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在大陸》昔日社運青年登陸 一段臺灣主流環境演變史

張立本（受訪者提供）

當許多人知道張立本是臺灣來的老師，還曾經在臺灣的幾所大學教書數年時，都會問他一個問題：就你的觀察，兩岸學生有什麼差別？

「都是年輕一代，兩岸年輕人有高度共通的部分，比如愛玩、愛鬧，這種『年輕人的一般性』兩岸沒有什麼差別。有差別的地方在於，其一，大陸是一個非常大的地方，每個省份就有巨大差異，這種差距比臺灣明顯。我剛來的第一學期還體會到什麼叫』城鄉差距』，許多農村的學生確實很質樸。」

「還有一個差別，大陸學生到了大三之後，可能更早，讀書的『目的性』會更強，比如他們需要考取什麼證照，對未來有幫助。由於臺灣的考試時間、方式不同，所以臺灣學生在大三、大四這階段的表現有所不同。」

「上課要和『考研』這個目的作對抗，挺累的。」張立本直言不諱。

「在某個程度上，大陸的大學生與臺灣學生相比有更多的『保護』和『兜底』。比如老師會被要求承擔起學生找工作、考研的部分責任。不過這點我做不到，因爲沒有人脈。而且相比臺灣的大學有淘汰制度，要求每個班『當掉』（掛科）至少百分之二，大陸並不如此。在我的班上難免有學生無法過關，太抱歉了。」

2018年已經40歲、在臺灣教課多年的張立本來到大陸教書，經歷有別於過去數十年的新體會、新經驗、新衝擊。他來大陸的故事背景，也是一段唏噓的臺灣「主流環境」演變史。

●從左派理論，到「被歷史說服」

人的意識形態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有人是因爲家庭、有人則是成長背景、有人是因緣際會下認識了誰，許多人往往是不知不覺地，就走到了這條路上。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左派？對於這個問題張立本努力回想。

「『左傾』化跟我在臺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有關係，這裡的老師即使不是左派也教馬克思，來了以後我纔開始系統性學習左派理論。理論與實踐交替，逐漸確立我的世界觀。」

「但其實大學時期我就有了啓蒙的機會，只是當時不懂什麼是左派。」

張立本本科就讀的專業是城市規劃，這個專業的畢業生大多是去房地產公司，或是考相關單位的公務員。大學時期，專業老師在課堂上往往大談城市規劃中的民衆參與，大談基層民衆權益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但大三時，還是「熱血青年」的張立本參加了臺北市的一次環境保護運動，反對一個位于山坡上的保護區開發案。他參加到附近以家庭主婦爲主的社區團體中，找到了一些關於開發案的程序瑕疵證據，以及法理上的支持點。但在開公聽會的那天，支持開發的地主方帶着城市規劃師和審查委員們，這些掌握決定權的「大人物」都倒向了地主方。

其實，不論是支持開發，還是爲了環保而反對開發，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立場與選擇，讓張立本受到衝擊的是地主方帶來的城市規劃師和審查委員——這些「大人物們」，都是張立本的老師，這些在課堂上大談「民衆參與」的老師，此刻成爲了與自己「打對臺」的「專家」。

到底什麼是民衆參與？當所謂「民衆參與」遇到特定階層的利益，最後民意能在整個程序中，佔到多少力量？當然，民衆不一定都「對」，所謂利益方不一定都「錯」，但就資本主義的環境而言，既得利益的一方總有太多利益能與決策層「置換」，能影響所謂「法理」和「程序」。

這次經歷之後，張立本開始反思課堂上老師們大談的「民衆參與」。爲此，他常常去後來取得博士的地方——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聽課，想真正弄清楚這其中的奧秘。不過他覺得「從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到真正深刻體會、理解，再與許多同志對話、相互學習，然後自覺成爲了左派，是很長的一段過渡，不是一夜轉變的」。

這是他成爲左派的一個「開關」。至於爲什麼從左到「統左派」，爲什麼沒有走向「臺獨」？張立本一開始是從學術精神的角度出發。

張立本說：「我其實一直不能明白左派怎麼可能成爲『臺獨』，這不科學。馬克思主義說到底是國際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怎麼可能依附在美國底下要求『獨立』？很多所謂「左派」把中國發展說成帝國主義，也是充滿了概念偷換。一開始，我主要在理論層面思考，後來接觸了藍博洲撰寫的白色恐怖的著作，逐漸閱讀陳映真、林書揚這些知名臺灣「統左派」人士的著作，纔有辦法從中國歷史瞭解自己遭遇着什麼。」

