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偷走你的錢?
哈耶克說,金錢是最偉大的自由工具。
的確,貨幣,這個伴隨人類文明已久的交易媒介,其發展之路可謂一波三折。
在物物交換的年代,人們用商品交換商品,諸如以布匹易得穀物,以羊只換取陶器。這種直接交易雖簡單明瞭,但有一個致命缺陷:很難在時間和空間上實現供需的精準對接。
漁夫想要木匠的椅子,木匠卻想要農夫的穀物,農夫恰好又需要漁夫的魚,這樣的巧合又有幾回?
更不要說從產品品質到交易時機,還有諸多變數影響。
可以說,物物交換之所以低效,根源就在於缺乏一個共同的"交易媒介"。
隨着勞動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種類的繁多,物物交換的弊端日益凸顯。
人們開始自發地尋找一種通用交易媒介,既可以衡量不同商品的價值,又能隨時用於購買自己所需。
於是,貝殼、牲畜、青銅器等稀缺物品,開始成爲原始貨幣的雛形。它們或易於攜帶,或易於分割,但尚未形成統一規範,實用性還相當有限。
直到貴金屬的出現,人類才真正找到了理想的貨幣材料。
黃金和白銀之所以成爲貨幣首選,原因有三:
一是稀缺性適中,總量不多不少,既不會因過於豐裕而貶值,也不致因稀少而不敷使用;
二是容易鑄造和分割,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規定面額;
三是穩定性好,不易腐蝕變質,便於流通和保存。
關鍵的是,金銀的產出完全取決於市場,而非帝王的心血來潮,因而保住了貨幣應有的"中立性"。
可以說,正是自由市場選擇了金銀,而不是反過來。
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金銀幣的質量也得到了市場的檢驗。
權威的鑄幣廠以信譽爲本,決不敢在幣重和成色上弄虛作假。
即使個別錢幣出現磨損,只要不影響交易,也在情理之中。
日積月累,人們對"一錢一兩"產生了普遍共識,對貨幣價值的認定有了直觀感受。
這種發自內心的信任,是任何外在權威都強求不來的。
不幸的是,政府對貨幣市場的干預很快打破了這種自然均衡。
當權者發現,只要壟斷鑄幣權,就可以悄悄降低貨幣含金量,偷樑換柱牟取暴利。
於是,各國競相效仿,將原本成色上乘的錢幣,越鑄越薄、越鑄越小。
到了19世紀,英國的金幣已摻雜了17%的賤金屬,法國的銀幣則膨脹了6倍有餘。
久而久之,劣幣驅逐良幣,民衆對政府發行的錢幣信心盡失。
與此同時,金銀比價的波動也成了政府操縱貨幣的手段。
17世紀,英國將金銀比價定爲1:16,而市場價格其實接近1:15。
於是,聰明的商人紛紛將市場上的銀幣買進,再拿到鑄幣廠換成金幣倒賣,坐收其中差價。
反之,當金幣在市場上升值時,銀幣又會大量流入市場,形成新一輪的套利。
就這樣,金本位和銀本位交替更迭,但無論哪種本位,政府都能從中漁利。
直到金銀比屢遭操控,各國信譽掃地,英國不得不在19世紀確立金本位,金銀複合本位制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直到19世紀末葉,英國率先確立金本位制,將金幣視爲唯一法定貨幣,白銀淪爲輔幣。
自此,各國紛紛效仿,金本位制遂成國際慣例。
表面看來,金本位制爲國際貨幣體系提供了堅實基礎,貨幣含金量一目瞭然,各國匯率也基本穩定。
但實際上,政府對貨幣的操縱從未停歇。
在金本位下,各國貨幣與黃金掛鉤、幣值穩定、匯率固定、國際貿易和投資空前活躍。這不禁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彷彿只要守住金本位,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
然而,正如一位智者所言:"任何制度的結局,都早已埋藏在它的開端"。這句話,放在金本位上,同樣適用。
金本位並不能真正制約政府對貨幣的壟斷。有了"幣值穩定"的金字招牌,政府反而更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發行紙幣。只要名義上可兌換等量黃金,實際流通中的紙幣就可以超發。
當公衆要求兌現時,政府再以維護金本位爲名,宣佈關閉金窗,把民間金銀收歸國有。
就這樣,金本位淪爲擺設,政府對貨幣的操控卻有增無減。
19世紀的美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1862年,林肯政府爲籌集南北戰爭軍費,濫發"綠背鈔票",結果引發惡性通貨膨脹。戰後雖恢復金本位,但政府並未汲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
到20世紀初,美元供應量已是黃金儲備的三倍有餘。一旦公衆對政府信心產生動搖,擠兌風潮就會見怪不怪了。
1941年12月7日將永遠被銘記爲,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話說,“臭名昭著的日子”。
在這一天,羅斯福總統下令沒收美國人民的私人黃金財產。
一位美國學者說,他攻擊無辜的公民,就像日本轟炸珍珠港一樣,炸燬了美國的金本位制度。
