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距離：我們賴以生存的空間隱喻

乍看起來，我們用來描述景觀和建築的語言似乎與我們思考社會世界的方式大相徑庭。一座山脈與一個家庭相去甚遠，一座城市的設計與一位同事幾無相似之處。但若果真如此，我們又爲何要用空間和建築隱喻來描述我們的人際關係呢？

我們用“親密無間”形容相處融洽、值得信賴的朋友，無論與他們的物理距離有多遠，即便愛人遠在世界的另一端，卻可能讓你感覺“天涯若比鄰”。你可能有一個“核心朋友圈”，或感覺被“遺留”在別人的圈子之外。一個職位“更高”的同事可能看起來“在上面”，而職級“更低”的人可能“在下面”。甚至“設立界限”或“隔離某人”等表述，也包含着描述建築的意味。

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着一整套空間和建築的隱喻來解釋我們的社會世界，而且不僅限於對私人關係的描述。這些隱喻也是社會層面上社交思想的基礎。例如，我們把一些羣體描述爲“邊緣的”（被擠到一邊）或“受壓迫的”（被壓下去），社會本身也被認爲有一種“結構”，就好像它被像摩天大樓一樣組裝起來。

爲什麼社交關係在我們的心智中呈現爲明確的幾何關係？過去幾十年裡，有研究表明這些隱喻並不只是語言的個性化運用。相反，它們揭示了我們如何體驗社交生活的空間性本質。這通向一種激進的可能性：如果我們通過空間關係來理解友誼、熟人、同事、家庭和社會，那麼建築概念——有意圖的空間設計——是否可以成爲創造新的社會和政治思想隱喻的工具呢？

在過去的40年裡，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已經證明了這些空間隱喻確實不僅僅是隱喻而已。在上世紀80年代，哲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認知語言學家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展示了隱喻如何參照空間中的身體體驗，以構建我們思考和談論抽象社會觀念的方式：在英語中，愛有時被表達爲一段‘旅程’；真理是我們‘清晰看到’的東西。到21世紀中期，萊考夫和神經科學家維托裡奧·加萊塞（Vittorio Gallese）開始更大膽地斷言，隱喻中引用的身體狀態，例如‘愛是一段旅程’，涉及到模擬當初體驗這些狀態時所涉及的感覺和知覺網絡。這意味着，當我們以‘點亮房間’描述我們外向的朋友時，大腦中追蹤環境中亮度水平的同一部分（視覺皮層）在隱喻理解過程中重新激活，模擬了房間照亮的圖像，幫助我們理解某人所具有的抽象的“明亮”個性。加萊塞和萊考夫提出，“想象和行動”共享神經基質，換句話說，“思想運用身體的一般運作模式。”

物理空間中的具身體驗似乎提供了有用的概念結構，我們將其映射到我們的人際關係中。空間隱喻就是這個過程的結果。我們都有與空間中的物體互動的第一手經驗：伸手去抓桌子上的東西，移動以接住飛來的東西，或無法抓住超出我們可觸及範圍的東西。以這些切身的具身體驗爲參照，我們的大腦模擬出想象之中“社交空間”裡或近或遠的位置。但我們的空間體驗和社交世界之間的關係有多深？真的有一種神經基質將我們對山脈與家庭的經驗，或者城市與同事的體驗聯繫起來嗎？

本世紀初，認知科學家開始利用精心控制的實驗來繪製社會空間的心理幾何圖形。這些實驗探討了我們在想象中的社交世界中給予他人的“距離”——朋友是“親近的”，泛泛之交是“疏遠的”——是否會在我們與這些人的相處中體現出來。在一項研究中，參與者被要求畫出沿着一條呈S形路徑傳遞包裹的路線，路線經過三個人物。這三個人物是一個羣體的“朋友”，是另一個羣體的“陌生人”。“朋友”羣體的參與者畫出的路線與人物的距離明顯近於“陌生人”羣體參與者所畫路線的距離。研究人員推斷，這種效應是由於空間接近度和友誼之間的內隱關聯：距離與陌生人相關，親近與朋友相關。

在另一項研究中，相較於對墨西哥持有積極看法的美國人，對墨西哥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高估了美墨城市之間的距離。這項研究的作者推斷，物理世界中的距離可能受到參與者如何在想象的社交空間中定位墨西哥的影響。

我們用來描述社會關係的空間隱喻不僅僅是個性化的語言使用，而且反映了這些社會關係在我們的思維中是如何結構化的。當我們把某人描述爲“遙遠”或“觸不可及”時，即使他們在我們身邊，我們也是用這些空間術語來思考他們。