「理論有詮釋空間，但補充歷史這個『實踐』之後，知識就有力量了。所以現在我也着重在文學史、歷史的教學。」

●「社會運動形成一種包裝」

2007年，張立本開始在幾所大學兼課，那時正逢陳水扁弊案纏身的時期。隨着陳水扁下臺，馬英九上任，那時臺灣的大學院校內，許多大學生相信馬英九時期「未來會更好」，對其充滿信心。

後來隨着馬英九的民調開始降低，有一個隱形力量開始推動，張立本記得從某一時期開始聽到這種說法：「社會運動再起」，第一時間他感到有點諷刺，「什麼是社會運動再起？難不成陳水扁時期，沒有社會運動？還是不該有？」

隨着「社會運動再起」，臺灣社會開始建構了一個批判國民黨的力量，這力量越來越強。後來在臺灣的高中校園內，會有各種形式的營隊帶學生參與社會活動，民進黨每年以嘉年華形式搞「二二八」紀念活動，儼然成爲年輕人的時尚。

這些以學生爲目標的羣體活動，慢慢改變了年輕人。

教授社會運動理論並沒有錯，但在特定政黨、特定力量下，社會運動形成一種包裝，灌輸特定的歷史論述，再形成特定意識形態，然後轉化爲對特定政黨、特定政治人物的支持。

比如灌輸關於白色恐怖的單一論述，轉化成「反對國民黨，支持臺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再轉換成「爲了保護臺灣自由民主，要抗中保臺」的「核心目標」。

「要『抗中保臺』，所以就得『繼續支持某一政黨、某一人』。」張立本無奈總結，「2015年蔡英文出來競選之時，許多學者出來幫政治人物背書，一些學者爲了支持特定政治人物，作出一些違背學術倫理的事。我也教授社會運動理論，讓我以後如何教學生？」

「2016年之後，支持特定政黨已經與參加社會運動綁在一起。」講起這些，張立本不無嘆息。「有參加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學者會說，不但要把蔡英文推上去，也要讓民進黨全面執政。但過去我們這些參加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和學者，誰不是反對國民黨獨大？」

●「我只能儘量告訴學生，中國共產黨不是『外部的東西』」

博士畢業之後，在臺灣多所學校兼課多年的張立本面臨抉擇，一方面以他的立場若要在臺灣找機構內的工作不容易；但另一方面，40歲對於部分大陸院校而言，也是敬而遠之的年紀。幾經周折，2018年他在漳州的閩南師範大學開啓了在大陸的教書生涯。

離開臺灣，也遠離了臺灣所謂的「主流政治正確」，昔日張立本所熟悉的社會運動也已經轉變。張立本現在回想在臺灣的教書生涯，或許有點唏噓，但也期望兩岸年輕人能更認識對方。

「在臺灣時我的授課內容雖然會碰觸現實政治，但是離兩岸問題比較遠，很少機會在課堂上跟臺灣同學講到太多兩岸問題。但上課會用一些案例，比如陳映真的《人間》雜誌，會講到戰後西方公司在臺灣設廠、對臺灣造成的影響，內容上偶爾也會有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批評。」

「我能做到的，是在比如講白色恐怖時，講述日據時期臺灣青年如何想方設法回祖國大陸尋找革命，20世紀50年代以後，幾乎最精英的臺灣青年都加入了中共地下黨，藉此告訴學生中國共產黨不是『外部的東西』，透過歷史，讓年輕人瞭解兩岸在歷史中本身不可分割。」張立本說。

臺灣人的日常，多談吃喝玩樂，若談及時政話題，除非知道該朋友立場與自己較一致，否則很少觸及。何況是學生與老師之間。「直到前兩年，才第一次跟一個學生講到兩岸關係，那個學生正好是臺灣中天新聞的記者，中天新聞臺被關掉使他感到憤恨不平。若不是這個機會，我和學生之間也不會聊到這些。」

一代又一代年輕人，在網絡上創造一個比一個大的聲量，網絡時代使他們更能影響輿論，但外部環境也會繼續變化——不論喜歡與否，臺灣年輕人大多意識到了大陸的影響力。在張立本看來，兩岸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彼此科普」。

他坦言：「現在臺灣還是缺乏很多關於大陸科普類的信息，比如大陸民主的過程和機制到底如何？黨代表是如何選出來的？還有扶貧政策、下鄉幹部，不少基礎常識其實很多臺灣人完全不知道。大陸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跟臺灣年輕人科普，兩岸交流仍然任重道遠。」

「雖然如此，我會盡量告訴學生，兩岸在歷史中不可分割。」張立本堅定地說。（郭雪筠）

（本文來源：「臺胞之家」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