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活下去》（上）：北韓大饑荒，世紀末的「苦難行軍」
「倒地不起的孩子，大家只能視而不見...」示意圖，圖爲北韓大饑荒期間，一名當地孩童在焦枯的田埂間爬走。 圖／美聯社
▌本文爲《我想活下去：從大饑荒與我最幸福中逃亡，兩韓女子的真實對話》（大田出版，2020）書摘
一九九六年的盛夏，人行道開始出現倒地不起的孩子，大家只能視而不見。
一九九○年代絕對登得上我國曆史最悲慘的十年之列。沒有瓦斯燒廚房鍋爐供暖，夜裡油燈取代了電燈，往河邊取水的水桶取代了自來水。配給中心的物資供應開始出現短缺；自此，人民只能從黑市換取糧食。
報紙把罪魁禍首指向旱澇爲患所導致的農作歉收，卻對一九九一年的蘇聯解體一事隻字未提，而北韓在農業生產這方面是極度仰賴蘇聯的。於是開始了我國稱之爲「Gonan Eui Haeng-goon」的「苦難的行軍」，往後的幾年，我們確切地體會到了苦難的真實規模；這是一段長達十年的無力與絕望。官方的說法是起自一九九四年，實際上早在一九九一年我們就已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北韓大饑荒的「苦難的行軍」，是一段長達十年的無力與絕望。官方的說法是起自一九九四年，實際上早在一九九一年我們就已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圖／美聯社
一九九一年，我父親心臟病發。他被迫留在家中休養，薪資因此中斷數月之久，家用自然得另做他想。幸好母親做的小買賣，生意相當興隆，一家人才免於流落街頭。由於缺電，火車停駛，媽媽必須跟一些小貨車司機打交道，才能將她的魚乾和魷魚乾載到茂山去賣。茂山是一個鄰近中國的邊境城市。她有着老到的生意頭腦，用酒、香菸或現金賄賂貨車司機，偷偷鑽進貨車後車鬥，平常用來堆放載運貨物而非乘客的地方。
因此常常一出門就是幾個星期之久。她到東北海岸採買曬乾的魚、魷魚和海蔘，然後運到茂山轉賣。回程則帶回電氣設備、鞋子和衣服，擺在我們家附近水南區和班竹地方的市場攤上賣。一天，她回家時甚至帶了一臺收音機回來。這在當時是非常稀罕的，有了它，我們可以收聽歌頌金日成的歌曲。
當時只有一家廣播電臺，但能夠聽到音樂這已經是莫大的享受了。我還記得普天堡交響樂團演奏的一首曲目，是爲了慶祝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我軍大敗日軍而譜的曲子。我最喜歡的樂團是王在山交響樂團。一九三三年穩城的王在山戰役結束後，爲了彰顯金日成召集大會，爲被殖民的朝鮮抗日活動注入新動能而成立。
我父親對母親的商業行爲非常不以爲然，但他不得不承認，多虧了她，我們才能穿上中國製的漂亮衣服，我們纔有玉米和馬鈴薯填飽肚子。
母親帶了一臺收音機回來...，有了它，我們可以收聽歌頌金日成的歌曲。圖爲1945年，金日成在平壤南方近郊，與當地農夫「懇聊」的官方釋出照片。 圖／美聯社
一九九一年，我的弟弟正鎬已經是儀表堂堂的十五歲少年了。平常穿着一件附有可拆式白色衣領的黑外套，他非常愛惜這件外套，每天晚上都自己親手刷洗，還有一雙同樣是中國製的白色球鞋。他身材高瘦，氣質優雅，對自己的外表也非常重視。
我還記得他甚至會踩母親的縫紉機補綴鈕釦。正鎬不僅外型出色，也非常用功，足球更是踢得一把罩。他還當上了本地足球聯盟隊的隊長，這個虎虎生風熱情洋溢的運動員，未來前景必然是無可限量。他經常帶他的好友樸成鎮到家裡來，我們一起度過非常愉快的時刻。