我們依賴對事物位置和如何與之交互的心理表徵遊走於世。這與對社會信息的概念表徵相似，瞭解人們的從屬關係和權力方面的位置對我們的社交至關重要，以導引我們的日常互動。對於認知神經科學家來說，這類運作現象是共通的，因爲我們主觀地體驗到了“映射”任務的相似性。這就是爲什麼，心理‘空間’中映射的社會內容與地理或建築中的映射一樣直觀。

然而，我們不僅僅是利用空間經驗來理解社會關係。這些效應也可以反過來產生作用。我們似乎會根據社會內容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以不同方式加工它。在一項研究中，參與者在屏幕上看到了一系列代表權力高低的詞彙，如“主人”和“僕人”。在不同的練習中，這些詞語的垂直位置發生改變，每個詞語都有機會出現在另一個詞語的上方和下方。研究發現，當“主人”等象徵着權力高位的名詞出現在上方時，參與者會更快地認出這些名詞，出現在下方時則不然。另一項研究將“朋友”和“敵人”這兩個詞語放置在三維圖形的不同位置，“朋友”這個詞被放置在較近位置時會更快地被認出，“敵人”一詞則是放在遠處更容易被認出。在這兩項研究中，研究人員推斷，當某些具有社會意義的詞語被放置在與參與者對這些社會概念的空間表徵一致的位置時，對這些詞語的認知會提高，從而使參與者更快地處理這些詞語。

基於這些強有力的空間認知和社會認知之間關係的證據，你可以假設加萊塞和萊考夫的預測是正確的：確實存在着這兩種思維類型共享的神經基質。認知神經科學家的研究似乎支持了這一預測。在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向被試展示桌上位於不同位置的物體的圖像，並追蹤被試的大腦活動。研究人員要求被試判斷每個圖像中的物體離另一個圖像中的物體“較近”還是“較遠”。研究人員在這些判斷過程中記錄了大腦活動，並訓練了一個機器學習算法來解碼和分類與近距離和遠距離判斷相關的數據。最終，該算法能夠通過分析被試的大腦活動可靠地確定被試是在進行近距離還是遠距離的判斷。

接下來，研究人員要求被試提供其社交圈中八個人的照片：四個與之關係密切的人，以及四個瞭解但不親密的人。研究人員在詢問被試每張照片中的人是否是“朋友”或“泛泛之交”時測量了被試的大腦活動。這一任務被稱爲“社交距離”判斷任務。

研究人員並未尋找兩項任務之間大腦活動的重疊部分，而是使用來自空間距離任務的訓練算法解碼社交距離任務的數據。空間算法能夠以超過偶然機率的準確率預測被試對社交距離任務的回答。換句話說，大腦中與空間距離判斷相關的區域（即顳下葉）可以被用作預測社交距離判斷的模板。這一發現支持了空間認知和社會認知存在共同皮質基礎的觀點。對身處地球另一端但你認爲與你親近的朋友的社交距離映射，以及你在閱讀這篇文章時對自己與屏幕的空間距離的表徵，使用的是同一個腦區。

那麼，要如何解釋這一發現呢？一些研究人員認爲，社會認知是空間認知的“擴展適應”。擴展適應是對原始適應性的二次利用。查爾斯·達爾文首次提出的最著名的擴展適應的例子是所有呼吸動物都有的肺。達爾文認爲，肺並非進化來吸取氧氣的器官，而是魚類的內部游泳囊的擴展應用。游泳囊是一種充氣器官，使魚類能夠在水下控制浮力。一些神經科學家認爲，在需要社會認知的情況下，空間認知的神經系統被“升級”成了社會認知的基礎。這使得社會信息能夠以有序的、維度化的方式被組織，在其中，個體可以被視爲與地形空間中的座標，可以對之加以推理，這類似於對空間信息的表徵。

相較於認爲兩個高度模塊化的大腦區域獨立發展的演化解釋，“擴展適應”更爲簡潔地揭示了這兩種不同但高度相關的大腦功能的發展。如果社會認知和空間認知確實像這個觀點所暗示的那樣在大腦中具有硬連線，那麼這將解釋我們通過感知人們在社交場合中的空間位置立即推斷出某人所處的社會地位的能力。這是一個引人深思的論點，但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驗證。

重要的是，這個論點並不聲稱社會認知可以還原爲空間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其他研究表明，我們對人的心理表徵是多模態的。包括情緒聯想、聲明性知識和情境記憶等內容。但至少，這個論點解釋了人類認知的基本方面（即有關他人的思考）最初是如何獲得的，相關體驗在日後的生活中仍不斷出現。這個觀點的更廣泛含義迫使我們更深入地考慮我們設計的空間如何反映我們與不同人羣（包括朋友、家人、社區和社會）之間的隱性空間關聯。此外，考慮到空間世界可以深刻改變我們的社會認知，建築學和其他形式的空間設計能否作爲構建新形式社會思想的概念工具？

