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成爲懸置的“女性奇觀”，它的“尋常”讓更多人破防

近期影院屢屢出現年度級別的高口碑影片，豆瓣8.6分的《出走的決心》，上映前看似是一部“小衆”文藝片，卻厲害在把所有人都拉了進來。對女性、對母親的細膩觸達，那些瑣碎而真實的經歷，更像是在每個觀衆自身的生活中搬運，越是普通也就越有了更大的波及面。無論是贊其勇氣或是斥其冒犯，人們都是實在地破了防。

作者：木刃‍‍‍‍‍‍‍‍‍‍‍‍‍‍‍‍‍‍‍‍‍‍‍‍‍‍‍‍‍‍‍‍‍‍‍‍‍‍‍‍‍‍‍‍‍‍‍‍‍‍‍‍‍‍‍‍‍‍‍‍‍‍‍‍‍‍‍‍‍‍‍‍‍‍‍‍‍‍‍‍‍‍‍‍‍‍‍‍‍‍‍‍‍‍‍‍‍‍‍‍‍‍‍‍‍‍‍‍‍‍‍‍‍‍‍‍‍‍‍‍‍‍‍‍‍‍‍‍‍‍‍‍‍‍‍‍‍‍‍‍‍‍‍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電影《出走的決心》上映後，意料之中地引發了爭議。

2020年7月，當56歲的河南阿姨蘇敏在短視頻平臺創建賬號發佈自己自駕遊的經歷時，這份爭議就已經開始醞釀了：有人爲蘇敏做自己的勇敢喝彩，有人質疑她“自私地逃離了對家庭的責任”。

蘇敏如同一項女性奇觀，當《紐約時報》稱她爲“中國女權主義偶像”後，她的故事更是被懸置在一個脫離普通大衆的半空中，足夠引人注目的同時，也爲影視改編造成了難題——觀衆或許會爲一件奇觀走進影廳，但口碑只會爲貼近觀衆自身的情緒買單。

幾次更名後，電影最終敲定了《出走的決心》這個名字。“出走”是熱搜上的奇聞，但主創真正想要表達的是“決心”：一個兒孫滿堂、家庭美滿的中老年女性，是因爲什麼要出走，出走前到底下了怎樣的決心。

讓蘇敏的形象以女主角“李紅”的名字重構，通過時間蒙太奇呈現出她身爲女兒、姐姐、妻子、媽媽、姥姥的身份變遷時，原本的奇觀便有了一種更爲深遠的普遍性，戳痛了更多相似、能共情的人羣，同時也在各個環節上“擦傷”了更多的人。觀衆們紛紛破防，破防出了眼淚，也破防出了憤怒。

但只有更大的吶喊才能叫醒更多的人，哪怕只是吸引了片刻的注意，也是這部電影，抑或是這個事件所能達成的意義。

普遍：現實女性“被堵住”的廣泛困境

貌合神離的夫妻關係，是影片中展示的重要一環，也是妻子下定決心的關鍵。

作爲一家之主，丈夫孫大勇習慣了發號施令，洗衣、做飯、收拾，李紅永遠在忙前忙後時，丈夫要麼練習着乒乓球要麼在看電視。吃飯時想要“拿碟醋”，就敲打窗戶，彷彿在呼喚着一個服務員。一旦發現李紅在歇息，就傲慢指責她“就是懶”。

都說愛情到了婚姻之後就會變成過日子，但過日子是否就意味着夫妻間失去了彼此的尊重與愛，變成霸道掌控與被動妥協的支配關係？

家裡來了親戚，男人逼妻子喝酒，一邊好面子讓多做飯，一邊又埋怨妻子做太多浪費錢，隨即爭吵、砸東西。無須出軌、無須家暴，也不需要用強情緒的場景去爲弱者搖旗，恰恰是如此普通的一幕卻勾勒出一份觸目驚心。

婚姻的一地雞毛，或是出走的最大原因，但電影的主創並不止步於此。看到現象，透視本質，從而看到更多的人。《出走的決心》要做的，就是要讓片中的李紅共鳴更多。

電影開場時，女兒女婿來家吃飯，丈夫對着牆面練球，李紅自己一個人在廚房忙活兒。李紅隨口問了句“怎麼回來晚了”，女婿回答“外面修路堵車”。

堵這個字，似乎構成了李紅一生的困境。

堵，延遲了女兒女婿的晚飯，同樣也延遲了李紅對自我的追求。被規訓、被期待、被要求、被索取……這同樣也是長久以來萬千女性同樣的一生。電影順着這條“女性被圍困”的路線，試圖找到一切的原點。

作爲“城裡的女人”，李紅讀書寫字、下鄉當知青，看似有着比農民女孩更多的自由。但這份假象，在準備參加高考的那一刻圖窮匕見：家裡窮，供弟弟更重要，李紅被強制退學、勒令打工賺錢。那一刻，她被告知“你是長女，你該懂事”。

也正是這份對原生家庭的失望，促成了李紅的第一次出走，通過結婚、趕緊擁有自己的家，來逃離不斷剝奪自己的父母。那一刻，跟鄭州水利局職員孫大勇結婚，更像是一種與“美好未來”的匆忙交易，也因此埋下了不夠堅實的種子。

