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律師辦案 審檢搜索律所違憲（陳長文）

憲法法院「秘匿特權」判決不僅止於刑事，不限於律師，依法具「拒絕證言特權」之專業人士，於民事、刑事、行政等訴訟程序應一體適用！圖爲憲法法庭宣判。（本報報資料照片）

今年6月16日，憲法法庭以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判定，《刑事訴訟法》未將律師與被告、（潛在）犯罪嫌疑人間，基於憲法保障「秘密自由溝通權」（即本文所稱「律師-客戶秘匿特權」（attorney-client privilege））之行使而生之文件資料，排除於得搜索、扣押之外，不符憲法「工作權」及「訴訟權」之保障！本案大法官明確肯認律師基於「律師-客戶秘匿特權」而生之文件有拒絕扣押權，乃我國刑事訴訟法治重要里程碑！

本案大法官之用心值得讚許，但回首我國自解嚴後「法律產業」從「法制到法治」發展之怠慢可見，我們離建置「令人驕傲的法律產業」仍有不小距離！筆者愛深責切，對於「法治邁向良治」之路，有以下反思與讀者（特別是兩岸法律人）共勉：

一、解嚴逾30年，法務部、司法院刑事廳仍未能走出鳥籠窠臼，積極完善「律師-客戶秘匿特權」法制！

解嚴後民國84年的釋字第392號「羈押權迴歸法院」乃我國刑事司法現代化濫觴，當年法務部固守「檢察官」是廣義「司法官」立場，捍衛檢察官之羈押權而被大法官宣告違憲。10餘年後（民98年），釋字第654號才明白確立「律師接見交通權」，確保羈押中之被告與律師溝通之自由。但立法未能一鼓作氣，禁止「律師事務所搜索」以保障「律師-客戶秘匿特權」令人遺憾！

德國刑法大儒Claus Roxin曾言：「刑事訴訟法是憲法的測震儀」，亦即，一國刑事訴訟程序「保障人權」及「正當法律程序」等落實之程度，體現了該國法治文明之高低。筆者爲此加註，所有法治之革新都是「憲法的測震儀」！而「律師-客戶秘匿特權」一日不落實，便是憲法公平正義之不實踐！30多年來「法治蹉跎」可見一斑！

二、憲法法院「秘匿特權」判決不僅止於刑事，不限於律師，依法具「拒絕證言特權」之專業人士，於民事、刑事、行政等訴訟程序應一體適用！

本案重點在當事人訴訟權保障之落實，是以，既然我國民、刑及行政訴訟中均針對相關專業人士（例如：醫師、心理師等）爲拒絕證言權之規範。相關主關機關應參考判決意旨，一併考量工作權及訴訟權保障，確保相關「秘匿特權」之有效落實！司法固然受到權力分立、不告不理之拘束，但不妨礙行政、立法完善法治之努力！

三、建置「令人驕傲的法律產業」，審、檢、辯、學應強化「超國界法律」視野並以做爭氣法律人爲己任！

法務部於本案陳述意見提及，我國律師倫理規範不若美國嚴苛，因此律師是否得促進訴訟程序真實發現（諸如依法院之命，主動提出相關文件）容有疑問。實則此乃律師是否得以恪遵《律師法》中關於「律師應砥礪品德、維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之相關誡命問題，此部分有待律師公會以美國律師公會（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自詡律師界之「眼睛、耳朵和聲音」爲榜樣，滾動調整相關倫理規範及在職教育進修，強化「律師產業」素養！

最後，法律人對「超國界法律」、「外國法」、「多邊公約」等之認識攸關法治進步，否則認事用法會產生盲點，臺義改定親權憲法法庭案（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即爲着例。該判決「忽略」1980年《海牙誘拐子女公約》之「絕對法原則」（jus cogens），即非法扣留（誘拐）的暫時處分聲請案，應推定「立即返還兒童慣居地始符合其最佳利益」且「應儘速返還」，才符合公約「程序從速、返還從寬」之精神，令人遺憾！（詳參陳榮傳老師《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評析》）可見欲建立保障人權、促進法治正義實踐之「驕傲的法律產業」，非審、檢、辯、學均戮力而爲無以爲功！

（作者爲超國界法教授、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