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前顧問評析關稅事件: “重返極限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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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國力，重返和平”

論證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實力

✪ 羅伯特·C·奧布萊恩

特朗普前國家安全顧問

✪ 渡波 (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美國總統特朗普1日簽署行政令，對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徵10%的關稅。美國的這一最新貿易保護措施在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遭到廣泛反對。

在此之前，特朗普前國安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發文，給出了更爲極端的對華政策意見。他將中國崛起、中東局勢動盪，以及俄烏衝突都歸咎於拜登政府的軟弱，並建議美國應與中國經濟脫鉤，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增加60%甚至更高的關稅，並恢復核武器試驗。他認爲只有全面削弱中國才能保證世界和平，而這其中的重點就是切斷經濟紐帶。

“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是一句四世紀的拉丁諺語，意思是“欲求和平，必先備戰”。這一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世紀羅馬皇帝哈德良時期，他曾提出“以實力求和平——或者，如果不行，就以威脅求和平”的格言。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深諳此道。1793年，他告訴國會：“和平是助力我們日益繁榮的最有力工具之一，如果我們渴望獲得和平，那麼必須讓人知道，我們時刻做好了開戰準備。”這一理念與羅斯福總統的名言如出一轍：“說話溫和，大棒在握。”而里根總統在競選期間直接借鑑了哈德良的格言，承諾要“以國力實現和平”，後來他兌現了這一承諾。2017年，特朗普將這種精神重新帶回白宮。在奧巴馬任期內，他認爲有必要爲美國外交政策犯下的“罪行”道歉，並削弱了美國的軍備。特朗普上任結束了這種局面。正如2020年9月他在聯合國大會宣佈的那樣，美國“正在履行其作爲和平締造者的使命，但前提是要重振國力”。而特朗普確實是一位和平締造者——儘管這一事實被對他的錯誤描述所掩蓋，但只要看看他的履歷，就會一目瞭然。僅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後16個月，美國就促成了《亞伯拉罕協議》，爲以色列及其三個中東鄰國和蘇丹帶來了和平；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在美國斡旋下實現了經濟正常化；華盛頓成功推動埃及和主要海灣國家解決與卡塔爾的分歧，並結束了對卡塔爾的封鎖；美國與塔利班達成協議，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裡，幾乎沒有美國士兵在阿富汗戰鬥中喪生。特朗普決心避免新的戰爭和無休止的叛亂行動，他是除吉米·卡特以外唯一沒有發動新的戰爭或擴大現有衝突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還以一場罕見的勝利結束了戰爭，ISIS（伊斯蘭國）首領巴格達迪，在美軍的一場夜間突擊行動中被獵殺。與卡特不同的是，特朗普在和平震懾方面走得更遠：俄羅斯沒有行動；伊朗沒有行動；朝鮮停止了核武器試驗；儘管中國沒有讓步，但他們肯定注意到特朗普對敘利亞進行的“有限但有效的空襲”。特朗普從未對所謂的“特朗普主義”作出規定，他不遵循教條，而是遵循直覺和傳統的美國原則，這些原則比近幾十年來全球主義的正統觀念更爲深刻。“美國優先不等於美國孤軍奮戰”是特朗普政府官員經常重複的口頭禪，這是有充分理由的：特朗普知道與其他國家友好合作的重要性。他並不像批評者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交易主義者，或反對聯盟的孤立主義者。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北約和美國與日本、以色列和阿拉伯海灣國家的軍事合作都得到了加強。特朗普的外交和貿易政策可以被理解爲，是在應對20世紀90年代初至2017年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或全球化的負面後果。