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貽芳院士：時代呼喚新一輪的科技體制改革
王貽芳，實驗高能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現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大學核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等。研究方向爲高能物理實驗。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面向2035年的十五年規劃的肇始，意義重大。
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可以看出科技創新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無論是從國際環境、國內需求、環境承載能力和氣候變化，還是從國際科技發展現狀與趨勢來看，都需要在科技創新上奮進發力。
中國的科技隊伍及其成果一方面要能支撐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成爲國際的領頭羊，在國際競爭與合作中彰顯軟實力，運用硬實力。
全社會都認識到未來中國的發展及國際競爭的成敗決定於科技，大衆及政府對科技的支持力度也前所未有。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科技事業發展迅速，成績顯著，擁有了一批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成果。
但從整體上看，仍然與國際先進水平有差距，特別是在成果的質量和國際影響方面。無論是社會大衆、科技界，還是政府部門包括中央領導都對科技界有更高期望，中國的科技還需要取得更大成績，尤其是在基礎研究和“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方面。
中國科技的高速成長是從過去極低水平上開始的。
20年前，中國的科技基礎很弱，積累不足，人均科研經費只有發達國家的1/10，任何對科研的投入都很容易見到“追趕”的效果，與經濟上的粗放式增長類似。
然而，現在中國的人均科研經費與發達國家基本接近，就應該對比考慮甚至系統研究投入產出的問題，即同樣的投入能不能獲得同樣的產出？
例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經費投入已超過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1/2，那麼，取得的成果能否達到美國的1/2？
中國科學院的經費與美國能源部的科學經費幾乎一樣，所取得的成果是否能夠比擬？一些研究單位的經費與國外大型國家實驗室經費接近，取得的成果及國際地位是否可以相比？
從目前國內的科研情況看，我們的投入產出比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而這種提升迫切需要改革現有科技管理體制。換句話說，現有的科技管理體制在提高科技產出方面達到了極限，需要改革才能取得突破。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科技管理體制開始建立起來，從先前的國家計劃和任務體制逐步轉變爲項目競爭體制，而且這種幾乎100%競爭性的項目體制在最近20多年基本沒有變化。
在基礎薄弱、空缺很多、人才嚴重短缺的情況下，這種粗放式的項目競爭體制是合適的：鼓勵競爭，因爲經費不夠，只能給少數人。
在當時的科技水平下，只要有資金支持就能發展，無效投入的可能性較低，所以項目選錯的可能性很小，投入產出比也不會太差。
然而，近年來，國家對科技的投入大幅增加，許多科研單位實驗室的基礎能力大大加強，各種設備和日常經費比較充足，已經能與國外的實驗室相媲美。
這時一般的科研成果已不再讓人滿意，需要做出國際領先、具有重大影響的成果。
在這種情況下，以前的投入模式漸漸失效，需要更加精準地投入，需要判斷、識別出國際領先的思想、技術與能力。
精準判斷對專家和管理部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過去的項目遴選辦法，即主要依賴大同行評判就顯現出很大弊端。顯然，要精準發力、準確投入，必須依賴小同行和真正具有國際水平的專家。
只有他們才能欣賞創新點、判斷研究的可行性、評判人才隊伍的水平、預估產生重大成果的可能性，並理解其重大意義。
核心關鍵問題、新思想、新方法、關鍵技術與竅門等需要真正的行內專家才能認同、欣賞，尖銳的專業討論和精準的專業判斷才能凝練出好的研究項目。
目前科研中產生的許多問題，例如缺乏重大成果與突破、大量的短期效應、表面文章、缺乏關鍵技術積累、缺乏基礎材料/元器件/軟件/數據庫、缺乏領域的國際領導力等問題，一方面與項目的提出和選擇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項目的具體管理方式有關。
項目一般爲期5年左右，一般都願意做短期內一定能完成的研究，風險大的、需要長期研究的問題就很難獲得支持，許多科研人員也不願冒險。
這些問題不解決，獲得重大成果的可能就不會很大，超過國際同行、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也是很困難的。雖然可能會有少數重大成果，但總體效益不高，投入產出比不夠。
事實上，我們可以借鑑發達國家的成熟做法，其核心是政府管理部門放權，不直接管理經費，把決定權交給科學家、科研單位或者領域內的科學家共同體。
與政府選來的大同行專家相比，他們更瞭解自己的領域，擁有最權威的專家與最核心的相關利益，會把經費投到最關鍵的地方。
國際上的國立研究單位，大都有自己可以掌控的資源，有自己決策的權力義務，也有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
而項目競爭體制的經費由科學家直接向國家申請，單位只有保障的義務，沒有資源，沒有權利，對科研項目或方向選擇的缺失或對錯沒有責任，對相關領域發展的好壞也沒有責任。
因此，新一輪的科技體制改革應該重點解決科研經費方面的“支持誰”和“如何支持”的問題。
