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偷走你的錢？
哈耶克說，金錢是最偉大的自由工具。
的確，貨幣，這個伴隨人類文明已久的交易媒介，其發展之路可謂一波三折。
在物物交換的年代，人們用商品交換商品，諸如以布匹易得穀物，以羊只換取陶器。這種直接交易雖簡單明瞭，但有一個致命缺陷：很難在時間和空間上實現供需的精準對接。
漁夫想要木匠的椅子，木匠卻想要農夫的穀物，農夫恰好又需要漁夫的魚，這樣的巧合又有幾回?
更不要說從產品品質到交易時機，還有諸多變數影響。
可以說，物物交換之所以低效，根源就在於缺乏一個共同的"交易媒介"。
隨着勞動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種類的繁多，物物交換的弊端日益凸顯。
人們開始自發地尋找一種通用交易媒介，既可以衡量不同商品的價值，又能隨時用於購買自己所需。
於是，貝殼、牲畜、青銅器等稀缺物品，開始成爲原始貨幣的雛形。它們或易於攜帶，或易於分割，但尚未形成統一規範，實用性還相當有限。
直到貴金屬的出現，人類才真正找到了理想的貨幣材料。
黃金和白銀之所以成爲貨幣首選，原因有三：
一是稀缺性適中，總量不多不少，既不會因過於豐裕而貶值，也不致因稀少而不敷使用;
二是容易鑄造和分割，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規定面額;
三是穩定性好，不易腐蝕變質，便於流通和保存。
關鍵的是，金銀的產出完全取決於市場，而非帝王的心血來潮，因而保住了貨幣應有的"中立性"。
可以說，正是自由市場選擇了金銀，而不是反過來。
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金銀幣的質量也得到了市場的檢驗。
權威的鑄幣廠以信譽爲本，決不敢在幣重和成色上弄虛作假。
即使個別錢幣出現磨損，只要不影響交易，也在情理之中。
日積月累，人們對"一錢一兩"產生了普遍共識，對貨幣價值的認定有了直觀感受。
這種發自內心的信任，是任何外在權威都強求不來的。
不幸的是，政府對貨幣市場的干預很快打破了這種自然均衡。
當權者發現，只要壟斷鑄幣權，就可以悄悄降低貨幣含金量，偷樑換柱牟取暴利。
於是，各國競相效仿，將原本成色上乘的錢幣，越鑄越薄、越鑄越小。
到了19世紀，英國的金幣已摻雜了17%的賤金屬，法國的銀幣則膨脹了6倍有餘。
久而久之，劣幣驅逐良幣，民衆對政府發行的錢幣信心盡失。
與此同時，金銀比價的波動也成了政府操縱貨幣的手段。
17世紀，英國將金銀比價定爲1:16，而市場價格其實接近1:15。
於是，聰明的商人紛紛將市場上的銀幣買進，再拿到鑄幣廠換成金幣倒賣，坐收其中差價。
反之，當金幣在市場上升值時，銀幣又會大量流入市場，形成新一輪的套利。
就這樣，金本位和銀本位交替更迭，但無論哪種本位，政府都能從中漁利。
直到金銀比屢遭操控,各國信譽掃地,英國不得不在19世紀確立金本位,金銀複合本位制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直到19世紀末葉，英國率先確立金本位制，將金幣視爲唯一法定貨幣，白銀淪爲輔幣。
自此，各國紛紛效仿，金本位制遂成國際慣例。
表面看來，金本位制爲國際貨幣體系提供了堅實基礎，貨幣含金量一目瞭然，各國匯率也基本穩定。
但實際上，政府對貨幣的操縱從未停歇。
在金本位下,各國貨幣與黃金掛鉤、幣值穩定、匯率固定、國際貿易和投資空前活躍。這不禁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彷彿只要守住金本位，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
然而,正如一位智者所言:"任何制度的結局,都早已埋藏在它的開端"。這句話,放在金本位上,同樣適用。
金本位並不能真正制約政府對貨幣的壟斷。有了"幣值穩定"的金字招牌，政府反而更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發行紙幣。只要名義上可兌換等量黃金，實際流通中的紙幣就可以超發。
當公衆要求兌現時，政府再以維護金本位爲名，宣佈關閉金窗，把民間金銀收歸國有。
就這樣，金本位淪爲擺設，政府對貨幣的操控卻有增無減。
19世紀的美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1862年，林肯政府爲籌集南北戰爭軍費，濫發"綠背鈔票"，結果引發惡性通貨膨脹。戰後雖恢復金本位，但政府並未汲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
到20世紀初，美元供應量已是黃金儲備的三倍有餘。一旦公衆對政府信心產生動搖，擠兌風潮就會見怪不怪了。
1941年12月7日將永遠被銘記爲，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話說，“臭名昭著的日子”。
在這一天，羅斯福總統下令沒收美國人民的私人黃金財產。
一位美國學者說，他攻擊無辜的公民，就像日本轟炸珍珠港一樣，炸燬了美國的金本位制度。