特朗普及其選民明白，“自由貿易”在實踐中並不美好，在許多情況下，外國政府利用高額關稅、貿易壁壘和知識產權盜竊來損害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儘管軍費開支巨大，但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在1991年海灣戰爭之後取得的勝利寥寥無幾，而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地更遭遇了重大失敗。特朗普對他的前任安德魯·傑克遜及其外交政策評價很高：在被迫採取行動時要專注且強硬，但要警惕過度擴張。特朗普一旦迎來第二任期，美國將面臨傑克遜式現實主義的迴歸。基於這一原則，華盛頓的盟友將更加安全，更加獨立，而華盛頓的敵人將再次害怕美國的力量。美國將重振國力，進而推動和平。世界現狀：下一任美國總統要面對什麼？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似乎正處在第二個“美國世紀”的風口浪尖。鐵幕落下，東歐國家放棄了共產主義，放棄了華約，排隊加入西歐和自由主義世界。蘇聯在1991年成爲歷史。中國等少數國家對美國不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海灣戰爭證明了美國在前十年鋪墊的軍事力量建設是合理的，從而確認了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對比一下當今的情況，中國已成爲美國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對手。中菲涉海衝突、臺海局勢，可能引發南海更廣泛的危機。我們認爲，中國是美國網絡空間最重要的敵人，其貿易和商業行爲更以“不公平的方式”損害了美國經濟，這導致美國嚴重依賴中國的製造業，甚至一些基本藥物都要依賴中國。儘管中國當前對第三世界的革命力量和西方激進分子的意識形態吸引力與20世紀中葉的蘇聯共產主義完全不同，但中國仍有信心扭轉經濟。美國應當讓中國爲新冠大流行負責。中國與俄羅斯的緊密聯繫也值得關注。儘管早在2018年拜登就與他人合著了一篇題爲《如何對抗克里姆林宮》的文章，但2022年的俄烏衝突表明，俄羅斯絲毫沒受到他的強硬言論的威懾。這場衝突還暴露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即北約的歐洲成員國還沒準備好應對新的作戰環境，即人工智能與無人機、炮兵等混合作戰的模式。我們應當宣稱，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正在形成一個“反美軸心聯盟”。伊朗領導人似乎變得有恃無恐，經常威脅美國及其盟友。根據最權威的估計，伊朗現在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濃縮鈾，他們可以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內製造出一枚基本的核武器。而在今年4月，伊朗宣佈向美國最親密的中東盟友——以色列，發射導彈和無人機。美國家門口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在墨西哥，販毒集團在某些地區組建了平行政府，將人口和非法毒品販運到美國。委內瑞拉則是一個好戰的爛攤子。拜登政府無法確保美國南部邊境安全，這或許是其最大、最令人尷尬的失敗。評估中國：未來四年的計劃美國政府軟弱無能，深陷泥潭，迫切需要特朗普重振國力恢復和平。在與中國進行的競賽中，這種需要尤爲迫切。拜登上任以來，他對中國的威脅模棱兩可、自相矛盾。儘管他保留了特朗普制定的關稅和出口管制政策，但也派內閣官員多次訪問北京；在對貿易和安全問題發出嚴厲警告的同時，也伸出了橄欖枝，承諾恢復特朗普中斷的一些對華合作。我認爲，拜登的做法是以排場掩蓋實質，會議和峰會是活動，並不是外交成就。與此同時，中國密切關注拜登及其高級顧問的公開言論。儘管拜登將中國經濟稱爲“定時炸彈”，但他也明確表示：“我不想遏制中國”、“我們真的不想傷害中國，如果中國做得好，我們所有人都能從中受益。”輕信這類示好就等於輕視了中國這一對手。另一方面，我認爲中國試圖取代美國，成爲全球科技發展和創新的領導者，來擴大其話語權及安全範圍。在電動汽車、太陽能、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中國政府的鉅額補貼構成了“不公平貿易”。拿中國政府扶持的比亞迪等領頭電車企業舉例，中國爲其提供了鉅額補貼，並鼓勵將數百萬輛廉價電動汽車“傾銷”到美國和盟國的市場，目的是“讓首爾、東京、底特律和巴伐利亞的汽車製造商破產”。爲了在中國的衝擊下保持競爭優勢，美國必須奪回作爲全球投資、創新和經商中心的地位。