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人“走西口”，到底是去哪了？

作者|饃大師 出品|夾饃星球

2023年9月份，陝西榆林市和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聯合下發了一則通知，決定建立鄂榆兩地交通互聯互通補網強網工作推進機制。

11月5日，延榆高鐵開工建設，同時北端也預留了榆鄂高鐵接軌條件，未來將構成呼包鄂榆城市羣城際鐵路骨架。

一切都在表明，榆林與內蒙古西部地區正在加強聯繫，協同發展。

從地理上看，兩地相連，脣齒相接，還都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從歷史上看，鄂爾多斯、包頭等內蒙古城市的歷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其漢族居民中，很多人的祖籍就是榆林。

這就牽扯到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走西口。它與闖關東、下南洋並列爲三大人口遷徙現象。

從中還誕生了同名歌曲《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頭……”經諸多歌手演繹，已成爲民歌經典，進一步塑造了走西口的移民文化印記。

那麼，到底什麼是走西口？它經過了怎樣的變遷過程？對今天的社會有什麼影響？

關於“走西口”一詞，“走”好理解，但“西口”指的是什麼，學界有不同的觀點。

一種是特指山西省右玉縣西北部的“殺虎口”，它位於山西和內蒙古交界處，是長城的重要關隘。明朝時，軍隊多從此口出發，抵禦蒙古南侵，所以原名叫“殺胡口”。

明清時期，大同是北邊最大城市，以它爲座標，東邊有重要關隘張家口，叫“東口”，相應地，西邊的殺虎口，就叫“西口”。

山西人去塞外謀生，要從殺虎口通過，所以叫“走西口”。

△今天的殺虎口

另一種是指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舊城），距離殺虎口約70公里，是原蒙古土默特部的居住地。山西人出塞外，多是到歸化城去求生活，走西口也叫“去歸化”。

清朝嘉慶年間編修的《烏里雅蘇臺志略》提到：“南至綏遠城（即歸化城），俗曰西口……東南至張家口，俗曰東口……”

民國時期出版的《西北叢編》一書裡面也有記述：“土人稱張家口曰東口，稱歸化城曰西口，西口居張家口、包頭之間，向爲貨物運轉之中樞。”

這兩種意思都是以山西來定義的，他們也的確是“走西口”的主力軍，但去往塞北謀生的人，不只是山西人，還包括河北、陝西等省長城沿線的人。

陝北人出塞外，沒必要跑到四五百公里外的殺虎口出關，就近從榆林沿線的長城關口過去，不更香嘛。他們的目的地，主要也不是歸化城，而是更近的鄂爾多斯和北邊的包頭。

△走西口重要地點位置對比

即便是山西，比如忻州市河曲縣人，他們去殺虎口也遠，更方便的路線是向西渡過黃河，再經過榆林，北上進入鄂爾多斯。

所以，“走西口”的確切定義應該是：長城以內山西、陝西等地的人，通過沿線長城關口，去往內蒙古西部地區謀生的人口遷徙行爲。

“走西口”這一說法具體出現於清朝，但行爲從明朝就開始了。

明朝建立之初，爲防禦蒙古南下，修繕加固長城，在沿線設置軍鎮，最著名的有九個，被稱爲“九邊”。

位於陝北的延綏鎮，就是九邊之一，總兵府設在綏德（今榆林綏德縣），後移治榆林衛（今榆林市區）。

△明朝長城九鎮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九邊重鎮大同在白蓮教的策劃下，發動了兵變。失敗後，這些士卒、教徒向北逃亡，到歸化城（當時叫土默川）投奔俺答汗。

這是早期的“走西口”行爲，是被迫之下的遷徙。據統計，在那幾十年間，遷往土默特的漢人大概有5萬多人，他們在當地想生存，勢必會從事熟悉的農業，墾荒種地。

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在內閣大臣張居正、高拱的籌劃下，明朝與土默特部俺答汗達成和平協議，對其封王，並通貢互市，史稱“隆慶和議”。

之後，在長城沿邊11個地方開設了茶馬互市，這些市集的出入處叫“市口”。大量商人來往販賣茶葉、食鹽、布匹等貨物，也是一種“走西口”行爲。

萬曆三十五年（1607），延綏鎮巡撫劉敏寬在榆林城北4公里處的紅山頂上，修建了一個觀察哨所，以監控明長城線上的貢市情況，名叫“鎮北臺”。

所以，鎮北臺可謂“隆慶和議”歷史的見證，今天是榆林市的重要旅遊景點。

△榆林鎮北臺

陝北地處黃土高原，溝壑縱橫，乾旱少雨，自然條件艱苦，糧食產量少。爲了謀生存，提高生活質量，但凡有機會，老百姓就會去尋找更好的地方耕種。

而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區（黃河“幾”字形拐彎處，包括今鄂爾多斯地區）就是目的地之一。

