於與陸地接壤國家的投資設置了更爲嚴格的審查機制，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對印度的直接投資。

此類政策調整背後，可能蘊含着兩國間產業結構競爭、經濟戰略考量乃至意識形態差異的複雜因素，預示着未來雙邊經濟合作與競爭態勢的進一步演變。

印度在過去數十年間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不容忽視，但其大財團與貴族企業的壟斷式崛起，更是爲該國經濟及產業結構發展增添了獨特的色彩。對於尋求海外拓展的中國企業而言，深入瞭解印度市場，靈活應對政策變化，精準定位投資領域與區域，將是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關鍵所在。

扎牢籬笆

自2020年以來，不少中資企業在印度遭遇了包括稅務追繳、罰款以及涉事工作人員的相關案件，主要由印度所得稅部門或稅務機關發起，針對企業過往經營行爲展開追溯，追溯期限有些長達6年甚至更久。“印度是個坑”的說法，也越來越流行。

但從現有公開數據分析來看，印度政府此類稅務追繳行動並非僅針對中國大陸企業，印度本土企業及其他外資企業在印度的投資同樣未能倖免。這反映了印度稅務部門在特定時期內的廣泛審查與調整策略。

特別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筆者便預測，隨着印度經濟承受巨大壓力，其稅務部門很可能加大稽查力度以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無論是印度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面臨收入短缺的情況下，都有可能將稅務稽覈的觸角延伸至企業層面。無論是企業主動應對還是被動處理，都不可避免地會遭遇此類挑戰。

關於稅務稽覈，企業應明確的是，政府進行稅務追繳或相關調查均基於法律依據，因此企業應確保自身的稅務管理合規性，經得起稅務部門的稽覈與追溯。這要求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不僅要遵守稅法，還需通過高效的稅務籌劃與管理，提升企業應對稅務風險的能力。

以三星電子在印度市場的經驗爲例，其通過聘請曾在印度高級稅務部門任職的退休官員或管理人員，以他們熟悉的政府作業方式指導三星印度公司的合規工作，有效構建了堅實基礎。

籬笆扎牢了，進出都不容易有漏洞。政府如同打牌的莊家，做莊有做莊規矩，企業如同牌手，也不能老是薅莊家的羊毛。

印度正在迎頭追起

中印兩國，作爲山水相連且搬不開的鄰居，地理上非常親近，雙邊的國與民有着天然的必要去了解彼此。但隔着喜馬拉雅山脈，彼此的瞭望着實又很不夠，尤其是在中國大陸方面。

在筆者於印度長期的工作生活中，有幸結識了來自印度社會多階層的衆多不同朋友，深刻體會到，部分印度人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往往持有一種印象，即行事風格高效，追求利益的速度較快甚至激進，無論是投資還是決策都顯得雷厲風行。

然而，這種行事風格，在某些印度人眼中，有時可能被誤判爲中國人喜歡打擦邊球，觸及法律或道德的邊界。

至於國內朋友眼中，對印度的形象近些年有些刻板。誠然，印度因其個別社會問題常被貼上環境危險的標籤，甚至被冠以“強姦之都”的稱號。

筆者承認，這類事件在印度確實存在，且有時顯得較爲突出。但其普遍性和嚴重性也往往被社交媒體或特定領域的報道所放大。實際上，若將類似事件置於全球視野下審視，不難發現，其他國家也或多或少存在類似問題，只是曝光程度與處理方式各異。

重要的是，近年來印度在女性權益保護和社會尊重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與提升，體現了印度社會對於性別平等和女性安全的日益重視。

將視線拉回到1990年前後，中印兩國的差異不算明顯，甚至印度在不少領域比中國大陸優勢明顯，比如鐵路里程、基礎建設、計算機產業和國際影響力。

如同一位旅華多年和熟懂中印美的老教授所言，對比中國大陸，印度是活生生地把“兩個王、四個2的牌”搞糊了，落在中國大陸後面。

不過，印度心有不甘，也正在迎頭追起。假以時日，印度立國時尼赫魯總理有聲有色的大國願望，有可能回到軌道上來。對這一無法迴避和阻擋的趨勢，中國要有更大的格局和胸懷，並早做建設性的準備。

No.5921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葉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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