但美國監管部門日益擴大的權勢，包括過於激進的反壟斷執法，有可能摧毀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在中國企業從本國政府獲得“不公平支持”，“意圖擠垮美國企業”之時，美國政府及其歐洲盟友卻在拖美國企業的後腿。這是國家衰落的根源，西方政府應該放棄這些不必要的監管。我認爲，美國政府是時候以牙還牙了，就像冷戰時期那樣。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表示，“與中國進行完全的經濟分離既不現實，也不可取”；美國“應當放棄與中國經濟脫鉤的想法”。但事實上，我認爲脫鉤是可行的，儘管不能明確用言語表達出來。在特朗普任期內，他雖然沒有這樣說，但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大約一半產品徵收了更高的關稅——這是一項事實上的脫鉤政策。這項政策本可以促使中國政府以“更正常的貿易行爲”與美國合作，然而他們沒有抓住機會。現在是進一步施加壓力的時候了，正如特朗普所倡導的那樣，對中國商品徵收60%的關稅，並對任何可能對華有用的技術實施更嚴格的出口管制。當然，美國政府應該與中國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但外交重點應當放在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和韓國等盟友，新加坡等傳統夥伴以及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新興夥伴上。某些批評人士認爲，這些國家會對特朗普要求美國爲其提供防禦的做法產生擔憂。但這些國家官員與我的溝通表明了態度：他們對特朗普的直言不諱表示歡迎，並認爲此舉可鞏固聯盟、強化亞洲地區的安全。所以我認爲，與這些國家及地區進行聯合軍演至關重要。特朗普在2018年取消了邀請中國參加年度環太平洋軍演：一個優秀的防禦團隊不會邀請其對手來觀摩計劃。美國國會曾在2022年表示，美國應當邀請中國臺灣參加軍演，但是拜登拒絕了——這項錯誤的決策可能將在特朗普任期內得到重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政府對是否向中國臺灣提供武器和防禦模棱兩可。下一屆美國政府應當明確作出承諾，並鼓勵中國臺灣投入更多的軍事資金，並擴大兵役制度。與此同時，美國也應當爲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家提供與以色列類似的贈款、貸款和武器轉讓支持，菲律賓尤其需要在南海得到支持。海軍應該開展一項緊急計劃，翻新退役艦艇，捐贈給菲律賓，包括停泊在費城和夏威夷的護衛艦和兩棲攻擊艦等。美國海軍還應當將一艘航母調往太平洋，五角大樓也應考慮將整個海軍陸戰隊部署到太平洋，以緩解美軍在中東和北非的負擔。美國在太平洋的基地通常缺乏足夠的導彈防禦和戰鬥機保護能力。這是一個致命的缺陷，國防部應該迅速從其他地方調動資源加以解決。特朗普的策略：重返極限施壓中東是另一個拜登沒能施展實力，進而推動和平的區域。儘管拜登上任後與沙特阿拉伯在所謂人權問題上交惡，但也決定修復與伊朗的關係。這一自相矛盾的做法疏遠了沙特阿拉伯，並對馴服伊朗起到了反效果。伊朗在過去四年中變得“更加暴力”，中東及其他地區的盟友將這些行動視爲美國軟弱和不可靠的證據，並採取了更多獨立於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伊朗感到了“某種自由”，即通過間接的代理人戰爭或直接戰爭來打擊以色列、美國軍隊和美國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對伊朗進行了極限施壓，包括堅持要求歐洲國家遵守美國和聯合國對伊朗的制裁。這種決心得到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美國重要夥伴的支持，併爲《亞伯拉罕協議》鋪平了道路。當美國盟友看到美國再次下定決心遏制伊朗時，他們將與美國聯手，助力對能源市場和全球資本市場至關重要的海灣地區實現和平。不幸的是，拜登政府執政期間的情況正好相反。對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未能執行。近幾個月來，這些出口達到了六年來的最高水平，每天超過150萬桶。放鬆制裁給伊朗政府及其軍隊帶來了鉅額財富，每年爲他們帶來數百億美元的收入。而特朗普重啓施壓將削弱伊朗爲“恐怖主義代理部隊提供資金”的能力。拜登的麻煩始於中東，當時他試圖重新加入奧巴馬時代的伊核協議。2018 年，特朗普在意識到這一協議失敗後，選擇了退出。該協議非但沒消除或凍結伊朗的核計劃，而是將其合法化。允許伊朗保留離心機，伊朗從而生產了幾乎足以製造核彈的鈾。特朗普極限施壓政策的迴歸將包括，全面執行美國對伊朗能源部門的制裁，不僅針對伊朗，也針對購買伊朗石油和天然氣的政府和組織。極限施壓還意味着向中東部署更多海上和航空資產，從而向伊朗和美國盟友發出雙重聲明：美國軍隊在該地區的重點轉爲威懾伊朗，而不是“鎮壓”叛亂，就像以往二十年美國做的那樣。