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政治正確與墨子的經濟理性

——對荀子非議墨家節用之辨析

摘要：荀子批評墨子“上功用”，墨家學說的確基於功利論；荀子批評墨子“不知壹天下”，墨子的確反對大一統；荀子批評墨子“僈差等”，墨子的確主張淡化社會等級制度。但荀子所謂“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則反映了荀子自己思想之中深層的邏輯矛盾。司馬遷所言“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是公允的評價。司馬遷所謂“墨者儉而難遵”也是實情，企業家精神也是“儉而難遵”，“不可遍循”。但是，荀子和司馬遷墨學批評的背後，籠罩着忠君重禮的大一統政治正確。

（作者：南方在野，全文7631字，本文未經授權不得隨意轉載。）

◇關於“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

荀子對墨子的批評是：“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荀子·非十二子》）荀子這句話確實存在多處邏輯問題。首先，“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存在邏輯上的斷裂或“偷換概念謬誤”。“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對墨子學說的肯定評價，表示墨子學說有充分的依據和合理的論證。然而，接下來的“足以欺惑愚衆”則是對墨子學說可能產生的影響的負面評價。這裡存在一個邏輯上的斷裂，即從對一個學說合理性的肯定直接跳到了對其可能影響的負面評價。僅僅因爲一個學說有理有據，並不能直接得出它具有欺騙和迷惑大衆的結論。荀子從事實判斷直接跳到價值判斷，邏輯推理上存在斷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與“欺惑愚衆”兩者之間不存在直接的邏輯聯繫。換而言之，荀子犯了“偷換概念謬誤”：荀子在這裡將墨子學說的合理性（持之有故且言之成理）與該學說對民衆的潛在影響（足以欺惑愚衆）混爲一談。如果荀子如此說話能成立，那就能得出任何胡說八道的武斷結論。無論何家何派，無論立論還是駁論，都必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理有據是智者的表現，用理據來說話，乃是溝通理性，決不是對人的“欺惑”。反之，言之無理持之無故，卻大搞立場宣示，販賣價值判斷，煽動情緒，訴諸非理性因素，纔是真正的“欺惑愚衆”。實際生活中，很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學說也往往只能說服智者；無理無據的立場宣示情緒宣泄，卻往往足以欺惑愚衆。荀子批評墨子“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隱藏了他在文化批評中的一種立場先行、藐視理據的傾向，這足以讓智者不安，而讓愚衆歡呼。糟糕的是，荀子這句話在荀子《非十二子》篇章之中反覆出現，廣泛用來指責他派學說。凡不符合荀子政治主張的，即被他罵成是“邪說”“奸言”，這已經不是學術討論，而全然是欲除之而後快的心態。爲了獨尊儒術，如此藐視理據，販賣價值判斷，煽動情緒，定罪蓋帽，真足以讓儒衆歡呼雀躍，而讓智者仁人歎爲觀止。其次，“不知壹天下”與“僈差等”的批評，這裡面可能顯示了荀子自己深刻的邏輯矛盾。“不知壹天下”說的是墨子反對“大一統”；“僈差等”則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中一種常見的解釋是忽視社會上下等級專制制度，另外一種則是忽視對多元化、多樣化的尊重和兼容。按照荀子的主張，他是主張大一統，並且主張社會上下等級專制制度的，他這種主張一旦落實，就是他的得意門生李斯或韓非子嚴酷的法家統治，是不容多元和差異的。對於荀子的這個主張，墨家是堅決反對的，故此荀子批評墨子“不知壹天下”與“僈差等”（注意不是“僈差異”），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上來理解荀子這一句話。荀子主張差等，具體主張的是社會上下等級專制制度，他並不主張兼容差異、多元化、多樣化，因爲他提倡大一統。荀子的這種思想觀點是在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當時的社會面臨着分裂和動盪的局面，荀子認爲只有通過大一統和等級制度才能實現社會的安定和發展。