同班同學中，當然也有不是那麼有志向，放任自己隨波逐流，抽菸，甚至吸食大麻的人。他們完全無視可能在批判大會上遭人舉發受懲的風險。清津的馬路邊上就長着大麻，我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植物的莖和葉可以製成毒品，還認真地撿拾掉落地面的種子交給政府，就像八○年代大家養蠶送繭一樣。這些青少年根本不知道他們吸食的是毒品。他們以爲大麻只是另一種煙罷了。
一九九一年九月，我開始在清津北部的慶高裡洞中學教數學，雖然全國籠罩在晦暗的低氣壓之中，我卻很喜歡我的工作。多虧了母親，我才能得到這個職位，她又一次熟練地運用賄賂機制，往清津大學畢業生分發部門的負責主管奉上中國香菸、魚乾和魷魚乾。也多虧了她，我才逃過下田當農婦的命運，因爲這纔是「農業和氣象學」專科畢業後理所當然的出路，對此我非常感激她。
「多虧了她，我才逃過下田當農婦的命運...」示意圖，圖爲北韓90年代饑荒期間，中學生下田幫忙農務。 圖／美聯社
每天早上七點，迎面映入眼簾的是學校大門口上懸掛的口號：「教育萬歲，教育萬歲，教育萬萬歲！」
十二歲時，我也是懷抱着同樣感動和興奮的心情，踏進南清津中學的大門，想着跟新老師相見歡。十一年過去了，一九九一年，二十三歲的我，成爲老師了。
我的班上有四十多名十二歲的學生，未來的六年，我都是這個班的班導，也就是說，我會一路帶着他們完成中學學業。其中我最得意的門生叫樸宥美。她的成績雖然稱不上優異，但臉上始終掛着笑，做功課也從不馬虎。我經常遇見她，因爲她跟我住在同一個區裡。有一次我們路上相遇一起同行，她跟我說她家裡有四個姊妹，她是老幺，她的父親呼應國家的徵召，志願前往利比亞工作，這樣才能養活家裡的五口人。
我的時薪介於十到二十韓圜之間（以今日的匯率計算，還不到一分歐元），拿的是現金。薪水不高，但符合新進教師的一般薪資水準，我自我安慰，期許自己只要努力拚升級，就能加薪。我通常會在學校待到晚上八、九點，先準備明天的課，然後再利用剩餘的時間複習我準備要參加的考試科目，要通過考試才能晉級。我還以爲大學畢業就可以擺脫一切的測驗和檢定了呢……教師的圈子其實非常政治化，而且階級分明，如果不想慘遭滅頂，最好儘快搞清楚這個系統！
要養足多口家庭，每一口飯都得來不易。 圖／美聯社
在慶高裡洞中學任職剛滿一年，我就發現班上的學生有了變化：因爲總是餓着肚子來上課，他們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一個個垂着頭挨着桌面，連寫字的力氣都快沒了，更別說集中注意力聽課了。我覺得自己白費心力又沒用。想當年我在他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坐在講臺下頭的我，對未來充滿着希望與信心，一心只想讓老師高興，爲國家增光！
一九九二年二月的某一天，我們的樓長恩珠媽媽，在公寓大樓的入口貼了一張海報。
這是金日成爲兒子金正日五十二歲生日所寫的詩。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來遇見她，她對我說：「要好好背熟。」
百姓無米，領導寫詩。圖爲北韓已故最高領導人金日成。 圖／美聯社
迫於她身爲樓長的職務，恩珠媽媽必須裝出嚴厲的表情，但事實上，她是位溫柔可親的大嬸。她帶着兩個孩子住在二樓。一九九○年我們搬進這棟新建築，「清津港公寓」，她尤其熱烈地歡迎我們加入。
「噢？」我無精打采地迴應，因爲我已經累了一整天。
「是啊！大家都要好好地背熟，沒有例外！」
我當時餓得要命，累得精神恍惚，而且剛剛在街上被密密麻麻都是乞丐乞討的景象嚇了一跳，情緒才稍稍平復，如今竟要我們背誦這首描寫「兩種人生」的詩：「俗世」人生和「政治」人生，皮相會隨着時間消磨殆盡，政治靈魂卻能永續流傳……詩句片段在腦中迴旋，班上學生的蒼白臉孔飛快地飄過眼前，彷彿一陣狂風掀起堆積了二十載的灰塵，我看見自己飄飄然滑進另一個我的皮相里，霎時我如醍醐灌頂。