特朗普的強硬反伊政策也使巴以衝突得到了有效解決，而在拜登任期內，衝突再次席捲了該地區。幾十年來，傳統觀點認爲解決這一爭端是改善中東安全的關鍵。但如今這場衝突已經成爲該地區動盪的症狀，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伊朗。伊朗政府爲一系列威脅以色列安全的組織提供關鍵資金、武器、情報和戰略指導——這不僅包括哈馬斯，還包括黎巴嫩真主黨和也門的胡塞武裝。在伊朗被遏制之前，巴以衝突無法得到解決。與此同時，美國應該繼續支持以色列消滅加沙地帶的哈馬斯，然而該地區的長期治理不應由美國決定，而應當由以色列、埃及和其他海灣地區的盟友協商解決。美國也不應該向以色列施壓，迫使他們重返談判桌，尋求與巴勒斯坦的長期解決方案。美國在中東的政策重點應當是威脅區域安全的“罪魁禍首”伊朗。拜登的失誤：從喀布爾到基輔拜登在撤出阿富汗時的災難管理也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的外交手腕。特朗普政府談判達成了結束美國參與戰爭的協議，但特朗普絕不會允許如此混亂和令人尷尬的撤退。人們可以從2021年美軍夏季撤軍的無能，直接推導出六個月後普京爲何決定發起俄烏衝突。在俄羅斯無視拜登警告並發動進攻之後，拜登向澤連斯基提供了離開基輔的手段，這將重演阿富汗前總統加尼的逃離屈辱。幸運的是，澤連斯基拒絕了這一提議。此後，拜登政府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但在提供贏得成功所需的武器方面拖拖拉拉。美國國會最近爲烏克蘭撥款的610億美元——加上已經批准的1130億美元——也許能阻止烏克蘭戰敗，但不足以讓其獲勝。與此同時，拜登似乎沒有結束戰爭的計劃。特朗普則明確表示，他希望通過談判解決戰爭，維護烏克蘭的安全。特朗普的做法可能是，繼續向烏克蘭提供關鍵援助，由歐洲國家提供資金，同時爲與俄羅斯進行外交談判敞開大門——並通過一定程度的不可預測性，讓莫斯科措手不及。他還將推動北約向波蘭輪換地面和空軍部隊，以增強其靠近俄羅斯邊境的軍事能力，並明確表示北約將保衛其所有領土免受他國侵略。美國應該確保其歐洲盟友明白，美國繼續保衛歐洲的前提是歐洲也要全力以赴。如果歐洲想表明它認真保衛烏克蘭，就應該立即讓烏克蘭加入歐盟，放棄常規的官僚化入盟程序。此舉將向普京發出強烈信號，即西方不會將烏克蘭“割讓”給俄羅斯。這也將給烏克蘭人民帶來希望，讓他們相信未來會更好。美軍衰敗：亟需軍隊擴容、革新武器及監管採購當中國崛起、中東戰火燃燒、俄烏衝突同時發生，美國軍隊衰落的勢頭愈加明顯。而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這一趨勢有所緩解。去年，只有海軍陸戰隊和太空部隊達到了招募目標，而陸軍設定的65000名士兵基數，驚人地出現了10000名新兵指標的缺口。這一缺口反映的不僅是人員問題，還表明了美國年輕人及其家庭對軍隊的目標和使命缺乏信心。與此同時，軍隊越來越缺乏保衛美國及其利益所需的工具。海軍目前只有不到300艘艦船，而里根政府末期則有592艘。這不足以維持佈局在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全球18個海域的海軍達到常規威懾。國會和行政部門應該重新致力於特朗普在2017年設定的，到2032年擁有355艘艦艇的海軍目標。這個規模略大的海軍必須包括更多隱形的弗吉尼亞級攻擊潛艇。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增加哥倫比亞級彈道導彈潛艇的數量。這是所謂核三位一體的一部分，這些裝備和系統可以讓華盛頓從空中、陸地和海上部署核武器。核三位一體的其他部分也需要改進。例如，美國國會必須爲正在研發的B-21隱形轟炸機撥款，以替換老化的B-2轟炸機。事實上，一些分析人士認爲，空軍至少需要256架穿透性打擊轟炸機，才能對一個同類競爭對手進行可持續作戰。爲了避免B-2項目中出現的採購問題——該項目最終只爲空軍提供了21架飛機，而不是最初計劃的132架——空軍和國會必須共同努力，確保穩定的生產流程。美國必須保持對中國和俄羅斯核武庫總和的技術和數量優勢。爲此，美國必須對新型核武器進行可靠性和安全性試驗，而不僅僅是使用計算機模型。如果中國和俄羅斯繼續拒絕進行真誠的軍控談判，美國也應該恢復生產鈾-235和鈈-239，這是核武器的主要裂變同位素。美國的常規武器庫也需要轉型。特朗普在任期重啓了高超音速導彈的研發，而這一項目在2011年由奧巴馬大幅削減。這使中國和俄羅斯在獲取這種重要的新型武器方面遠遠領先於美國，這種武器的速度是音速的五倍以上，並且可以在地球大氣層內機動。倘若特朗普迎來第二任期，將對這項關鍵技術進行大規模投資。恢復軍隊需要總統和國會領導人的積極參與，因爲文職人員和軍警人員無法自行修復五角大樓。在五角大樓高級文職官員的官僚主義惰性面前，特朗普能夠推動創新。但根本性的改變必須考慮到預算有限的現實。由於不可持續的借貸水平，聯邦預算將不得不下降，無論哪一方控制着白宮和國會，大幅增加國防開支都不太可能。在當代以實力求和平的戰略中，明智地花錢將取代花更多錢。