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裡的美術館，讓五百個當地人成了當代藝術家

縣城名叫慶元，據說是全世界最早發現香菇的“菇城”，祭拜着“菇神”；這裡坐落着全國最多的廊橋，擁有全省第二高的山，和全市第一低的GDP。

除此之外，慶元和中國任何一個縣城沒有什麼不同：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三輪車和電動車，街上兩個陌生人聊起來，會發現彼此不是朋友的朋友，就是親戚的親戚。

在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縣城裡，出現了一家顯眼的當代美術館，泥鰍美術館。

四年前，從事策展工作的胡丁予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慶元，準備青瓷博物館的開館工作。建築落成後，二、三層的空間，跟隨山脊呈現出自然的動線，裸水泥的風格灰色、野生，讓她感到縣城美術館的某種可能性。

胡丁予希望美術館不只是“純白的”“殿堂的”，也有可能是“灰色的”“大衆的”，是“縣城人的詞彙表裡會出現的”，也希望作爲“真問題”的縣城能不再被藝術忽視，泥鰍美術館由此落成。

開館至今，天南地北的藝術家來到這裡生活、觀察、創作，被逼問，被激發。一開始，縣城的觀衆並不歡迎當代藝術，他們不解、不滿、指指點點甚至憤怒。但慢慢地，從一點意外的互動，到一點奇妙的理解，再到最近一些熱鬧的共同創作，縣城和美術館正在逐漸抵達一種默契和共識——關於藝術和表達，也關於生活本身。

這些鮮活而略顯荒誕的碰撞，讓縣城不再被動地成爲一種奇觀、一個符號，或是社交平臺上流行的“縣城美學”。在一次次“交手”中，縣城和美術館，共同探索着藝術的方法和自由。

一

第一次交手

2023年的秋天，一輛“慶元戰車”開上了縣城的街頭。那是一輛改裝後的電動車，顫顫巍巍地搭載着塑料泡沫。車上裝了一個喇叭，循環播放着：“這是在做什麼？做它有什麼用？”

從小鎮的入口出發，再穿過鬧市，電動車最終開進了泥鰍美術館的展廳。這是藝術家石冰爲開館展創作的作品之一，《電動車騎士》，靈感源自他對慶元的第一印象：無所不在、川流不息的電動車大軍。泡沫意味着漂泊和不確定，循環播放的問題，則是他創作過程中最常聽到的兩句話。

石冰的創作幾乎和泥鰍美術館的完工同步，這意味着他的創作環境不是以往城市裡白盒子般的美術館，而是敲敲打打的施工現場。工人、閒逛的縣城居民每天來來往往，安玻璃、裝燈、釘螺絲，然後在他身後拋出疑問，無所顧忌。

在石冰看來，“想到的所有回答都顯得有些尷尬”，於是他把電動車開上街頭，想對縣城做出一些迴應。但街邊店裡的打折促銷聲很快壓過了喇叭聲，開電動車的藝術家，被當作縣城裡常見的、收廢品的人。人們和藝術品共用車道，沒有違和，也沒人驚訝。

慶元街頭，石冰駕駛着電動車

泥鰍美術館的館長鬍丁予把這形容爲和縣城的“交手”，“有一點謹慎，一點迂迴，一點退守，一點謙卑”，“然後輕輕地和縣城打個招呼”。

最開始，他們都有一些緊張，畢竟在泥鰍美術館開館前，沒有人能想象，縣城的當代美術館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縣城的觀衆，又會是什麼評價？

正式開館前，展覽團隊嘗試了一些“縣城的方法”。比如在展簽上用盡可能多、儘可能大的文字爲作品解釋；比如在當地的公衆號“愛慶元”、“掌上慶元”發文宣傳：《慶元又多一個文化新地標，慶元首家美術館國慶開放，免費！免費！免費！》。

布展的焊工師傅吳爐家把胡丁予拉進了一個本地生活羣，讓她把展訊轉進去，並且“要發一個10元紅包”，這是約定俗成的規矩。美術館開館的通知，就這樣和甜品店開業、滷味店打折的消息混在了一起。