爲了徹底擺脫金本位的束縛,中央銀行應運而生。
它雖打着"最後貸款人""貨幣政策執行者"的幌子,實則是政府的傀儡,專門服務於其膨脹貨幣的需求。
各商業銀行在央行開設賬戶,央行規定最低準備金率。只要放鬆這個比例,銀行就可以放貸放個痛快。
至於客戶要提鈔。央行自有印鈔機爲其兜底。即便銀行破產,央行也會毫不猶豫地接管,讓納稅人埋單。而當危機來臨,政府更會以維穩爲名,宣佈銀行停止兌付,讓儲戶的血汗錢化爲烏有。
就這樣,在政府和銀行的勾結下,通脹的暴利被攫取,貨幣的價值被稀釋,而付出代價的,卻是社會的每一個成員。
一戰期間,歐美各國競相濫印鈔票,德國馬克一度貶值到戰前的萬億分之一。
爲償還鉅額戰爭賠款,德國政府鋌而走險,又製造了魏瑪共和國臭名昭著的惡性通脹。直到1923年11月,德國貨幣供應量已是戰前的1.47萬億倍。
可以說,魏瑪通脹的創傷,直接醞釀了納粹上臺的悲劇,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的貨幣混亂,更暴露了國際金本位制度名存實亡的窘境。
如何重建戰後的國際貨幣秩序?1944年,44個國家的代表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開出了藥方:建立以美元爲中心的金匯兌本位制。規則很簡單:美元與黃金掛鉤,35美元兌1盎司黃金;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保持固定匯率。
表面上看,這一體系初見成效。在佈雷頓森林時期,世界貿易額翻了兩番,經濟增速創下新高,被稱爲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然而,暗流涌動之下,危機正在悄然醞釀。
作爲體系的核心,美國免於金本位約束,可以肆無忌憚地濫發美元。
當美元大量外流,歐洲國家囤積的美元越來越多時,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已如泰山壓頂。眼看華盛頓的黃金儲備即將耗盡,外國政府紛紛用手中的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到了60年代末,這一矛盾已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
1971年,尼克松政府單方面宣佈,無限期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佈雷頓森林體系土崩瓦解。
自此,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各國競相濫發貨幣,在此後的牙買加體系下,浮動匯率製取代固定匯率制,成爲國際貨幣秩序的新規則,全球各國進入了依靠匯率貶值刺激出口的時代。
1973年,美元危機引發了石油危機,西方國家的通脹率普遍飆升到兩位數,滯脹來襲,凱恩斯主義名譽掃地。
貨幣主義者趁機上位,鼓吹採用鐵腕手段調節貨幣供應。
然而正如奧地利學派指出,經濟蕭條的真正原因,恰恰是政府對貨幣供給的人爲擴張。沒有政府的濫發貨幣,就不會有泡沫,更不會有泡沫破裂時的經濟蕭條。
貨幣既不是生產要素,也不是消費品,增加或減少從來不會對生產力帶來變化,人爲地增加減少,不過是在經濟體中進行財富的掠奪,讓累積的資本一次一次地清零。
在各國控制貨幣的時代,各國完全放任匯率自由浮動,互相較量外匯儲備和經濟實力。貨幣不再是交易媒介,而成了各國博弈的籌碼。
爲了刺激出口,一些國家競相貶低本幣,打起了貨幣戰;爲了減輕債務負擔,一些國家又醉心於製造通脹,放任貨幣貶值。
種種行爲,無不以政府利益爲先,而將貨幣職能置於次要地位。
回顧貨幣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當貨幣成爲政治工具時,經濟就會陷入動盪;當政府凌駕於市場之上時,物價就會失去穩定。
通脹之所以頻頻發生,根源就在於人爲操縱貨幣供給,背離了市場規律。
只有還貨幣一個清靜,讓其迴歸交易媒介屬性,經濟繁榮纔有希望。這就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們孜孜以求的"誠實貨幣"理想。
誠如羅斯巴德所言,實現貨幣非政治化,當務之急有三:
一是取消政府對鑄幣發行的壟斷,實行自由競爭的貨幣制度;
二是恢復金銀複合本位制,讓不同幣種在市場上自由兌換,匯率也由供求決定;
三是嚴懲製假售假等破壞誠信的行爲,樹立貨幣發行的道德底線。
只有如此,個人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財富,市場才能最大限度地配置資源,國家也不致因貨幣失序而陷入混亂。
當然,要讓政府放棄手中的鑄幣特權,絕非易事。
重要的是,人們根本沒有認知到,政府印錢是一種偷竊行動。
他們堂而皇之地告訴你,這叫宏觀調控,而人們信了。這纔是問題的關鍵。這種公開的盜竊行動,纔可以持續上百年。
只有每一個普通人都能認知到這一點,才能終結這種盜竊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