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等死封城：鄭州富士康「徒步返鄉潮」的中國封控失靈？
大批富士康鄭州廠的工人因爲擔心疫情死鎖的封控管理、留在廠區的染疫風險，轉而自行逃離工廠，出現了「徒步返鄉」的人潮。 圖／微博
【2022. 11. 1 中國】
逃離等死封城：鄭州富士康「徒步返鄉潮」的中國封控失靈？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盼望大家返崗相聚....？」中國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廠區在10月傳出疫情感染，引發廠區內員工的恐慌。上週末的10月底，從中國網路社羣開始大量流傳「員工出逃」的影片，大批富士康的工人因爲擔心疫情死鎖的封控管理、留在廠區的染疫風險，轉而自行逃離工廠，出現了「徒步返鄉」的人潮。鄭州富士康攸關地方的產能和出口命脈，但微妙的是，這一波逃離潮不僅沒有被中國官方全面大力封禁訊息，反而極力安撫羣衆、軟化嚴苛的防疫手段。大批員工的出逃，如何衝擊了中國的疫情封控？來自底層的打工人，又爲何甘願冒險返鄉？
位於中國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廠區，不僅是維繫鄭州市經濟產能的重要命脈，也是中國極爲重要的出口貿易重鎮。廠區內超過20萬名員工，已在當地形成了產業與居住的生活圈；不過在今年10月初，當地陸續傳出疫情感染的消息，雖然地方政府表示整體疫情並不嚴重，但隨即採取的「閉環式管理」——爲了執行動態清零的封控措施，卻已造成廠區內部的人心惶惶。
《金融時報》得到鄭州富士康員工透露的說法，說地方政府先前公佈確診只有69例，但實際上工廠園區內的感染人數早已超過預估。同時有一名匿名的員工向《金融時報》表示，從10月7日連假後返回工廠，結果不久園區內就開始實施封閉管理。
實際上到底在鄭州富士康的疫情狀況如何？無論是中國官方的統計、或其他國內外新聞媒體報導，皆無法準確掌握實情。但《路透社》的資訊指出，從10月14日這一週的97例、到隔一週已增加到167例，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
疫情封控亂象的同時，10月底這一週也跟着出現了大批員工逃離廠區的影像，從抖音、微信和微博等平臺的影片中，看到工人翻過圍牆、或強行突破維安，攜帶大小行李徒步離開。 圖／微博
與此同時，在廠區內封控管理的情況也跟着越抓越緊，有廠區工人透過抖音、微信等平臺透露，10月13日廠區開始封鎖，而後工廠周圍區域也跟進封閉，而核酸檢測陽性的員工直接隔離、每日進行檢測監控，直到轉陰性之前都不能上工。到了10月19日，富士康廠區禁止在食堂用餐，所有的工人只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吃飯，但對於富士康8人一間房的住宿條件來說，不只生活顯得更加侷促，也有不少人擔心宿舍內的密集傳播。
就在擔憂疫情和封鎖的恐慌中，富士康廠區的流言也越來越多，流傳「超過2萬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等說法，形成廠區工人不願滯留的心理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陸續有工人的影片和證詞在社羣上表示，原本可以配發的餐食變得不穩定，有些人無法得到物資；另外一些人則是感染後轉移隔離，但沒有妥善安排治療等後續處理，擔憂變成「封控等死」的困境，才變成了後來促使工人決定出逃的推力。
10月29日凌晨，再傳出富士康廠區726宿舍之中8名員工全部死亡，死者先前全是染疫後集中在宿舍中隔離。相關訊息不斷透過中國社羣流傳，但事件全貌爲何？是否爲造謠流言？在資訊不透明、又欠缺可信覈實機制。
疫情封控亂象的同時，10月底這一週也跟着出現了大批員工逃離廠區的影像，從抖音、微信和微博等平臺的影片中，看到工人翻過圍牆、或強行突破維安，攜帶大小行李徒步離開。進行「徒步返鄉」的人流數量極多，在馬路上也串成了長長的人龍，沿途還有其他河南鄉親私設的補給點，提供民衆免費取用食物和飲水。
10月29日凌晨，再傳出富士康廠區726宿舍之中8名員工全部死亡，死者先前全是染疫後集中在宿舍中隔離。 圖／微博
河南鄉親在各地私設補給點，提供出逃的富士康員工免費取用食物和飲水。 圖／微博
出逃的影片引發中國網路社羣的震撼，許多人連想到了電影《1942》的大逃亡歷史；而鄭州富士康的出逃，有得人要走上3、40公里，也有人徒步返家就耗費長達4天。
由於富士康並不是全年產線全開運作，而是配合產品週期（例如新款iPhone上市時間），因此爲了節省人力成本，富士康只會在訂單暴增時，招入大量短期工人，而爲了快速招人，富士康用了「返費」的獎勵模式——短期工若做滿3個月且出勤達到一定要求，就可以拿到一筆約1萬人民幣左右的費用。在此次出逃的富士康員工中，大部分都是低工資的短期僱工，在因爲疫情而拿不到返費的情況下，乾脆一走了之。而還留守廠區的員工，很多也是爲了這筆返費。