美術館定製了啤酒開瓶器作爲開館限定周邊，3元一個的價格，慶元人反饋說，有點貴了

開館當天，美術館吸引了上千慶元人。儘管胡丁予做好了心理準備，想要“誠懇地交流”，觀衆的反應還是出乎意料地激烈。

那是一種完全正面的相撞。縣城的觀衆第一次看到整個建築，也第一次看到泥鰍美術館，或者說，第一次接觸當代藝術。無論是近似毛坯的裝修風格還是材料看似“廉價”的作品，都讓他們疑惑，甚至憤怒。

有觀衆說：“我以爲是來看油畫的。”館裡的保潔阿姨被觀衆問：“泥鰍在哪裡？”阿姨回答說她也不知道，也看不懂。一些人質疑這些作品“破爛”、“亂七八糟”，“這也是美術館嗎？”

比起當代美術館裡的這些“垃圾”，樓上青瓷博物館裡的展品，雖然離生活更遠，以縣城的目光來看，離藝術更近。

衝擊過後，種種激烈的反應反而讓胡丁予有些興奮。她從最開始就認爲，要求縣城理解美術館“不太公平”。在泥鰍美術館，觀衆們可以抽菸，可以理所應當地批評，在她看來，美術館可以是，甚至應當是這樣的，“更接近一種縣城生活的日常”。

灰色的美術館裡，展品真的可能是用垃圾創作的

縣城的文化圈，則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了對這座美術館的不理解。在開館文章裡，一位慶元當地的攝影師這樣寫道：“我叫了一些人來看，但他們告訴我，下次別再帶他們來這種地方了。”

其實早在開館前一個月，“這種地方”就經歷了縣城文化人的指點。“這裡要裝一個燈”“那裡要刷一下牆”，他們接受不了美術館看上去像沒裝修的毛坯房。某次領導視察，太多人提出意見，趁胡丁予不在，海報牆被偷偷刷了一層薄薄的漆。

胡丁予的家人負責青瓷博物館的工作，擔心這樣下去，泥鰍美術館會被當作是“糊弄”，於是建議在序廳掛上一塊“九龍壁”。這個方案起初沒人認可，某天大家忽然都覺得不錯：這或許能真實呈現縣城和藝術的關係。

展覽團隊不想讓美術館成爲縣城的乙方，但也希望誠懇地面對衝突，於是就想了一個折衷的方案。最終，一個飄動着的虛擬“九龍壁”，出現在了開館展的前引視頻中。

工作進行到這個階段，儘管時常緊張，她還是覺得，“這是與這個地方最具體的關係”。

二

水泥地上的舞會

閉塞又開放，傳統又包容，冷漠又親密，縣城充斥着一對對反義詞。人們好像很快又習慣了這裡有一間嵌在博物館裡的美術館，免費，空曠。

縣城人熱衷於線下生活，美術館距離城區有5公里，需要經過一段蜿蜒的山路，並不妨礙人們特意去一趟，哪怕只是單純地打發時間、散步閒逛。今年除夕時，美術館上山的路邊停滿了車，連草坪上都坐滿了人。

那時的展覽，來自一個由六個女孩組成的藝術家團體，“老妖精ensemble”。起初剛到慶元時，她們一個是綠頭髮，一個是粉頭髮，一個是橘頭髮，一個是藍頭髮，還有一個腳上打着石膏、坐着輪椅，就這麼迎上了街上路人駐足圍觀的好奇目光。

作爲擅長田野調查的藝術家，老妖精一到慶元，就立刻沿着主動脈般的兩條主街，深入這座陌生縣城的枝枝蔓蔓：美甲店裡沒有想象中的獨特風尚，而是參考小紅書上的“高級感美甲”；坐在菸酒店櫃檯後的老闆，宣稱自己已經遊遍了全中國；餐館後廚工作的女人，是從東南亞“嫁”過來的新娘……

這些見聞，最終讓她們把塑造了縣城的街，平移到了美術館裡，創造出了一條可以逛的新街。這裡有可以打卡的小商鋪，有擺着當地家常菜譜的聚會圓桌，有會出現在電動車和電線杆上的高薪招聘廣告，而“街”的盡頭，是在慶元已經消失的舞廳。

