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與連結 安身與立命──爲文學在臺北找個家3-3

活動主視覺設計黃子欽。（文訊提供）

百人砌磚完成。（吳景騰攝／文訊提供）

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放上第一百塊磚。（吳景騰攝／文訊提供）

作家爲臺北文學館發聲，左起：馬翊航、顏訥、陳栢青、鴻鴻、陳雪、李敏勇、陳昌明、黃美娥、林水福、吳鈞堯。（吳景騰攝／文訊提供）

作家爲臺北文學館發聲，左起：須文蔚、許榮哲、黃建業、楊翠、朱宥勳、吳妮民、陳素芳、梅家玲、崔舜華、趙政岷。（吳景騰攝／文訊提供）

編按：各界期盼的「臺北文學館」在多方促成下，將從《文訊》「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現有規模出發，成立「臺北文學館籌備處」。《文訊》邀集百位文化人發聲，人間副刊特摘錄名家發言分三天刊登，期能共繪一個臺北文學藍圖。

一座擺放未來的文學館

臺北的前世今生淵遠流長，如今，這分記憶的安放處已經畫好藍圖，如同午場主持人陳栢青所言：「終於有個地方記得我們的臉，我們的名字將會在裡頭彼此相認。」陳栢青形容，作家的大腦是憑空造物的空中樓閣，但沒有一間真正的居所，而臺北文學館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讓所有人可以進去的地方。」人需要安身立命的地方，文學亦然。

那麼，我們該在何處安身呢？身爲文壇長青樹的詩人李敏勇拋出一個建議：將監察院等曾經是歷史古蹟的行政處當作文學館將來的地點，唯有去掉政治包袱，將首都圈內所有政治歷史的機構開放，才能翻轉首都的文化印象。身爲日本文學研究者與翻譯家的林水福也建議，可以將地點選在圓山花博公園，希望未來有一幅光景：父母親在假日，牽着孩子去參觀文學館。

至於館內的想像，林水福認爲文學館一定要有龐大的空間蒐集資料，並且注重手稿、畫作、水墨等蒐藏品的保養，讓後世有更好的資料可以查閱。除了硬體設備，身兼詩人、導演、策展人等多種文化身分的鴻鴻認爲，軟體也同樣重要。例如臺灣的國外駐村交流計劃幾乎沒有臺灣方的窗口或移交單位，希望臺北文學館能擁有國際對口，將優秀人才送出去深造，也帶優秀國際作家回來演講。

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建議，地點要在交通便捷的地方。文學館本身具有歷史教育的功能，唯有發掘過去，纔會有未來：「我們要更深化文學史，如同博物館導覽，博物館要有作家的捐獻室，而且場地一定要很大，大到讓人能夠擺放未來。」

傳遞首都溫度 人與人以空間交流

人與人有連結，也有距離。作家馬翊航認爲原住民族人在臺北進行各種行動都是被壓縮的，他希望「臺北」不只是都市，而是有家的親密與依附，儘管其中一定有遊離或抗衡。他以卑南族作家林志興的詩〈那一聲〉爲例，講述在都市中遇見同鄉的陌生與渴望，這正好也是臺北要面臨的「溫度問題」。

除了空間地址與交流，作家們對臺北的認同同樣重要，作家陳雪回憶道，當年小說家袁哲生去世時，作家們都失落不已，唯有藉由聚會，才能喚回熱情，甚至是碰撞出更多故事。作家需要安靜寫作的地方，歇息的地方。她想像中的臺北文學館是一座能接待貧困寫作者的空間，讓他們能駐館寫作、聚會交流；而曾任臺灣文學館副館長的陳昌明也坦言，臺北擁有龐大的資料，更要有作家生態調查與關懷的心態，不但幫助年輕人，也要探望生病的老作家，才能顯現首善之都的溫度。

曾擔任《幼獅文藝》主編的作家吳鈞堯，將一座文學館的落成比喻成雜誌的專題與專欄：前者是爲了蒐羅優秀作家且讓作家有一個集結與發表的園地，後者則是有社會影響力的發聲管道。臺北文學館就是這一橫一縱的表現，讓作家安放文字作品，也提供場地讓他們發表想法。

醫師作家吳妮民也希望臺北文學館是邁向國際的文學館，例如日本三浦綾子紀念文學館，觀覽小說中的場景散步路線，讓市民能夠參與人文自然的契機，提升藝術美感，也能規畫城市散步路線認識臺北的細節，「希望以後的臺北文學館是一座翻修的、美麗的老屋；千萬別忽視網美打卡的力量。」

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楊翠也以日本爲例，明治時期的作家石川啄木在北海道的釧路只待了76天，但在許多年後，附近卻有滿滿的詩碑與紀念空間，遊客甚至能在咖啡廳餐巾紙看到他的詩──文學空間不是單方面的展設，而是全方面的環繞。

技術與觀念：一場對未來的考古

「我們的心好像太小了一點──」師大國文系教授須文蔚直言，自己於2011年曾寫了一分關於臺北文學館營運的報告給市政府，認爲一個文學館的觀念不能只停留在陳列館，應結合博物館、圖書館與研究機構三方功能，並有典藏、教育推廣、國際交流、出版以及數位傳播。臺灣目前只在硬體設備下功夫，這點還需要我們一起努力。

