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共同富裕 關鍵在法治與倫理（衣冠城）

河北一公益組織進行關愛保護農村留守兒童活動。（新華社資料照片）

幾年前大陸上映一檔商業連續劇《天道》，故事在敘述一位商業高人用「殺富濟貧」的手段幫助貧困農村脫貧的故事。但這決不是一部所謂的「主旋律」作品，而是深刻討論人性、文化甚至是商業的本質與倫理的好戲。

戲中對於主導中國社會的「弱勢文化」提出強烈的批判。所謂的「弱勢文化」是指對於強者的依賴甚至守株待兔的期待救世主的出現，而不去認清世界的本質，不願承擔追求成功所必須面對的風險與責任。

劇中男主角丁元英是一位原國際私募基金操盤人，後隱居偏鄉的商業奇才。他對於人性與商業活動有深刻的領悟，他勉強答應了扶貧的工作。出於對於人性與中國社會中弱勢文化的理解，他很清楚的預見了結局。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貪婪、無知、畏縮等性格的參與者，一一退出，只有堅持付出與認清現實的人得到最後的果實。男主角幾近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事實上就代表了人性與資本主義的規律。如果脫離了本質與規律，不能克服弱勢文化的牽絆，就算殺富也濟不了貧。

中共官方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都曾不止一次提及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促進共同富裕。但是到今年8月時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將第三次分配納入基礎性制度安排，進入政治議程，提升至新高度。對政治敏感且才經過整頓後的大企業紛紛捐輸表態，動輒千億，這才引起各界的矚目和討論。

所謂三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國家介入，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方式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則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資源捐贈而進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彌補前兩次分配後所留下的空白，第三次分配的資源是來自慈善捐贈，並透過公益慈善服務的形式來實踐。

企業家樂善好施，疏財仗義，這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並非罕見，也有其深刻的宗教與文化傳統。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就指出，基督教新教革命中「天職」的工作倫理與禁慾主義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人們努力工作賺錢目的不在於享受金錢帶來的物質滿足，而是榮耀彰顯上帝的能力。因此許多資本家即便富可敵國，許多仍生活簡樸，樂在工作。另外，啓蒙運動思想家將私有財產權視作「自然權利」之一，奠定資本主義財產製度的基礎。因此承認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合法取得生產的剩餘價值。

中國商人雖然沒有西歐和美國的新教倫理，而且長期受到壓制，但是明清時期，隨者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商人也逐漸發展出一套精神價值。才過世不久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就指出隨着商業發達，中國在15世紀出現「棄儒就賈」的現象，而許多士人也出自商賈之家。加上宋明理學的影響，「以天下爲己任」的儒家與「慈悲喜捨」的佛教就構成了中國商人的宗教倫理。

中共基於馬列主義信仰認爲資本家剝削工人，取走全部的生產剩餘價值，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敵視資本家，中國近代建立的商人倫理幾乎消滅殆盡。於是在改革開放後，雖然商業蓬勃興旺，但假冒僞劣的產品層出不窮，坑蒙拐騙的花樣推陳出新。諸如毒奶粉、地溝油等事件讓消費者付出慘痛代價，而苛扣工資、壓榨勞工也時有所聞。近年在政府嚴格執法下略有收斂，但是連基本誠信原則都做不到，訴諸道德從事公益似乎緣木求魚。

所以與其高談第三次分配，鼓勵慈善公益，不如完善法治，維持公平健全的市場機制。改良稅制，以公開公正的方式以有餘補不足，實現社會正義。最後，在理論與文化上，重建商業倫理與商人文化，承認商業因風險與創意的合理利潤，消除仇富反富、貪圖小利、畏懼風險的小農心理。達到以上目標再談三次分配纔有意義，否則就走入殺了富、貧不離的死衚衕。（作者爲退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