展覽現場

九十年代，交誼舞曾經是慶元最時興的文化活動。第一批從城市畢業的大學生把這股現代風潮帶回縣城，他們囿於政策留下，在舞廳裡踏着皮鞋、旋轉花裙襬，又在往後的時間裡，接二連三離開，帶着子女去往城市，時代的舞廳隨之散場。

在胡丁予母親的回憶裡，“會跳舞的都離開慶元了”。但昔日的風潮還是留下了一些什麼。老妖精發現，慶元的水上公園，仍然有一羣人在“夜幕的掩護下，認真地轉圈起舞”，她們決定在美術館還原消失的舞廳，縣城曾經的朝氣與繁華。

老妖精采訪了那個時代跳舞的大學生、開舞廳的老闆，以及現在仍在河邊跳交誼舞的慶元舞王，並錄下他們的“招牌動作”，和當年報道舞廳的剪報一起放在現場，喇叭播放《藍色多瑙河》、《今宵多珍重》這些舊時的音樂。

本地報紙《菇城報》，在1993年的創刊號上將舞廳的火熱營業作爲熱點事件追蹤報道

這是一個跳舞的無聲邀請，但“舞廳”會帶來什麼效果，到底有沒有人會真的過去跳舞，她們沒有底。

除夕那個早上，陽光很好，臨時搭建的“舞廳”裡，有阿姨們在轉圈，有叔叔帶着小孩跳交誼舞，下午，兩個小學女生把音響裡的音樂換成了“科目三”，一邊跳，一邊錄短視頻。

老妖精曾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組織過一場秘密舞會。爲了反抗“很大很厲害但身體很不自由”的美術館，她們招募了一羣觀衆，每人領一隻耳機，通過消防通道“溜”進展廳，然後沉默地跳舞，最後一起躺倒在美術館裡。

而在這座縣城的美術館，她們隱隱覺得，身體好像是自由的。在那片灰色的水泥地上，藝術不被仰視，觀衆隨意地進出、舞蹈，無意間讓美術館“被點亮了一下”。

這是獨屬於縣城美術館的時刻，一切互動都不是被刻意邀請的，不是什麼工作坊，不是硬來的，它們自然發生，彷彿天生就該存在。

三

同學們的美術課

石冰在慶元的時候，曾經召集當地的高一學生在週六下午來美術館參加一場詩會活動。十五名穿藍色校服的學生被分成了3組，開始了遊戲一般的“達達詩”寫作。

他們在便利貼上隨意寫下詞語或短句，然後隨意撕碎，放到水泥地上，專注地拼成一首詩。一些同學受到啓發，開始自發地在帶來的答題紙和活頁紙上寫下完整的詩。

同學們的詩

詩會結束後，同學們的詩被髮到了泥鰍美術館的公衆號裡，開篇就是他們的署名。學生們的反應意外地熱烈，有人興奮地說：“我要轉到朋友圈去！”

這場“高一詩會”，隱隱約約打開了美術館和縣城日常鏈接的一種可能。

今年春天，胡丁予和兩位藝術家，朱昶全和李明，做了一個決定：把藝術家們在中國美術學院自由藝術工作室教授的一堂實驗性的大二課程，同步到縣城的學校。

課程沒能像他們最初設想的那樣在大專院校的藝術專業進行，而是進入了慶元的高中——因爲整個縣的最高學府只到這裡。高中一共只有三所，慶元中學是唯一的一所普高，剩下兩所都是職高。所有的高中只有高二上美術課，一個禮拜只上一節。

兩位藝術家和胡丁予都覺得，這樣可能會更有趣。作爲“老師老師”，朱昶全和李明希望課程能改變縣城孩子對美術課的刻板印象；作爲在縣城度過大半童年的本地人，胡丁予則想讓慶元的孩子有機會更早地接觸到新的藝術和技術，希望他們在未來接觸到這些的時候，不會因爲過於陌生而產生輕微的失落。

美術館裡，一個慶元女孩寫下的留言

在和慶元的高中確認合作時，胡丁予用到了縣城典型的辦事方式：通過一個人，找到另一個人。她先撥通因詩會而結識的縣中老師的電話，由此獲得美術老師的號碼，再一位一位地聯繫下去。中途，她還回過頭又聯繫了一所學校的校長，以便說服“不一定接受這件事”的老教師。