事實上，這種構想已經實際發生了。1789年5月，法國社會的三個階層——神職人員、貴族和平民——聚集在凡爾賽討論徵收新稅和改革。這一事件標誌着法國轉向民主作爲主導政治治理體系的轉折，類似情形很快出現在歐洲其他地區。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不僅在於辯論中的思想，還在於這些思想在空間中的安排。

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開幕式。

engraving (1790) by Isidore Stanislas Helman

出席會議的是雅各賓黨成員，他們是反王黨人士，主張廢除君主制並實施自由主義政策。恰好他們坐在國王的左邊，而王黨成員，即主張保守君主制及其權力的政黨，則坐在國王的右邊。這種座位安排延續了下來，但不是使用任何一黨的名稱，而是使用空間隱喻——‘左’和‘右’——來區分這兩個團體。主張自由主義政策的雅各賓黨人坐在“左邊”；主張保守政策的王黨成員坐在“右邊”。

政治團體的空間化今天仍然存在，即便創始時的座位安排現在已經大部分被遺忘，甚至被拋棄——政黨不再自行坐在君主的兩側。“左-右”政治光譜的起源展示了社會團體在空間中的組織形式會影響對這些團體的心理表徵。這種心理表徵對隨後的政治思想的影響不可低估。如今，兩個多世紀後，沒有一個政黨、政治家，甚至政治觀念不是在左-右政治光譜的某個位置上。這個光譜的空間關係最初是任意安排的事實使這一事實更加引人注目。

如果任意的空間安排都能對政治思想的結構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更有意識地控制這些影響呢？建築學提供了多種可能的空間佈置。建築師爲不同人設計的空間可以是高的、寬敞的、開放的、狹窄的，有或沒有視野，其中每一項都包含着對社會思想的提議。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將獲得運動比賽勝利者的人置於最高的領獎臺上，爲什麼組織老闆們佔據的總是建築物頂層最大的辦公室；爲什麼家庭的領導者一般睡在“主臥”並在餐桌的正中央用餐。在這些案例中，權力通過處於上方、在中心、擁有更多空間或更好的視野來顯現。

建築常常被用作傳播關於社會關係和權力分配特定敘事的工具。像吉薩金字塔、北京故宮、雅典衛城或巴黎凱旋門這樣的紀念性建築通過操縱高度、距離、質量、體積和邊界來實現對權力等抽象概念的具象化。以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爲例。這座教堂建於16世紀和17世紀，打破了傳統的天主教堂建築標準，通過將大量空間獻給公衆，形成了聖彼得廣場，可以一次容納數十萬名信徒。聖彼得廣場並非是一個方形，而是設計成一個被四排室外柱廊環繞的橢圓形。用其建築師吉安·洛倫佐·貝爾尼尼的話說，廣場將遊客擁抱在“教堂母親般的懷抱”中。它必須這樣做。畢竟，聖彼得大教堂是在宗教改革期間建造的，這是羅馬天主教會權威受到了北歐新教改革者質疑的時期。作爲迴應，羅馬天主教會開始了自己的反宗教改革，其中包括消除其自身的裙帶關係和腐敗行爲，並將注意力轉向人民，包括通過梵蒂岡的建築傳達這些思想。聖彼得廣場的空間涉及傳達了天主教會的新理念——一個更加透明和開放的時代已經到來。

羅馬聖彼得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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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倒不是說若想改變集體的社會思想，一個人必須成爲建築師。建築或空間隱喻也能產生影響。倡導社會進步的人，無論他們是在對抗不平等、壓迫還是權利侵蝕，通常都會將自己的社會經驗基於空間隱喻，爲那些“邊緣化”、受到“壓迫”或“被壓制”的人辯護。因此，社會正義運動經常以空間中的佔領和自主性爲隱喻。

1929年，在英國婦女獲得選舉權一年後，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她的女性主義作品中以一個建築隱喻——《一間自己的房間》——爲標題，主張婦女的智力自主性。所謂的“房間”可在字面和隱喻上得到註解。在字面上，伍爾夫寫道“如果一個女人要寫小說，她必須有錢和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對於20世紀初的許多婦女來說，有一個寫作或學習的私人空間是一種奢侈。但標題的完整意義最好理解爲一個隱喻，表達了婦女不受干擾並自我驅動地追求知識的權利——這是伍爾夫在整篇文章中探討的一個觀點。