要滋養「政治」靈魂才能得救……那我們的口腹呢？誰來管？沒有任何「政治」食糧能讓我活命，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抵得上一碗飯，就算是金日成寫的詩也一樣！
要滋養「政治」靈魂才能得救……那我們的口腹呢？ 圖／法新社
一九九三年，我二十五歲，公家食物配給完全中斷。「明天再來！今天沒有糧食送來！」我和母親在配給中心外遲遲不肯離開。我們不敢出聲抱怨，始終不帶任何怨恨地，隔天，再隔天，天天來這裡報到，但迎接我們的還是同樣空空如也的配給中心。
「不知道是隻有我們這一區這樣，還是到處都像這樣。」一天，一位同在配給中心等待的大媽說：「我不懂，爲什麼都沒有糧食送過來呢？」
「我跟妳一樣毫無頭緒！」櫃檯後頭的員工說：「聽說是南韓送給我們的肥料裡有毒，所以稻穀都被毒死了！」
這個可憐的人只是轉述他聽來的傳言罷了。所以受影響的不僅只有我們這一區而已。我其實已經有些懷疑了：食物短缺是全國性的。政府開始宣導「一日三餐變兩餐」的運動，還舉最高領導金日成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時的做法爲範例：「我們必須親身體驗飢餓！」他大聲宣佈。更過分的是，他還毫不遮掩地把人民嘴邊的飯拿走，轉而供給保家衛國的軍人；供應軍隊所需顯然是我們全民的義務！
1997年，南韓紅十字會往北韓送去了大批玉米粉的援助物資。 圖／法新社
班上學生吃不飽，個個骨瘦如柴，樸宥美衰弱的情況遠遠超過其他人，最爲顯著。她纔剛滿十三歲。成績開始下滑。四月的某一天，她沒來上課。一般而言，學生缺席的原因不外乎兩種：若不是他們餓極了只好到街上四下尋找東西填肚子，不然就是他們已經長久未進食，根本沒有力氣步行到學校。我決定放學後去看看宥美。
當我踏進她家門時，面色唰地慘白，只能乾巴巴地呆望着那一家人，就像畫面猛然出現，一時語塞說不出話來的樣子。宥美躺在地板鋪着的席子上，雙眼緊閉，腹部隆起像是身懷六甲的孕婦。她累極了，已失去了求生意志。
她一動也不動地躺着。我第一次看見一個小孩子肚子鼓脹如球，我沒有立刻反應過來，原來那就是死亡逼近的徵兆。她父親用他在利比亞賺來的錢買了一些藥，但已經來不及了。三天後，宥美永遠離開了我們。
樸宥美隔壁坐的是李承哲，他也是我很喜愛的學生。這個小男生立志成爲醫生，他想照顧在街頭攢動的營養不良孩童。失去了隔壁座位的同窗，他很難過。此時班上點名簿勾選出席的學生人數已經不到二十五個，兩年前我開始教課的時候，我們這班有四十多名學生！
——▌接續下篇：〈《我想活下去》（下）：餓死的人造的「神」，一個脫北者的金日成記憶〉
——▌接續下篇：〈《我想活下去》（下）：餓死的人造的「神」，一個脫北者的金日成記憶〉
「我們確切地體會到了苦難的真實規模。」圖爲1990年代，北韓大饑荒期間一名嚴重營養不良的孩童。 圖／美聯社
《我想活下去：從大饑荒與我最幸福中逃亡，兩韓女子的真實對話》
作者： 樸智賢、徐琳
出版社：大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0/04/01
內容簡介： 她叫樸智賢，國籍北韓。在一個初春的夜晚，橫渡圖們江，那時白雪覆蓋江面，她的皮膚和髮絲結凍僵硬，每跨一步，就與恐懼同在。她叫徐琳，國籍南韓。小時候參加反共海報比賽獲得銀牌，寫着「打倒共產黨」的作品還貼在房間裡。她們曾是敵人，是政治意識相對立的兩方。但她們都說着同樣的語言，一樣愛吃泡菜，一樣有幸福無邪的回憶；因爲一次偶然的採訪相識，生長在不同世界的兩韓女子，第一次以母語交換彼此的生命故事——囚改營的逃亡、大饑荒的哭喊、生離的淚水。這一切要以什麼樣的文字，要以何種心境，才能沒有罪惡感，冷靜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