前前後後，不到兩個小時，縣中和國美就這樣開始上同一門課。

得知這個安排，縣中的學生們都有點興奮，比起內容本身，他們更想看看大學的課是什麼樣子的。

每週，胡丁予用手機錄下課堂內容，再發給對接的老師。慶中的美術老師陳平每次收到課程時會提前看一遍，把2個小時的視頻挑壓縮到40分鐘，再放給學生。

上課的過程並不順利，有時候美術課會被數學課佔走，有時候上一節課考試，會拿走大半美術課的時間，有時候縣城的學生看不懂一些實驗影像，老師同樣沒辦法講得很明白。

但陳老師發現，學生們還是很感興趣，尤其是對創作過程，“因爲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課上，學生們經常主動提問：“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這麼做？”陳老師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答案變得通俗易懂：“藝術創作就是你有了一個靈感，再去呈現出來的過程，就像你爲了表達一個想法拍一條短視頻，也是一種創作”。

對“看不懂”的交流，反而讓課堂活躍起來，慣常在美術課上低頭寫其他科目作業的同學，也會擡起頭來看。

在陳老師的理解裡，“看懂”也並不是上課的重點，“就是一個概念，或者一種感覺，現在知道了，那以後就知道了，而總有那麼一兩個人，會因此而改變些什麼”。

慶元的同學們正在上課

到了期末的時侯，這門課佈置了一個奇怪的作業：一個莫名的符號，沒有定義、沒有意義。

慶元的孩子們需要想象它的發音，最終錄音將會和美院學生們從符號出發的自由創作，一起在泥鰍集合成展覽，並用區塊鏈技術永久保存。

李明覺得，雖然藝術沒有方法，但這個符號有點像一座橋樑，能幫助學生們思考。每個人都能通過對它的理解去創作一個新的作品，找到介入藝術的方式、看待事物的觀點。

這個符號來自於李明和朱昶全4年前合作的作品《無限枚舉》：李明畫下這個符號，朱昶全模仿他，產生新的圖形，李明又根據新的圖形創作......就這樣無限循環下去

在錄製佈置作業的視頻時，兩位老師一邊在學校門口吃拌麪，一邊爲慶元的同學們做開場白：“我們開始上課了”。

朱昶全播放了一個非洲原始部落的視頻，部落裡的人與外部世界隔絕，語言的發音因此出人意料，一個名字甚至會有十幾、二十幾個音節。

他們期待，這個陌生的符號也將由慶元的學生們賦予全新的發音，甚至產生一種“共識”。如果有超過一半同學的發音都一樣的話，“從此就這樣叫它了”。

在佈置作業的視頻裡，兩位藝術家稍顯生澀靦腆，絲毫沒有傳統教師角色的威嚴

四

五百個慶元人，一個符號

在錄製作業時，胡丁予先去了慶中。接近飯點時分，學校在上朗讀課，讀書聲響亮而快速，每個人都專注異常。這羣高二的學生將在這個暑假提前邁入高三，已經有種嚴陣以待的意味，下課鈴一響，他們衝出教室跑步去吃飯。

這是整個慶元最好的高中，幾乎是通向更大世界的唯一窗口，時間就是生命，就是命運。

胡丁予跟着學生們跑到食堂，通過校褲辨認高二學生，在他們吃飯的空隙錄製作業，“像一個豁口，從緊張中脫一下線”。

在縣中收集作業時，胡丁予拍下了縣中教學樓上的標語

職高是另一種氛圍。胡丁予不確定同學們是否感興趣，於是在晚自習時再次播放了佈置作業的視頻，結果大家充滿了活力。他們模仿李明吃麪的聲音，關於符號發音的答案也五花八門，有人說了一句遊戲裡的日文，有人很浪漫，叫它“公園十字路口”，還有人說這叫“窟穴”——慶元方言裡的”猴子“，而這恰巧是朱昶全經常創作的對象。

朱昶全將這些答案剪輯到一起，遙遠的聲音從耳機響起，他覺得是“宇宙傳來的”。

在展覽開幕的那一天，這些神奇的聲音作爲展覽的一部分在美術館的上空迴響，慶元學生們的名字和李明、朱昶全還有美院的學生們一起被放在了“藝術家”一欄，出現在展籤、展冊、公衆號的推文裡。