但荀子的這種思想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忽視多元化和多樣化的需求。他強調的是社會秩序和穩定，而不是個人的自由和個性。在荀子看來，強調多元化和多樣化可能會破壞社會的秩序和穩定，不利於社會的長遠發展。故此，如果將“僈差等”理解爲“僈差異”，那就是忽視多元化、多樣化。顯然與荀子自己所主張的大一統相互矛盾。而墨子反對“大一統”，提倡兼愛非攻，卻是一以貫之地主張多元兼容，不存在“僈差異”的問題，墨子反對的是人爲建構的社會等級秩序。對此荀子應該對此心知肚明。但是荀子卻故意混淆是非，將墨子學說兼容多元尊重差異這一點進行抹殺，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荀子·天論》。荀子反而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尊重多元與個性差異的形象。這是真正的“欺惑愚衆”。如果荀子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學說，就不難發現他自己思想之中的嚴重的邏輯矛盾和問題。因爲若是“壹天下”，實行“大一統”，那麼就必然會忽視多元化和多樣性。相比之下，墨子主張兼愛和非攻，強調和平反對侵略攻害，更符合多元兼容的理念。至於墨子反對“大一統”和人爲建構的社會等級秩序，這也是他與荀子思想的重要區別。墨子反對大一統，主張兼愛非攻，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共處平等協作，反對通過戰爭和暴政來實現統一。墨子認爲儒家或法家的社會等級秩序是人爲建構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此他反對這種等級制度和大一統構建。荀子說墨子“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荀子對墨子的批評似乎是基於一種誤解或是對墨子思想的刻意片面理解。首先，墨子的“節用”思想並不等同於“大儉約”，更不是主張消除差異和區別。墨子強調的是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礎上，避免過度和無謂的消費，以及合理有效地利用資源。這種節儉的理念是爲了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不是爲了消除差異和區別。其次，墨子的“兼愛”思想，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協作。墨家僈差等，但是並不僈差異，墨家並不主張消除君臣之間的差異和區別，而是主張君臣之間應該以契約爲基礎，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因此，將墨子的“兼愛”思想與消除君臣差異等同起來是錯誤的。再次，所謂“僈差等”這個說法也隱藏一個問題，也就是“差等”（等級差異）這個問題在當時也是一個實然現象，但是儒法兩家確實是在火上澆油，刻意強化等級差異。墨子對此的態度是反對儒法兩家的強化。僈，這個也就是說不擁護，怠慢，淡化等級差異。墨家的態度是承認現實，但主張應該努力逐漸改變現實。其實墨子也知道等級差異乃實然現象，但是實然並不意味着應然，更不是可以強化等級差異的理由。故此，墨家反對儒法兩家對等級秩序的人爲刻意地強化。最後，墨子的思想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背景下提出的，其針對的是當時的社會問題，如禮樂等級制度所造成的體制性財富浪費，列國攻戰對社會協作和經濟活動的破壞，等。“節用非樂”、“兼愛非攻”等思想正是爲了解決這些問題而提出，目的是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維護和平和諧的社會環境，而不是爲了消除差異或迎合某種政治利益。荀子爲了迎合某種政治利益或權力的需要，訴諸政治立場（大一統的等級專制制度），對墨子思想進行批判，這是不正確的。荀子對墨子的批評存在邏輯上的錯誤和誤解。總之，對於荀子的墨學評論，我們需要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理解其歷史和社會背景，辨析其內在的邏輯問題。我們應該全面、深入地理解墨子的思想和主張，而不是基於片面或誤解對其進行批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們的思想，並從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資源。