如今，女性主義者使用“玻璃天花板”的建築隱喻來表達男性看不到的障礙，這些障礙阻礙了女性在業界攀登。同樣，LGBTQ+社區的成員被鼓勵使用“出櫃”以使自己在社會上可見。更近期的例子是在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抗議活動中，呼喊“這是我們的街道！”來傳達少數族裔在公共空間感到安全的權利未得到滿足。像伍爾夫的標題一樣，這些表達可以在字面上解釋，但它們的完整效果是隱喻性的。作爲空間隱喻，它們有助於描述少數羣體如何體驗和努力克服社會障礙。如果沒有這些隱喻，例如，LGBTQ+社區成員從隱藏自己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中經歷的社會孤立感和約束感將很難表達。通過空間隱喻，非羣體成員可以理解生活在“櫃子裡”的社會孤立感和約束感。

甚至似乎會導向政治極端主義的左-右政治光譜，也可以用新穎的空間隱喻來重建。諸如“黨派的”、“極化的”或“極端主義者”之類的空間隱喻經常用來描述持有最強烈的政治觀點的人。這些空間隱喻通過參考沿着兩個方向延伸的水平線上的位置來生成意義。如果我們不是將政治觀點按照直線排布，而是按照馬蹄鐵呢？

“馬蹄鐵理論”最早由法國哲學家讓-皮埃爾·法耶在2002年提出，自1939年的莫洛托夫-裡賓特羅普條約（希特勒的納粹政府和斯大林的共產黨簽署的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以來，政治理論家們一直在討論這個理論。自那時以來，這一理論已經被用來解釋其他事情，其中包括2016年民主黨初選中投票給伯尼·桑德斯的12%的選民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投票給唐納德·特朗普，這可能是“左傾”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輸掉選舉的原因之一。另一個例子是，極左和極右的政客和評論員都提倡關於烏克蘭戰爭的反干預立場。但這並不是說極左和極右政治立場之間沒有重大的意識形態差異。與左-右光譜的簡單二元性一樣，政治理論家們認爲馬蹄鐵理論也過於簡化了意識形態的格局。然而，顯而易見的是，新穎的空間隱喻提供了替代性形式，否則政治思想將受到限制。

重新思考社會思想的形態可能看起來無限廣闊。但空間隱喻並不總是自由解放的。就像左-右光譜的剛性概念一樣，有時它們會對社會思想施加限制。我們社會和政治機構中授予權威人物的頭銜，如“校長”、“殿下”或“最高法院”，通常涉及到有關高度和體量的空間條件。甚至“總統”這個頭銜也可以被分解爲一個空間隱喻：來自拉丁語的praesident（“坐在前面”）。

The Coronation of Emperor Nicholas II and Empress Alexandra Feodorovna (1898)

Laurits Tuxen

因此，重要的是要傾聽可能限制我們人際關係和政治話語的空間和建築隱喻。這些隱喻可能暗示着社會羣體之間日益加劇的心理分裂。考慮一下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中的言論，以及他對在美國南部邊境造牆的修辭。儘管特朗普總統任內確實修建了一些新的邊境圍欄，但前美國總統提出修建一道堅不可摧的牆的建議最好理解爲一種隱喻，表明了對外交政策和移民政策走向孤立主義的廣泛轉變。

同樣，對許多人來說，中國的長城標誌着中國南部與北部遊牧民族之間的明顯區別。即使這堵字面上的牆實際上一直都是許多較小牆的集合——多孔的物理現實，與隱喻的龐大並不符。在德國，公民仍然會高估鐵幕兩側的城市之間的距離，對統一持消極態度的公民的高估程度更高。這表明隱喻性障礙在其物理指涉物被拆除後仍然屹立不倒。

幾千年來，建築師們設計的建築空間形式遠遠超出了居住者的功能需求。相反，他們經常試圖創造出被視爲社會權力隱喻的結構。同樣，作家、活動家和政治家們依靠空間和建築隱喻來傳達他們的社會經驗和願望。最近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表明，這兩種效應都有神經生物學基礎。

這一機制揭示了社會經驗的現象學及其主觀性，但它也應該促使我們仔細考慮我們在空間中的行動和位置所表達的社會能動性和地位。同樣，它也可能引導我們瞭解，城市中爲人們建造的建築如何反映了隱性地賦予他們的空間距離。

社會空間思想不僅包含着洞見，其中也存在着激進的可能性。通過這種機制，我們可以成爲我們集體經驗的建築師，爲社會生活構建新的隱喻，並塑造我們心中他人的幾何形態。

作者：David Borkenhagen

譯者：木姜子

審校：Muchun

編輯：EON

封面：DALL·E

原文：https://aeon.co/essays/why-do-other-people-form-imaginary-shapes-in-our-m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