作家顏訥也回憶道，十年前曾做過一個科技部計劃的助理，該計劃就是爲臺北文學館選址，除了比較國內外的文學館，也走遍臺北到處場勘，發現癥結點：臺北有許多獨立書店與空間可以承擔舉辦沙龍的責任，但都沒辦法像一個文學館一樣可以與里民接軌，承擔教育功能。

除了觀念，作家朱宥勳更舉出臺北文學館未來會遇到的尷尬，「不能自己對抗自己」，因爲臺北資源豐沛，許多文人都在此發跡，讓其他縣市的文學人有危機感，「希望臺北這座城市的文學館，不是臺北文壇的文學館，而是臺北這座城市的文學館。」朱宥勳補充道，臺北文學館要對抗的是「歷史的流失」，要從古老的臺北出發，回過頭看看沒有被注意到的作家作品，讓大衆讀者發現過往所不知道的老臺北。

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梅家玲也表示，在技術上呈現老臺北，除了文字，也可以結合AI技術，能夠讓白紙黑字上的人事物躍升於人們的眼球，好比余光中的廈門街，王文興的紀州庵，在臺北文學館中，人們藉由手指點觸AI地圖上的標示點，那曾經的文壇也會躍升至人們眼前，唯有這種發自內心的想探索感動，可以催動閱讀，也才能催生出更好的文學未來。

資料之必要：臺北的前世今生

陳素芳表示，臺北文學館成立之後，必定有豐富的資料捐贈涌入，除了擔心保養問題，最讓她擔心的，還是該如何讓作家與家屬放心，在捐贈資料的同時，讓他們相信這不是一座蚊子館呢？

臺大臺文所教授黃美娥也呼籲，未來的臺北文學館將來要更珍惜文物，要趕緊拜訪作家後代與尋找資料，因爲臺北的前世今生正在快速流逝，例如日治時期新竹的作家魏清德，資料與文物收藏豐富，過去只有國立歷史博物館收藏了部分資料，一部分捐予臺大與一些文學館，而剩下於民間的一部分遭到盜竊，目前下落不明，甚至是有許多作家的文物資料反而流落到中國，臺灣不能再讓寶貴的文物流逝。

須文蔚也感嘆道，每當作家逝世，都能聽聞藏書與文物到處流失，例如臺靜農逝世週年前，包括眼鏡和文房四寶全都送到了北京魯迅博物館典藏，其手稿、藏書、剪報、照片、名家書法字畫、使用過的物品實物等共11742件都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甚至包括張秀亞、林海音、洛夫的文獻資料與手稿，也都捐入中國現代文學館。這些在臺北發光發熱的作家，因爲臺北不重視文學資料典藏，都在大量流失。

楊翠教授更直言，文學史料的消失不是經費問題，依舊是觀念問題，楊翠舉例，自己以前做研究找資料時，曾目睹作家的家人將其手稿藏書的紙頁拿去包燒餅油條：「哪怕是搶救一分資料，建立一座詩碑，一塊路標，甚至建造一座文學館，只有民間力量是不夠的，去營造一個城市的文化是所有人的事。」

對未來抒情，就是種植想像

詩人崔舜華認爲臺北是一座充滿藝文的城市，有大量的文藝講座，一切空間都奪人眼球，原本遙不可及的文學彷彿只要進入臺北，馬上就能理解似的。但文學就如同靈感與寫作，人們自由選擇，自由去探討。崔舜華認爲，臺北的文學性永遠在那，這是精神的；而物質上的則是一座地標，那就是臺北文學館。

作家許榮哲開場以故事的方式爲臺北文學館種植想像：十年前的兩岸青年學生文藝營辦了一個活動，讓兩岸的寫作者們互相許願，也互相幫彼此完成願望。一位中國詩人許下願望：「我想在城市中植下記憶」而在文學營隊結束前，這位中國詩人的母親突然出現在臺北：他們因爲政治關係，已經好幾年沒見面。「這位詩人的記憶，就是在臺灣與他這一輩子都不知道何時能再見面的母親相遇。」許榮哲表示這位詩人後來所寫下了詩句：「詩歌所做的／是給他建一座新的羅馬」許榮哲揮動着手臂說：「所以，臺北文學館就是要給這些年輕的寫作者一座新的羅馬。」

知名影評人黃建業認爲，臺北文學館的建立就是聚攏一個記憶，例如編一部「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是用專業的文字記載了誰寫了什麼，誰創造了什麼──文學在影像被髮明之前，是最厲害的記憶之術，而現今依舊有這個能力。人們在舊有的資料中看見生命，就如同看見花的盛開而體悟人生──先蒐藏，再回憶。就像紀錄片都可以重新喚起人們的身體，不斷典藏，才能不斷思考，幫助我們「使用記憶」。

時報文化董事長趙政岷表示，自己六年前接了臺北國際書展基金會的董事長，希望臺北可以成爲閱讀之都──不只是賣書，而是閱讀嘉年華，不只在世貿一館版辦書展，而是讓整座城市都在閱讀，讓閱讀的生態系改變，就如同一座文學館的出現，一定也能改變些什麼，千萬不能讓文學從生活流失，否則臺北的歷史將會走味。（完整版請見《文訊》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