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在《旅程日記》中記述：“俺答議和，河套世爲百姓耕種，世宗命總兵移鎮榆林，邊外盡入蒙古矣。百姓春種秋回，謂之雁行。”

他們春天離家，去河套地區租地耕種，秋天收成了回來，像大雁一樣，又稱“雁行人”。

明朝末年，陝北農民起義，失敗後，一部分士卒也逃亡到塞外，增加了西口地區的漢人數量。

這些由於各種原因，從長城口裡到長城口外的遷徙行爲，是“走西口”的前奏。

大規模的“走西口”行爲，是清朝康熙年間的事。

清朝初年，爲統轄蒙古，禁止蒙漢交流，劃設了“界地”——“於各縣邊牆口外直北禁留地五十里作爲蒙漢邊界。”

也就是從各縣（堡）城牆向北50裡區域，空出來，既不許漢人耕種，也不許蒙古人放牧，形成一條隔離帶。

同時，清朝也在蒙古實行“盟旗制度”，以防止單一的蒙古部落形成統一力量。順治六年（1649），在鄂爾多斯草原置伊克昭盟，即今天的鄂爾多斯市。

△伊克昭盟與榆林府相接

康熙三十六年（1697），伊克昭盟請求朝廷允許出租土地給漢民、開闢漢蒙交易，以增加收入。此時，經過三徵葛爾丹後，清朝對蒙古的征伐已取得壓倒性優勢，便准許了奏請。

之後，陝北府谷、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6縣的百姓，紛至沓來，在原來作爲隔離區的“界地”裡進行墾種，掀起一個走西口的高潮。

因此，有學者把1697年作爲“走西口”的元年。

1923年京華書局出版的《調查河套報告書》中寫道：“自康熙末年，山陝北部貧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墾種。”

一開始只允許界地內20—30裡土地可供漢人耕種，防止侵佔蒙古草場。到了雍正十年（1732），由於鄂爾多斯遭遇荒災，准許漢民越界耕種，“走西口”的規模進一步擴大。

耕種過的土地，地色變白，禿了，被稱之爲“白界地”。相應的，未耕種的界地，就叫“黑界地”。

△清朝種地的漢子

甘肅作家馬步生在《走西口》中就描述了第一個種黑界地的農民：“那一年春天，漢子沒有遠走他鄉，他趕着自家的一頭牛，扛着犁，走出殺虎口，在黑界地裡種起莊稼來。”

大批陝西、山西移民到蒙古謀生，使得單一的遊牧民族地區，變成了農牧混雜地區。因伊克昭盟南部與陝北相連，這裡的漢人，祖先多來自陝北。

隨着蒙漢關係的改善，明朝時作爲駐軍之地的鎮、衛、堡等軍事機構，也開始變成行政機構。

雍正九年（1731），合併雙山、常樂、榆林、保寧、歸德五堡，置榆林縣，爲榆林府治所。

合併懷遠、波羅、響水、威武、清平五堡，置懷遠縣（今榆林橫山區）。

合併靖邊、寧塞、鎮羅、鎮靖、龍州五堡，設靖邊縣。

合併鹽場、磚井、安邊、定邊、柳樹澗五堡，設定邊縣。

這些縣都屬於榆林府，也奠定了今天榆林市行政區劃的基礎。

△清朝的榆林府（乾隆年間，定邊、靖邊改屬延安府）

此時也正值“康乾盛世”時期，天下安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政策的實施，更使人口繁衍速度加快。到了乾隆末年，中國人口突破3億。

人多了要吃飯，全國的平原、河谷等適合種地的地方，已開墾殆盡，人口與土地的矛盾激增。乾隆十八年，人均耕地面積4畝，乾隆四十九年，降至2.6畝。

爲了謀生，北方地區大量的人口向地廣人稀的塞外遷移，去開墾那裡的土地，促生了移民潮。

整個河套地區，在此過程中，紛紛變成農田。尤其是位於陰山和黃河之間的衝擊平原，叫“後套地區”（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也被極大開發。