慶元同學的聲音，是大部分人走進這個空間第一個注意到的事

展覽的另一部分，則是美院的7位學生在慶元駐留半個月的開放創作。

在這半個月裡，美院學生負責埋頭創作，老師們和胡丁予負責解決其他問題，比如，對接來布展的師傅。

在北上廣做展覽，基本有團隊可以承包從布展到打掃衛生的一切，但縣城“沒有流水線”。需要電工，就得等電工下班，需要木工，就要約木工的空閒時間。

這些師傅沒怎麼布過展，卻尤其有耐心。27張畫需要掛在同一個水平線上，但牆沒找過平、沒刷過膩子，電工鄭榮堂師傅就慢慢等待陽光暗下來，等水平儀的射線看得更清楚，再一張一張仔細把畫掛好。

被石冰稱呼爲吳老師的焊工吳爐家，從泥鰍的第一場展覽起就在，幾乎成了美術館的固定人員。他最早覺得來美術館的藝術家石冰是“包工頭石師傅”，完全不理解“花這麼大功夫做的展覽，三個月後要全部換掉”。

但漸漸的，他會在每次展覽開幕時到場，有時候帶着自己的孩子，好像逛美術館已經成爲了他的一種日常。

開幕現場的演出中，李明和朱昶全分別扮成紅毛怪和藍毛怪，在美術館各處嬉鬧

這場展覽開幕時，美術館還邀請到了慶元的美術老師們、負責接送美院學生的出租車司機和其他布展師傅。然而，作爲藝術家參與其中的縣中同學卻沒能到場。他們已經提前邁入了高三，美術老師也來不及告訴大家他們的聲音已經被放進展覽，因爲“沒有美術課了”。

但在後來的一個月裡，胡丁予遇到了來看展的學生。“可愛的臉，興奮地拿着展冊找認識的名字”，她就這樣認出了他們。

10月中旬，胡丁予印了兩批展冊重新回到縣中，發放給參展的高三同學。看到自己的名字作爲藝術家被印刷，學生們的臉上出現了驚訝和雀躍。在經過高一班級時，胡丁予被高一同學熱烈地攔截，展冊迅速被分完，胡丁予讓這些同學也參與聲音的錄製。

胡丁予在美術館遇到了來看展的縣中學生

錄製符號聲音的行動，還在縣城裡更廣泛地擴散開來。在慶元的一些本地羣裡，胡丁予發了李明、朱昶全給學生們佈置作業的視頻，隨後，有人發來一長串“噠噠噠噠噠”；有人發來一個名爲“一羣搗蛋鬼”的音頻，裡面是一羣孩子調皮地發出的“噗——”的聲音；有人用慶元人的口頭禪來念它，意思是“天，怎麼了”。

而在這些聲音之間，穿插着縣城人的閒聊，怎麼拼團，以及“活雞一隻七斤買來，殺掉之後一般能剩多少斤？”

最終，500多個慶元人蔘與了符號的發音命名，這本身就成爲了一種和縣城共創的藝術——某一天，大部分慶元人認得這個莫名其妙的符號，就像作業視頻裡說的那樣，他們會就符號的發音誕生出一個共識。

慶元人對符號的發音被上傳到了“小行星協議 ”，通過最新的區塊鏈技術永久保存

在慶元創作的過程中，李明和朱昶全感到了久違的自由和放鬆。從最開始就“不覺得杭州的觀衆就比縣城的觀衆更懂當代藝術”，他們沒有特意把“縣城的觀衆”單獨拎出來，反而做出了更大衆的藝術。

恰逢美術館開館一週年，胡丁予也發現自己和起初相比更放鬆了。一年前，比起觀衆不懂當代藝術，她更加擔心當代藝術不懂縣城，因此還與藝術家有過爭執。

而現在，胡丁予不再預設縣城與當代藝術的一種緊張關係，她想，當藝術家們在慶元做那些真正感興趣的事，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成爲美術館和縣城共同的默契——就像這個符號一樣。

現在，一批新的觀衆來美術館參觀，還是會有人做出“破爛”的點評。但新的觀衆會變成舊的，“奇怪”會引發“好奇”。這是一件緩慢的事，但正在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