爲了徹底擺脫金本位的束縛，中央銀行應運而生。
它雖打着"最後貸款人""貨幣政策執行者"的幌子，實則是政府的傀儡，專門服務於其膨脹貨幣的需求。
各商業銀行在央行開設賬戶，央行規定最低準備金率。只要放鬆這個比例，銀行就可以放貸放個痛快。
至於客戶要提鈔。央行自有印鈔機爲其兜底。即便銀行破產，央行也會毫不猶豫地接管，讓納稅人埋單。而當危機來臨，政府更會以維穩爲名，宣佈銀行停止兌付，讓儲戶的血汗錢化爲烏有。
就這樣，在政府和銀行的勾結下，通脹的暴利被攫取，貨幣的價值被稀釋，而付出代價的，卻是社會的每一個成員。
一戰期間，歐美各國競相濫印鈔票，德國馬克一度貶值到戰前的萬億分之一。
爲償還鉅額戰爭賠款，德國政府鋌而走險，又製造了魏瑪共和國臭名昭著的惡性通脹。直到1923年11月，德國貨幣供應量已是戰前的1.47萬億倍。
可以說，魏瑪通脹的創傷，直接醞釀了納粹上臺的悲劇，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的貨幣混亂，更暴露了國際金本位制度名存實亡的窘境。
如何重建戰後的國際貨幣秩序？1944年，44個國家的代表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開出了藥方:建立以美元爲中心的金匯兌本位制。規則很簡單：美元與黃金掛鉤，35美元兌1盎司黃金;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保持固定匯率。
表面上看，這一體系初見成效。在佈雷頓森林時期，世界貿易額翻了兩番，經濟增速創下新高，被稱爲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然而，暗流涌動之下，危機正在悄然醞釀。
作爲體系的核心，美國免於金本位約束，可以肆無忌憚地濫發美元。
當美元大量外流，歐洲國家囤積的美元越來越多時，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已如泰山壓頂。眼看華盛頓的黃金儲備即將耗盡，外國政府紛紛用手中的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到了60年代末，這一矛盾已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
1971年，尼克松政府單方面宣佈，無限期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佈雷頓森林體系土崩瓦解。
自此，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各國競相濫發貨幣，在此後的牙買加體系下，浮動匯率製取代固定匯率制，成爲國際貨幣秩序的新規則，全球各國進入了依靠匯率貶值刺激出口的時代。
1973年，美元危機引發了石油危機，西方國家的通脹率普遍飆升到兩位數，滯脹來襲，凱恩斯主義名譽掃地。
貨幣主義者趁機上位，鼓吹採用鐵腕手段調節貨幣供應。
然而正如奧地利學派指出，經濟蕭條的真正原因，恰恰是政府對貨幣供給的人爲擴張。沒有政府的濫發貨幣，就不會有泡沫，更不會有泡沫破裂時的經濟蕭條。
貨幣既不是生產要素，也不是消費品，增加或減少從來不會對生產力帶來變化，人爲地增加減少，不過是在經濟體中進行財富的掠奪，讓累積的資本一次一次地清零。
在各國控制貨幣的時代，各國完全放任匯率自由浮動，互相較量外匯儲備和經濟實力。貨幣不再是交易媒介，而成了各國博弈的籌碼。
爲了刺激出口，一些國家競相貶低本幣，打起了貨幣戰；爲了減輕債務負擔，一些國家又醉心於製造通脹，放任貨幣貶值。
種種行爲，無不以政府利益爲先，而將貨幣職能置於次要地位。
回顧貨幣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當貨幣成爲政治工具時，經濟就會陷入動盪；當政府凌駕於市場之上時，物價就會失去穩定。
通脹之所以頻頻發生，根源就在於人爲操縱貨幣供給，背離了市場規律。
只有還貨幣一個清靜，讓其迴歸交易媒介屬性，經濟繁榮纔有希望。這就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們孜孜以求的"誠實貨幣"理想。
誠如羅斯巴德所言，實現貨幣非政治化，當務之急有三：
一是取消政府對鑄幣發行的壟斷，實行自由競爭的貨幣制度；
二是恢復金銀複合本位制，讓不同幣種在市場上自由兌換，匯率也由供求決定；
三是嚴懲製假售假等破壞誠信的行爲，樹立貨幣發行的道德底線。
只有如此，個人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財富，市場才能最大限度地配置資源，國家也不致因貨幣失序而陷入混亂。
當然，要讓政府放棄手中的鑄幣特權，絕非易事。
重要的是，人們根本沒有認知到，政府印錢是一種偷竊行動。
他們堂而皇之地告訴你，這叫宏觀調控，而人們信了。這纔是問題的關鍵。這種公開的盜竊行動，纔可以持續上百年。
只有每一個普通人都能認知到這一點，才能終結這種盜竊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