◇關於“尚儉而彌貧”

荀子批評“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荀子·富國》。也體現了荀子自身思想的一些問題，以及荀子對墨子思想的深刻誤解。衆所周知的是，荀子主張“一天下”，即大一統。他曾批評墨子“不知一天下”，指責墨子不擁護大一統。是否擁護大一統，這是荀子與墨子思想的重要差別，這是荀子瞭然於心的。然而，荀子在批評墨家尚儉時，下意識犯了一個錯誤：認爲墨家會強制制定一個節儉的標準讓大家普遍無差別地執行。這顯然是以自己那“一天下”的思維來揣測墨學，而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自己主張“一天下”，當然明白大一統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又害怕墨術以“大一統”的形式在天下誠行，他害怕墨家會強制人們普遍執行墨者的節用標準。這不僅反映了“大一統”學說本身的脆弱，也反映了“一天下”的思維模式已經深入荀子的潛意識，他在批評墨家節儉的時候，就在無意識之中以“一天下”思維揣測墨學，從而導致了他對墨學深刻的歪曲和誤解。但是荀子自己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思想之中深層的邏輯矛盾，他依舊說：“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荀子似乎是在指責墨子主張的節儉會導致貧窮，認爲不折不扣的節儉會導致貧窮。——似乎是基於一個假設：節儉到極致會導致貧窮。然而，這一觀點在邏輯上並不成立。需要澄清的是，墨子的“節儉”理念並不是強制人們過分抑制消費，而是主張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礎上，避免過度和無謂的消費。況且墨子的節用並不僅限於消費的節儉，也包括因地制宜發展生產。節用理念是基於對生產要素的珍惜和有效利用，而非導致貧窮的原因。貧窮與節儉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事實上，節儉作爲一種儲蓄和積累財富的手段，有助於個人和社會的經濟發展。通過節儉，人們可以積累資金用於生產週期更長的投資，創造更多的財富；滿足多樣的消費需求（比如多樣的物質消費與教育和文化消費），進而滿足人的多樣化的需要。節儉作爲一種價值觀和行爲準則，是一種可選項，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管理資源、積累財富並促進社會的經濟發展。同時，墨家的節儉理念是在追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過程中體現的，基於自願的個人的節儉不僅不會有損社會整體利益，反而能增進社會福利。節儉有助於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荀子對墨子的批評並不成立。墨家作爲工商階層人士，他們將踐行節用興利的價值觀視爲自身的責任，並在功利論的基礎上勸導人們節儉，在義務論的基礎上批評體制性浪費，應該被尊重。荀子對墨子的批評中存在邏輯上的不一致性。他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沒有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論點，而且在批評墨子時存在一些誤解。在分析荀子的觀點時，需要考慮到這種邏輯上的不一致性，並對其進行適當的評價和批判。實際上，即使在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時代，雖然司馬遷不敢或不願爲墨子立傳，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墨者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長弗能廢也。”這句話可以視之爲對荀子“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的最好迴應。墨家主張“節用”，強調在生產中要節約利用各生產要素，強調在生活消費中要提倡儉樸珍惜勞動成果，提倡通過節用增加儲蓄積累資本，這是墨家“強本”思想的重要體現。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墨家這一主張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爲它是實現“人給家足”的重要途徑，是墨家的特長，即使其他百般技藝也無法替代。首先，從經濟角度來看，“節用”是一種有效的資源管理和經濟行爲。通過節約和合理使用資源，可以減少浪費，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這對於一個生產要素有限稀缺的世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同時，“節用”也有助於保持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當人們能夠合理地管理和使用資源時，經濟活動的效率和效益也會相應提高，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其次，從社會角度來看，“節用”也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和公正。一個社會如果普遍存在浪費和過度消費的現象，會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矛盾加劇。而“節用”則可以促使人們理性消費，減少奢侈和浪費行爲，從而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同時，“節用”也可以爲社會的公益事業提供更多的資源。當人們能夠節約和儲蓄時，可以爲社會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羣，從而實現社會的公正和進步。最後，從個人角度來看，“節用”是一種美德和品質。它能夠使人們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慾望和行爲，避免盲目追求物質享受和過度消費。通過“節用”，人們可以培養自我控制和自我約束的能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養和精神境界。同時，“節用”也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挑戰和困難。當人們能夠節約和儲蓄時，可以在遇到困難和挑戰時更有信心和應對能力，從而更好地應對人生的各種挑戰。綜上所述，司馬遷認爲墨家的“節用”思想是實現“人給家足”的重要途徑，這是非常公允的評價。在當今社會中，“節用”仍然是一種重要的價值觀念和經濟行爲，對於促進生產要素的可持續利用、維護社會穩定和公正、提高個人品德修養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有鑑於此，我們應該深入理解墨家“節用”的思想。