微妙的是，大逃亡影像在社羣平臺流傳，儘管暗示了封控政策的失靈，卻沒有因此被中國官方採取強硬封禁的屏蔽手段，對比先前西藏的反清零騷動，這一次的氛圍顯然不同。幾個原因或許可以看出端倪，其一是鄭州富士康連帶的地方經濟命脈、牽連的工人數量之多，可能讓鄭州市難以採取過度強硬的做法。而鄭州官方也改變了說詞，表示「疫情致死率並沒有外傳的那麼嚴重」，接着不僅配合派送車輛協助員工返鄉，廠區內也恢復了食堂供餐、並且同時降低核酸檢測的頻率壓力。
前《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也出面，指稱是鄭州市媒體的「不作爲」、任由謠言流傳而不闢謠，才導致了混亂局面：「現在一些地方的領導機關對媒體報道限制太嚴，初衷是想控制負面報道，維護社會穩定，但其實這樣做嚴重弊大於利，也是對黨領導新聞宣傳工作的機械主義誤解。」就胡錫進之意揣摩，是將責任又丟給了地方，在他的發文中也「相當同情」返鄉工人的處境。
鄭州和富士康的應對，則是在逃亡事件開始延燒之後，相對開始軟化。10月31日《河南日報》作了一篇獨家專訪鄭州富士康的報導，
進行「徒步返鄉」的富士康員工。 圖／微博
媒體配合廠區的說法，是安撫羣衆和外界壓力，但實際上從目前的社羣追蹤來看，出逃者仍大有人在。不過從這一次鄭州富士康事件來看，卻也能觀察出幽微的現象——因爲牽涉到經濟產能，以出逃的形式作爲一種反對清零封控的抵抗，有可能讓中國的措施出現失靈退讓的跡象。
富士康於2010年、2011年在鄭州科技園區及航空港設廠，其中航空港廠區面積高達60萬平方公尺，不只是富士康旗下最大的廠區，也是全球最大的蘋果手機工廠。根據中國求職網站上的數據，富士康鄭州廠的待遇平均約是月薪1.5萬人民幣——不過，這是有大學學歷的正職員工薪資水準，鄭州廠最大量的勞動力，是流水線上的作業員，每月薪資約爲3,000至4,000人民幣。
然而，儘管富士康工廠長期以流水線員工的「血汗」勞動條件聞名，但富士康的設廠，仍可說是完全的改變鄭州乃至河南省的面貌——河南在中國22個省份中，原屬於經濟後段班，也是中國國內被地域歧視的對象，若說富士康的到來「滋養」了省會鄭州和河南省，也並不過分。
以富士康落腳鄭州的2010年來說，該年度鄭州全市出口總額爲34.56億美元，2011年便飆升至96.37億美元、到了2012年，更暴增到202億美元，到了去年（2021）年，鄭州出口總額已經高升到550億美元，比起富士康設廠之前，大增了15倍，河南省的GDP隨之在全中國排名提升——單在富士康建廠的2009年至2010年之間，河南進出口貿易總額就從134.4億美元，升至326.4億美元。
從中國發布的經濟數據中，也清楚可見富士康對鄭州、對河南經濟至關重要——根據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協會發布的《2020年中國對外貿易500強研究報告》（自2021年起，該報告停發），2019年鄭州富士康出口總額高達316億美元，是中國當年度最大的外貿出口企業；而進口額也有164億美元，僅次於中國石油化工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兩家國企。
2019年度，鄭州進出口總額則是4,130億人民幣，對照富士康的出口額，可發現富士康佔了其中近82%，同時佔了該年度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5%。
爲了節省人力成本，富士康只會在訂單暴增時，招入大量短期工人。 圖／本報系資料圖庫
富士康在如火車頭一樣拉動鄭州經濟收入提升的同時，也拉擡了鄭州人口增加、房產增值和地方產業升級轉型。由於富士康吸引大量周邊地區人口到鄭州廠區就業，從2010年算起至今，富士康設廠到現在的十餘年間，鄭州新增人口400萬，當中15歲至59歲的勞動人口比例高達68.11%——而這只是明面上能查到的人口數據，未算入富士康的大量外地流水線員工。
鄭州原本主要仰賴的紡織業、煤炭業等早已萎縮，隨富士康設廠，電子業成爲城市經濟支柱，產值從設廠之前不到150億人民幣，直飆2021年的5,300億人民幣。
富士康鄭州廠大約聘僱了20多萬名員工，廠區宛如一個小型「富士康城」；除富士康本身提供的就業機會之外，因富士康而帶動的上下游產業鏈、中小企業也快速發展。此外，由於富士康工廠需大量出貨給國外客戶，UPS、嘉裡大通、伊藤忠物流、南航、海航、深航等大型航空物流集團也在鄭州開設航線，讓鄭州機場的貨運吞吐量激增，排名升到中國第6，排在「北上廣深」和成都之後。以上種種，富士康本身及帶動的產業爲鄭州新增的職缺，可能多達上百萬。
大幅增加的人口和地區收入增加，也帶動富士康鄭州廠區周圍的房價：2009年時，鄭州航空港附近房價是一平方公尺（0.3坪）2,000元人民幣，到2019年已經超過1萬人民幣。
因爲富士康對鄭州經濟帶來的巨大改變，有中國微信公衆號如此評價：
「富士康可以離開鄭州，但是鄭州真的離不開富士康。」圖爲富士康鄭州廠區。 圖／本報系資料圖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