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步母親後塵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嗎？

沒有多少人會在多年裡因父母因癡呆症而衰退感到憤怒和悲傷，卻不懷疑自己是否也會患上這種病。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親於 2012 年死於這種惡性腦部疾病。從那以後，幾乎沒有一天這個問題不在我腦海邊緣浮現，每當我錯放一個詞、一個名字或一副眼鏡時，它就會突兀地闖入我的視線。

實際上，在忙碌的生活中丟失眼鏡或想不起來在櫥櫃裡找什麼是完全正常的。

但對於我們這些受過創傷的下一代人而言，我們目睹了所愛之人所遭受的痛苦，至今仍難以承受去回想那些。

現在，我們第一次能夠確定。

作爲研究項目一部分而進行的簡單血液測試，必要時輔以腰椎穿刺和能生成身體內部三維圖像的 PET 掃描，能夠告訴我們，與阿爾茨海默病有關的腦蛋白澱粉樣蛋白是否已經存在。

我製作了一部影片，講述這對於像我這樣五六十歲、有阿爾茨海默病家族病史（這是導致癡呆症最常見的疾病）的人意味着什麼。

你猜怎麼着？決定是否要堅持下去並非那麼簡單。

我的母親瑪米·貝爾德是 20 世紀 50 年代開創性的女性記者之一。

聰明、機智、反應敏捷且風趣，她一直寫作並在 60 多歲時還發表令人捧腹的餐後演講。

但和英國大約一百萬人一樣，她患上了一種疾病，這種疾病損害她的性格和認知能力，直到讓她完全喪失了行動能力。

沒人能幫她，既沒什麼支持，也沒有能緩解症狀的藥物，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症狀讓她的生活痛苦不堪，也讓我們所有愛她的人痛苦不堪。

癡呆症並非衰老的自然部分，儘管風險會隨着年齡增長而增加。它是由一種或多種大腦疾病共同引發的一種病症。

我的母親被診斷出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癡呆，儘管在之後的幾年裡我們一起度過了美好時光，有過許多歡笑和快樂時刻，但病情的逐漸加重以及她與自身的脫節對她來說痛苦得難以言表。

2014 年，我出版了《記憶何去何從》一書，這是一部回憶錄與新聞報道相融合的作品，旨在凸顯那些毫無改善希望卻仍苦苦掙扎的家庭的經歷——而大家的反應讓我倍感震驚。

在我收到的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千條信息裡，感覺彷彿痛苦和家庭孤獨的巨大閘門被打開了。

如今，十年過去了，有了希望。

科學家已經表明，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大腦中澱粉樣蛋白的積聚可以被成功清除。

他們堅信，如果在症狀出現之前給人們使用正在研發的藥物（至少有一種，即 lecanemab，現已在英國獲得使用許可，儘管尚未納入國民醫療服務體系），阿爾茨海默病就可以被阻止。

正如在愛丁堡負責開創性的蘇格蘭腦科學（SBS）項目的克雷格·裡奇教授所言：“我們能夠在阿爾茨海默病演變成癡呆症之前將其治癒——就如同我們學會在艾滋病病毒發展成艾滋病之前對其加以阻止一樣。”

但要做到這一點，像他這樣的科學家需要成千上萬的人在出現症狀之前主動接受測試。

這意味着像我這種依舊愉快地過着正常日子、幹着高要求工作的人，得做好心理準備，說不定自己大腦裡已經有了阿爾茨海默病的病程。

裡奇教授，我最初是因爲在音樂與癡呆症慈善機構“生命播放列表”的工作才認識他的，他建議我加入他在 SBS 正試圖召集的龐大研究隊伍。

“畢竟，薩莉，”他說，“你同樣有可能發現自己不是澱粉樣蛋白陽性。你想想，那得多讓人鬆口氣啊。”

要是結果表明我是呢？要是我知道了那些沒法不知道的事兒，那該咋辦？

治療方法馬上就要有了，可現在還沒出現。矛盾的地方在於，只有像我這樣的人加入像克雷格搞的這種研究項目，治療方法才能及時救我們這些 60 多歲的人。

我就此詢問了我自己的家人。

我的四個兒子覺得我應該去做。他們說，把真相找出來，然後咱們一起應對。

但我的女兒，因看到她祖母的遭遇而仍感到精神創傷，突然大哭起來。

她擔心，如果我們真的發現澱粉樣蛋白潛伏在我的大腦中，又沒有立即清除的辦法，知道這件事不僅會影響我們的未來，還會影響我們的當下。

如今，我們正處於具有變革性的發展前沿，如果科學家們是對的，很快就能治癒阿爾茨海默病。

血液中的生物標誌物能夠識別出處於風險中的人，並獲得參與新療法試驗的機會。

這對他們有好處，對他們的子女和孫輩也有好處。但要是這些試驗無法在無症狀志願者中大規模開展，科學家就沒法開發出這至關重要的下一階段的治療辦法。

所以他們需要像我這樣的人。我該怎麼辦？這就是我的影片講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