她成爲了妻子、母親、姥姥，從一座圍城跌入了另一座圍城。這些身份定義了她，同時也堵住了她，難以推翻。

命運的齒輪碾着因果。沒有學歷的李紅失業，爲弟弟開的店工作，卻一直拿不到工資；並不和諧的婚姻逐漸剝落出不堪，爲了女兒順利長大，李紅強忍着沒有離婚；好不容易等到女兒結婚，卻又不得不幫忙帶孩子，想去的同學聚會一再被延後。

一切正如電影簡介那般所說，李紅一生有過許多夢想，18歲時憧憬大學，25歲時憧憬愛情，45歲時憧憬遠遊……但這些時刻，都被“對別人來說更重要”的事情堵住了。也正是這個過程，達成了李紅的步步覺醒，最終敲定了那份出走的決心。

這些對女性的細膩關照與觸達，讓原本“奇觀”的事件讓位於更具普遍性的日常。那些瑣碎而真實的場景，更像是在每個觀衆自身的生活中搬運，越是普通也就越有了更大的波及面。

看見：這個羣體始終在承受無盡的被索取

“我圖啥，你說我圖啥？你必須說，說清楚，說！”

電影中的一次爭吵後，李紅舉起刀，折返捅向了自己，一下、兩下、三下。這份驚心動魄的衝突，有電影戲劇化的處理，但也讓部分人感到不理解——“至於嗎？”

是的，至於嗎？一切似乎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就算夫妻間沒什麼感情了，但現實中這種事太過常見，她的丈夫“至少”沒有出軌、沒有不良嗜好，誰家沒有一些磕磕絆絆呢？至於嗎？於是，就算李紅被確診了抑鬱，丈夫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是部分閒人的嘴替——“她自己腦子有病，能怪誰”。

因此，當電影中的李紅與現實中的蘇敏一同離家出走、開車自駕時，總有人是不理解的。當電影的普遍性擴散時，更有很多人會感到被冒犯。

而電影的犀利之處在於，它並不只是呈現出丈夫對妻子的傷害，而是通過拉長時間線，讓觀衆看到李紅人生的各個階段中，社會與家庭、周邊世界對她的傾軋與索取。

其中最爲複雜的，或許正是李紅與女兒孫曉雪的母女關係。無論在片外還是片中，她們其實都是親密母女；但社會、傳統所形成的系統性壓力，不時會顯示出拉扯的力量，使得她們作爲女性，卻上演了微妙複雜的關係與立場變化。

女兒孫曉雪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母親在婚姻中遭受的壓迫，她曾在少年時期就直指母親的懦弱，勸告其早點離婚，甚至數次直懟父親“從我出生起，你沒對我媽說過一句好話”。直到孫曉雪自己成爲了妻子，也保有着一份警惕，對丈夫徐曉陽呵斥“你就是想讓我給你帶孩子”。

但當嶙峋現實席捲——已婚已育、將近中年的孫曉雪，嘗試自己抽出時間帶娃卻被職場末位淘汰，一次次努力面試卻因中女、母親身份而失敗，丈夫看似有着比老一輩進一步的理解姿態但卻下意識地看輕母職的辛勞……這一切的挫折疲憊磨滅了她的耐心與溫情，心中對母親的理解和支持，也曾一度動搖與讓位。當好不容易有了新的工作機會時，原本支持母親“隨時可以出去旅行”的她，也上演了“親情綁架”的一幕，像自己父親曾經的那樣，要求母親讓步與犧牲。

由此，電影再一次揭示出，女性的困境，其實依舊是來自桎梏的傳統、固化的社會、難以改善的現實環境。女性無力掙脫，而其惡果往往卻是在這個羣體內部不斷地轉移——正如孫曉雪真正嚐到了社會現實的鋒利時，她無法反抗社會系統，無法改變男性家庭成員，於是不自覺地去依賴、侵蝕了母親李紅的生命空間；而再往前推的歲月中，李紅的母親也曾在艱苦的生活中，爲了丈夫兒子的利益放棄了李紅。

母女代際輪換，宿命性的苦難循環，讓銀幕前的人們看到了更多的自己。電影無差別地擊中了更大羣體的人，把所有人一起拉進了這場自我反思，讓人明白，這場出走，是至於的。因爲每一個母親，每一個女人，都有活出自己的權利。

提到原型蘇敏時，很多人會想到易卜生戲劇《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同樣是擁有看似幸福的家庭，但娜拉也意識到了幸福背後，壓迫自己的種種內因。19世紀的歐洲，遠比現在的東亞保守，《玩偶之家》一度不被理解，甚至被禁止。從戲劇回到現實，彼時的歐洲根本沒辦法給出逃的女性提供工作，易卜生自己也沒有給出答案。

蘇敏也並不是一種常見模板，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爲蘇敏，都能成爲被關注的網絡紅人，靠直播等更新的方式獲得收入。況且即便是鎂光燈下的蘇敏也沒能徹底解決危機：今年6月，想要離婚的蘇敏被丈夫索取50萬，調節後最終支付16萬，但這份離婚手續資金仍未完成。

現實很難，目前只能讓問題被看見。但這種類型的故事，給了人們一種可能性。因爲只有被看見，才能被討論被辯駁，最後導向更好的解題。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