◇關於“儉而難遵”“不可遍循”。

司馬遷對墨家節用的評論是：“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需要注意到，司馬遷所說的“不可遍循”，即不可以強令每一個人都遵循。對於“不可遍循”，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析。一方面，司馬遷之言，應該說反映了墨家墨者一些的實情。那就是：墨者自身以儉樸爲操守，屬於墨者自己的個人志願，反映了墨者對自身價值和生活方式的選擇。墨者以此自行，並以自身的行爲事蹟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司馬遷提出的問題是：雖墨者自己能做到儉樸，但墨者可不可以其自己的行爲事蹟爲標準，強令每一個人都遵循？這是一個要緊的問題。按照今天的常識來說，墨者自己能不能奉行儉樸，屬於他們自己的自由，外人無權干涉；墨者基於墨家的節用思想，要求當時的執政者節用，屬於正當訴求，應該尊重和傾聽；但是，如果墨者果真要將自己儉樸的行事標準強令天下普通人一律執行，則屬於權利的越界，應該被嚴厲批評。另一方面，司馬遷之言，也可能反映了司馬遷本人的思想觀念，以及其對墨者生活方式和墨學的理解偏差。其實，作爲墨者生活方式的儉樸，和墨家思想主張之節用，是不可以等同的。作爲墨者生活方式，儉樸乃是一種自覺的責任擔當，對於外人來說也許的確“儉而難遵”。但是作爲墨家思想主張之節用，更多的是基於功利論或義務論的社會理性考量。墨者究竟有沒有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普通百姓？恐怕司馬遷的言辭並非基於實情，而更多的是來自其內心的焦慮。而這種內心的焦慮或許又來自彼時漢武帝時期無處不在的儒家大一統幽靈。如果說荀子對墨學的武斷性誤讀來自其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已經成爲其內心深處的潛意識，那麼史記的作者對墨學的焦慮性誤讀則來自那個時代的集體無意識。故此，所謂“不可遍循”，是否意味着司馬遷對墨者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一種批評？還是說司馬遷認爲墨者不應該基於節儉而批評等級禮樂制度？或者，司馬遷擔憂的是墨者將自己的行事標準強令天下普通百姓一律執行從而損害百姓之利益？不得不說，主要還是屬於第二種情況。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再參照《史記·太史公自序》。其對儒家的稱讚是“序君臣父子之禮”，其對法家的稱讚是“正君臣上下之分”，而其曾解釋爲何說墨者“儉而難遵”時也道出了其真實的想法，那就是“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太史公甚至明確地講，他之所以作《孟子荀卿列傳》，其宗旨就是要“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可見司馬遷那個時代，荀子雖然斯人已去，但荀子“忠君守禮”“大一統”的陰魂卻籠罩着人們的內心。所謂“儉而難遵”，司馬遷並不是說節用思想本身難以遵循，而是強調在實際生活中實踐這種思想所面臨的困難。墨家的“節用”理念，強調對生產要素的節約利用和對消費需求保持節制，這一思想的實踐需要個體具有高度的自我約束力和經濟理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經濟行爲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社會制度、文化環境、個人慾望、社會誘惑以及經濟理性的驅使等。這些因素可能導致人們在實踐中難以完全遵循節用原則。司馬遷一方面讚揚墨家節用“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長弗能廢也。”另一方面又批評節用“儉而難遵”，這反映了司馬遷那個時代的侷限。司馬遷所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是一個獨尊儒術的時代，對於大一統和等級禮儀的推崇在那個時代盛極一時，對於道德的宣揚壓到了對功利的正視，這些不可能不深刻影響司馬遷，史記在介紹其寫作《孟子荀卿列傳》的宗旨時，就曾明確地說，他的目的是“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出於時代的侷限性，他輕蔑功利，不能理解商業社會常見的企業家精神，這是可以理解的。企業家精神正是是一種“儉而難遵”的“彊本節用”的“人給家足之道”。司馬遷他沒有能意識到人的行爲之經濟理性必須以刻苦儉樸的意志力作爲支撐。實際上，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其社會生活的廣闊性已經遠不如墨子墨家所處的春秋戰國那麼開放。反而，墨者們身處春秋戰國，作爲工商階層人士，他們更能在實際生活中體會到人的行爲學意義上的企業家精神。這一點並非妄言。企業家精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爲墨家節用思想的現代體現。企業家精神強調創新和冒險。這種精神鼓勵企業家不斷探索新的商業機會，嘗試新的商業模式，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與墨家節用思想中的“彊本節用”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通過積極的方式實現財富的積累和社會的發展。企業家精神注重效率和效益。企業家通過創新和優化生產方式、管理方式等手段，提高企業的效率和效益，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這與墨家節用思想中的“節用”相呼應，都是強調在滿足基本需求的基礎上，避免過度消費和奢侈浪費。企業家精神還強調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企業家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從而爲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這與墨家節用思想中的“人給家足”相契合，都是爲了實現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當然，企業家精神也具有“儉而難遵”的特點。企業家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需要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保持艱苦奮鬥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與墨家節用思想中的“儉”相一致，都需要以刻苦儉樸的意志力作爲支撐。可見，企業家精神正是“儉而難遵”的一種“彊本節用”的“人給家足之道”。通過對比企業家精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墨家的節用思想。企業家精神在這裡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企業家精神強調創新、冒險、承擔責任和追求效率等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和實踐節用思想。通過培養自我約束力、增強道德意識併發揮經濟理性的作用，人們可以更好地在實踐中貫徹節用原則。具體來說，企業家精神可以激發人們在節用實踐中的創新和冒險精神。面對物質需求的挑戰和社會誘惑，企業家精神鼓勵人們積極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以更高效、更可持續的方式來滿足需求。這種創新和冒險精神有助於人們在實踐中更好地遵循節用原則。同時，企業家精神強調承擔責任和追求效率。通過培養承擔責任的態度，人們可以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行爲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這種認識可以增強人們在實踐中抵制過度消費和浪費的意志力，從而更好地貫徹節用原則。而追求效率的價值觀念則鼓勵人們在滿足需求的過程中尋找最有效的途徑，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因此，通過融入企業家精神的價值觀念，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實踐節用思想。企業家精神的創新、冒險、承擔責任和追求效率等價值觀念有助於彌補節用思想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面臨的困難，使得“儉而難遵”的困境得到有效緩解。這樣，我們可以在追求物質需求滿足的同時，保持對環境的尊重和節約資源的意識，實現可持續發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