一方面，要增加一套新的基於領域發展的科技管理體制，以補充現有的項目競爭體制；另一方面，要對項目管理方式進行改革。
具體來說，至少要解決以下問題：
1）政府放權和科研單位的自主經費；
2）穩定支持與項目競爭的關係；
3）項目本身的完成與領域規劃發展；
4）政府科技管理部門之間的協調與責任劃分；
5）現有的科研單位與正在討論的國家實驗室的關係。
筆者根據自己的經驗體會，提一些具體的想法和意見。
1）科研單位的自主經費與穩定支持。
科研單位的健康發展離不開競爭，也離不開穩定的支持。建議允許有基礎、有較好研究目標和管理方案的基礎科學研究單位，對所有獲得的競爭性經費收取5%~10%的自主研究費用。
雖然科技界一致同意要增加穩定支持，但對穩定支持的目的以及具體操作方案卻一直有不同意見。
此方案使穩定支持和項目經費之間有一個平衡，讓研究單位（單元）有資源支持一些長期、艱難、關鍵、基礎性的項目。
事實上，國外的國家實驗室都會收取20%左右的管理費（overhead），包括對大科學裝置建設費的收取。
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和科學技術部按專業成立常設的專家顧問委員會。
一方面，制定有約束力、有資源邊界、可執行的規劃，建議經費分配方案；另一方面，各部門協調行動，優化與平衡項目的規模大小、目標設計、長期攻關與短期安排、國際與國內項目的合理組合、人員隊伍的組織等，真正由專家來決定相關學科領域的發展。這是讓科學家管理自己的有效辦法，也是國外的通常做法。
目前，科研經費大都是自由與多頭申請，而由大同行專家組成的、臨時的評審委員會，並不能做出真正有質量的判斷和建議。
十幾年前，科學技術部在該方面有過嘗試，成立了高能物理顧問委員會，儘管有各種不完善，但仍然解決了很多問題，效果很好，可惜沒有堅持下來。
在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要求所有的政府部門都必須成立這樣的顧問委員會，這就避免了政府官員的隨意性，提高了經費使用的整體效益。
3）大力加強國際合作。
一是在各種評審中（書面評審、面對面評審或專家顧問委員會中）引入國際專家，既可以解決小同行不足的困難，也平衡一部分國內專家因利益衝突可能產生的不公正；
二是對大型項目，特別是高能物理和粒子天體物理的專用大型科學設施，應該要求有國際合作和國際資金投入。這既是國際慣例，也是提高科學產出和國際影響、培養有影響力的國際科學界領袖、避免投資失誤的簡單辦法。
4）改革項目管理方式。
目前政府部門對不同領域和專業的項目幾乎採用同一個管理模式，沒有考慮規模大小、所需時間長短、專業特點和人員隊伍的不同。
遇到問題，有關管理部門一般都是要求科學家適應管理部門，例如削減項目人員和單位、分拆項目、分割技術與科學甚至不支持技術、將長期項目割裂爲短期並不考慮中間的斷檔等，造成很多不方便，產生重複勞動、內部矛盾、效益降低、基礎能力建設缺失等問題，甚至有時需要科研單位在管理中造假。對這種低效的項目管理方式，應該進行改革。
希望有關部門能組織研討，反思科研管理中的問題，改進與提高管理辦法，真正做到精細管理、精準投入，使科研投資能發揮更大效益，儘快獲得更多、更大的科學成果，在各領域能走到世界前沿，成爲國際領先的科學大國與強國，爲人類文明做出貢獻。
本文發表於《科技導報》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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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期專題目錄
卷首語
《時代呼喚新一輪的科技體制改革》
作者：王貽芳（中國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專題：
《掌握規律，創新驅動，紮實推進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
作者：王陽元（中國科學院院士）
《粒子物理髮展態勢及未來規劃》
作者：王貽芳（中國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航空發動機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創新》
作者：陳懋章（中國工程院院士）
《深海科技的前景與陷阱》
作者：汪品先（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深空探測的現狀、展望與建議》
作者：吳季（中科院空間中心原主任）
《談“十四五”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的生態關係》
作者：李百鍊（美國人類生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士）
《科技原始創新生態亟需改善——談原始創新的起點問題》
作者：楊文采（中國科學院院士）
《新形勢下科技人才培養評價體系應有新變化》
作者：王小凡（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如何培養一流創新學者——訪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
作者：王麗娜
《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發展現狀與戰略思考》
作者：閆金定（科技部處長）
《學科佈局的邏輯內涵及中國實踐》
作者：杜鵬（中科院戰略院研究員）
《完善人口政策並提倡尊老愛幼代際互助家庭模式》
作者：曾毅（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
《堅持創新核心地位 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作者：萬勁波（中科院戰略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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