△河套地區包括西套、後套、前套

乾隆年間，爲防範沙俄東進，在外蒙古設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兩城，駐防重兵，而軍需需要歸化城供給。從歸化到烏、科兩城，要經過後套地區，商旅往來，帶動了當地的發展。

到了嘉慶年間，陝西府谷縣商人甄玉、魏羊，在後套開設了永盛興、錦永和兩個商號。他們僱人在河套地區開挖了最早的人工乾渠——纏金渠。

河套地區水澆地的糧食畝產量，比口裡那些山田的畝產量增加了10倍之多。商人就在此設點，收購糧食，再販賣到外蒙古。

據《榆林府志》記載，道光十九年（1839），在長城邊外的村莊，神木有587個，府谷有441個，懷遠（今橫山區）有479個，共計1507個。

而這三縣原來在邊內的村莊，總共才1926個。新開墾的村莊，佔比44%。

正是在清朝的大疆域和和平環境中，漢族百姓的遷徙潮，讓許多偏僻之地被開發，也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

“走西口”的第二個高潮是光緒年間到民國25年之間。

清朝光緒三年（1877）至四年（1878），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等地，發生了一場罕見的旱災饑荒，因1877年爲丁丑年，1878年爲戊寅年，史稱“丁戊奇荒”。

當時山西大面積種植鴉片，導致糧食耕地減少，一旦遇到旱災，自然加重了糧食短缺。所以，任何大的災禍，都是天災和人禍交疊的後果。

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稱之爲“二百餘年未有之災”。朝廷欽差閻敬銘巡查災區，寫道：“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何止千人，目睹慘狀，夙夜憂惶，寢不成眠，食不甘味者，已累日矣。”

慈禧太后也急得不行，決定每日用膳費用減少一半，後來又下令宮內停止葷菜，只用素菜，等到下雨後，再恢復葷菜。

丁戊奇荒，約計1000餘萬人餓死，2000餘萬災民逃荒到外地，其中一部分人到災情較輕的西口地區謀生，再次掀起“走西口”移民高潮。

△逃荒圖

蒙古很多未開墾的牧場，租給災民，變成農場，以察哈爾右翼爲例，災後新墾土地近萬頃。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賠款”之後，清政府爲增加財政收入，決定進一步移民實邊、開放蒙荒，並任命兵部侍郎貽谷爲墾務大臣，所以又叫“貽谷放墾”。

清初建立的禁止漢人進入內蒙古地區和禁止墾種蒙荒草原的政策，徹底被打破。

所以，還是那句話，“窮則思變”。

隨着“走西口”的推進，大量漢人移居蒙地，也徹底改變了當地的生態和人文環境。

到了民國三年（1914），北洋政府設置了綏遠特別區，包括清朝歸綏道（歸化和綏遠）的12個縣，以及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等地，也就是內蒙古西部地區。1928年，改稱綏遠省。

可以說，綏遠省完全是“走西口”這一人口遷徙行爲促成的一個行政區域。

△民國時期綏遠省位置和區域

早期“走西口”的人，是被生存所迫，離家求生，春去秋回，和今天的“打工人”一樣。同時，朝廷也限制蒙漢接觸，不允許種地的漢子帶妻子定居，夫妻只能長時分離。

出門在外的人，最需要精神慰藉。在西口地區，便誕生了“二人臺”這一藝術形式，在蒙族民歌的基礎上，吸收了漢族社火的舞蹈，多由一醜一旦二人演唱，載歌載舞。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走西口》這齣戲和民歌，講述新婚妻子玉蓮送別要走西口的丈夫太春，反覆叮嚀，依依不捨，情意綿綿。

唱詞“二姑舅捎來信，西口外好謀生”，點名西口是打工的好去處。“哥哥往前行，拐個彎彎看不清，上房我瞭一瞭，再瞭瞭心上人。”親人的掛念，聽者無不動容。

對於走西口者來說，這齣戲頗能感同身受，傳播甚廣，以至於成爲二人臺的代名詞。

△八十年代的《走西口》磁帶

有些走西口者離家之後，沒有明確的目的地，流浪到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落腳，甚至死了也無人知，成爲孤魂野鬼，被叫做“刮野鬼者”。

