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社會信任也東昇西降（葉家興）

美國總統拜登就任近10個月，《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ABC）發佈的民調顯示，拜登的滿意度降至41％新低，不滿意度更達到過半的53％。（路透）

知名顧問公司艾德曼（Edelman）上月公佈《2022年全球信任度晴雨表》，顯示中國民衆對政府信任度達到91%，較前一年增長9%，居全球首位。反之，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下滑3%，降到39%，在已開發國家中幾乎是倒數第一。

不僅是對公部門的信任度差距拉大，如果比較包括政府、企業、媒體、非營利機構的綜合社會信任指數，中美差距（83%比43%）也達到20年多以來的歷史最高位！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控制不當，加上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助長了數十年未見的通貨膨脹，西方各國的貧富差距急速擴大。在艾德曼公佈的調查中，也特別點名經濟不公對社會信任度的傷害。事實上，拜登總統以全美歷史上最高普選票當選，竟然在任期剛滿一年之際，民調支持度比未能連任的前總統川普在下臺前的最後民調還遜色！因此可以想見，在實體經濟未充分復甦的當下，瘋狂的通貨膨脹、損人不利己的貿易戰，以及狂飆的股市房市創造的財富懸殊，對拜登總統聲望形成超級惡劣的影響。

一些跨國實證的學術研究中，發現在「社會信任、技術創新、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向關係。何以信任度高的環境有利創新與繁榮？學者們在三種機制找到證據，包括鼓勵合作、容忍失敗，以及降低訊息不對稱使融資便捷的機制。簡言之，信任通過協作、寬容、融資等三途徑，帶來創新與繁榮。

信任作爲一種隱形的社會資本，除了實證數據的支持之外，也體現在從政經歷豐富的美國已故前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生前最後一篇發表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2020年12月，年屆百歲的舒茲在這篇「百年人生對信任的十大體認」（The 10 most important things I’ve learned about trust over my 100 years）文章中，直言從商者的金鑰是取信於人，而從政者的最大本錢則是取信於民。

有人或懷疑，在新冠全球大流行中，艾德曼的調查不免受疫情因素干擾。民調受疫情控制的近因影響太大，但疫情控制又有各國文化差異，甚至運氣的成分存在。因此中國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高，有集體主義的文化因素，及運氣等的偶發因素。

確實，在艾德曼長達20年的信任度晴雨表調查中，中國並非一直名列前茅。不過在疫情前，2019年哈佛大學公佈了從2003年到2016年，對中國各階層進行的長達13年的調查，得出中國人民對政府支持度達93.5%，跟艾德曼今年初公佈的調查結果也是高度吻合！

如果認爲信任度過於抽象，人人都有不同定義，因此國際調查未必有參考價值。我們不妨參考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的前資深合夥人沃克（Peter Walker）著作《大國競合》（Powerful, Different, Equal: Overcoming the Misconcep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他認爲，在人們對未來更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值方面，中國遠遠高於美國。信任度的上揚，反映「過上好日子」的自信心提高。而美國整體信任度的下滑，則意味愈來愈多人喪失了「美國夢」。也就是人們不再相信，自己可以過得比父母一代更好。

要提升整體社會信任度，克服美國普通百姓面臨的困境，顯然政策必須導向經濟平等。沃克認爲，美國應該把過多不具生產力的軍事預算，重新挹注到科技、教育和基礎設施領域。另外，也應恢復自由貿易，讓美國回到與中國良好相處，並實現雙方互利共贏的道路上。倘若不謀此道，持續經濟與科技脫鉤，將使美國公司丟掉進入中國龐大且不斷增長消費市場的機會。更遑論供給面的衝擊，可能加劇已經高達7%的通貨膨脹，讓基層美國人處境更加難堪。

信任是種抽象的心理狀態，絕對的數字或許不重要，然而彼此消長的趨勢卻不得不重視。信任資本東昇西降，很大程度是雙方戰略選擇的結果。放棄共產國際戰略擴張後的中國大陸，着重打造小康社會，並在成熟階段透過基礎設施合作的對外戰略，改善鄰近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美國着重軍事領域的戰略擴張，已經無法像過去帝國主義時代一樣，靠掠奪海外資源而獲取利益。因此，信任度晴雨表只是另一個佐證：美國夢的丟失，是驢象諸多政客們選擇錯誤國家發展戰略的結果！(作者爲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