無論是對美軍還是盟軍，整頓軍隊都需要對軍隊的採購流程進行重大改革。近幾十年來的一些重要項目，如朱姆沃爾特驅逐艦、瀕海戰鬥艦、F-35戰鬥機和KC-46加油機，都延誤了數年，而且成本遠遠超過預算。相比之下，在20世紀50年代，洛克希德公司在獲得合同後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交付了第一架U-2偵察機，並且在預算內完成了該項目。這種成就在今天將是不可想象的，現在大多數軍種的態度都不甚積極，功能失調的國會導致預算和計劃均難以實施，軍隊高層也缺乏遠見。軍事採購的另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五角大樓的不合理制度，導致開發新武器的需求很容易增加，但很難變更。這帶來的後果是，武器非常先進，但價格昂貴，而且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投入使用。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設計的航空母艦，包含一個當時尚不存在的技術——即電磁飛機發射系統。就如2017年特朗普的批評所指出的那樣，它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和延誤。五角大樓的高級文職領導層必須制定一項新規則來改革這一流程，即任何可能增加開發基本系統成本或時間的重大設計變更，必須由他們且僅由他們授權。美國應該從澳大利亞等盟國的採購系統中汲取靈感。在澳大利亞，精簡的官僚機構以低成本開發了Ghost Bat無人駕駛空中作戰車輛和Ghost Shark無人駕駛水下航行器，而且沒有出現美國採購中常見的巨大延誤。Anduril 和 Palantir等植根於創新科技的國防供應商，也可以幫助五角大樓開發更適合21世紀的採購流程。復興美國：盟友的重要性然而，僅靠一支更有效的軍隊還不足以挫敗和威懾中俄伊的“反美軸心聯盟”。如果重返白宮，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將繼續推進聯盟的建立。儘管批評者經常將特朗普描繪成對傳統聯盟懷有敵意，但實際上，他強化了大多數聯盟。特朗普從未取消或推遲過對北約的任何部署。他向北約各國政府施壓，要求其增加國防開支，從而使北約更加強大。相較而言，拜登政府官員喜歡口頭上強調聯盟的重要性。拜登常常表示，美國及其同盟正在進行一場世界範圍內的民主戰爭。但他又質疑了盟友國家保守派當選領導人的“民主資格”，反倒破壞了聯盟。這些領導人包括前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波蘭總統杜達。事實上，這些領導人響應了人民的願望，並試圖捍衛民主，但他們的政策與喜歡在達沃斯交際的人所信奉的政策不同。然而，拜登似乎對與現實盟友建立良好關係不感興趣，而更感興趣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等虛構的抽象概念。這種言論反映了一種全球主義和自由精英主義的特質，它僞裝成支持民主理想。有些人可能會說，美國譴責中國和伊朗，但與阿拉伯非民主國家合作，這是虛僞的。但重要的是要考慮各國改變的能力。如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比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更加開放和自由——部分原因是與美國的接觸。中國和伊朗卻並非如此，我們認爲它們對鄰國及地區變得更加危險。美國並非完美，也並不需要地球上每個國家都與之在政治上相似。縱觀美國曆史，大多數美國人也認爲，成爲其他國家的榜樣就足夠了，而不是將政治制度強加於他人。但美國人不應低估自己國家所取得的成就，也不應低估美國在幫助國內外人民擺脫貧困和不安全感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美國如今已經分裂，那麼還能復興嗎？尤其是當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爲美國走上了錯誤道路的時候？可正如里根在1980年的選舉中所證明的，美國總能扭轉局面。美國人民將有機會讓一位通過重振國力實現和平的總統重返白宮——他可以再次做到這一點。如果他們這樣做，這個國家便有了重建國力的資源、才智和勇氣，確保自由，並再次成爲人類最後的希望。

本文爲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十五，編譯自美國《外交事務》2024年7-8月刊，原題爲《The Return of Peace Through Strength：Making the Case for Trump’s Foreign Policy》。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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