有民歌唱道：“十月裡狐子冰灘上臥，提起你走口外我心難過，人家回來你不回，你在那口外刮野鬼……”唱的是一個妻子對走西口的丈夫的掛念，別人都回來了，他卻沒回。

由此可見走西口的艱難和辛酸。

隨着蒙地被開發，人口聚集，當地也慢慢變成了和故土一樣的村落，很多人也在口外定居下來，成爲常住民。

光緒十年（1884），任陝西巡撫的張之洞，發現“走西口”現象，流民來去，治理混亂，遂提出在西口外搞“編戶立籍”。

也就是說，給口外生活的人頒發戶口，這樣一來，他們不再把口外只當作工作的地方，而是作爲家鄉來長期投入和建設。西口人的原籍觀念，開始淡化。

△今天的河套平原盛景

據統計，光緒二十五年（1899），榆林靖邊縣邊外居住民1349戶，人口8372人，佔到靖邊縣總戶數和總人口的59%和58%以上。

還有一批手工匠人，也是走西口的一部分力量。蒙古王公貴族爲了興修王公府第、寺廟等大型建築，會從內地招募石匠、木匠、工匠等，相當於技術人才引進。

到了清朝末年，新學興起，但西口地區十分缺少知識人才，所以很多內地人，開始到西口地區從事教育。

《西北叢編》講道，後套地區天主教堂附設的小學，聘任的是陝西府谷人擔任教師。鄂爾多斯的達拉特旗，則有神木縣人李如堂坐館教學。

走西口從早期的物質層面，上升到精神交流層面，這已屬於正常的社會交往了。

建國之後，走西口的行爲依然有發生，只是規模減少。

初期的土改運動，把地主的土地和財產分給貧農，農民有了地種之後，走西口的動力減少。但有些地主爲了逃脫鬥爭，會跑到偏遠的口外地區躲起來。

事實上，儘管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但陝北的土地本身貧瘠，在農業生產技術沒有提高的情況下，糧食產出依然有限，吃不飽肚子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遇到災年，還是有百姓走西口。那時候戶口管理還不嚴，去往塞北的途徑比較多，也能得到之前在口外定居的親朋的照顧。

到了1958年，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戶口登記條例》公佈施行，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爲“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並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

△宣傳戶口登記制度的圖冊

內蒙古當地政府也對外遷人口的來源進行調查覈實，之前躲到這裡的地主、富農，還是被劃定了出身成分。

在此之後，受政策限制，走西口行爲在名義上停息了。很多偷偷走西口的人，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可能被遣返。

這種狀況持續了20年。改革開放之後，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減輕，口裡與口外的交流恢復。

尤其是1984年的“一號文件”，強調農村工作的重點是“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提高生產水平，疏通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流通”一詞很關鍵。

同年，國務院發佈《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集鎮落戶，城鄉二元戶籍政策開始變化。

之後，陝北又掀起一股走西口潮流。不過這一次不是去墾荒種地，而是做長途販運生意。把榆林本地的粉條、小米等土特產販賣到口外，又把口外的牛羊肉、皮襖販賣到口裡。

△八九十年代的榆林

1987年3月16日的《陝西日報》報道：榆林縣鎮川鎮現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農戶從事販運和服裝加工，產品大部分走了“西口”，該鎮農民年加工服裝二百多萬件，產值達一千多萬元。

不過，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沿海地區進入高速發展期，是全國人口流動的主要目的地。陝北人想出外打工賺錢，最好的地方不再是塞外，而是東部發達地區。

新世紀後，隨着能源經濟的崛起，榆林脫掉了貧窮艱辛的命運，成爲西北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2022年，榆林市GDP6543.65億元，並登上“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寶座。

榆林與口外幾個大城市，在歷史上頗有淵源，現在的聯繫也更緊密。

2018年，《呼包鄂榆城市羣發展規劃》出臺，決定發揮各城市優勢，促進區域內部協同發展。

△呼包鄂榆城市羣

在此背景下，榆林被列爲國家現代煤化工示範區，陝西省還專門出臺支持榆林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榆林在中省發展版圖中的地位全方位提升，正全面打造陝西向北向西開放門戶。

回想過去，一代代“走西口”的榆林人民，要突破政策的限制，經歷長途的跋涉，忍受勞累、孤獨和危險，只爲給家裡人掙一口飯吃。

而今，這種被迫的遷徙已經成爲往事，正常的旅遊、商務、交流往來，成爲主題。尤其是在城市羣協同發展之下，早先移民去口外的榆林人，和現在榆林人，彷彿又擁有了共同的家鄉。

歷史兜兜轉轉，唯有好的政策、安定的環境、穩步的發展，才能讓老百姓真正獲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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