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恐怖片的核心
作者:Michael Atkinson
校對:覃天
來源:Criterion
(2024年10月29日)
與其他任何類型相比,恐怖片都更像是文化焦慮的表徵——彷彿你可以從人物的皮膚上看出這種紊亂,就像蕁麻疹一樣。在日本這個總是充滿了對社會壓力的狂野表達的國家,這種現象產生了兩個主要的浪潮: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浪潮衝擊,以及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日式恐怖片來襲。雖然這些階段反映了不同的社會變革,但從宏觀上一起看來,它們就像一個縈繞不散的幽魂。
新浪潮恐怖片主要以日本封建社會初期到江戶時代的廣闊歷史爲背景。在美國,「舊西部」只適用於西部片,但在日本,中世紀一直是任何類型或模式的成熟時期。這兩個時代都處於鉅變之中,它們代表了從半開化的無政府狀態到現代性的演變(儘管舊西部有着巨大的神話色彩,但從1803年路易斯安那購地開始,舊西部時期只延續了85年,而日本則有超過幾百年的時間可以作爲拍攝背景)。
歷史始終是民間故事,包括「怪談」(鬼故事)的發源地,而這正是新浪潮挖掘的寶藏;繼溝口健二的《雨月物語》(1953)展現了氤氳繚繞的鬼魅氣息之後,最著名的怪談改編作品包括新藤兼人的《鬼婆》(1964)、《黑貓》(1968)和《鐵輪》(1972);中川信夫的《怪談連篇》(1957)、《鬼貓凶宅》(1958)和《東海道四谷怪談》(1959);小林正樹的《怪談》(1964),以及安田公義和黒田義之的《妖怪三部曲》(1968-69)。就像由漢默電影公司引領的英國哥特式恐怖片的幾乎同時期的創作高潮一樣,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電影沉浸在鬼魂不散的非現代過去,既給人野性和原始的感覺,又似乎遙遠得沒有威脅。
《雨月物語》
但至少在新藤兼人看來,過去的一切都充滿了威脅,他的標誌性恐怖片充滿了新浪潮式的憤怒和憤世嫉俗。《鬼婆》是新浪潮中出現的最可怕的作品之一,在戰後的全國性運動中,新浪潮以其坦率的社會批判以及對摺磨、性侵犯和墮落的迷戀而獨樹一幟。這個要追溯到封建時代的故事,源於15世紀僧人蓮如的一則佛教民間傳說,情節殘酷無情:一個老婦和她的兒媳(兒子/丈夫被劫持,再也沒有回來)在一大片野草叢生的平原上過着野人般的生活,她們通過跟蹤和殺害路過的士兵來養活自己,把他們的盔甲和刀劍賣給當地的商人,然後把屍體扔進一口隱蔽的井裡。
當第三個叢林掠奪者——一個和兩位女人一樣精明的逃亡士兵——闖入這個不穩定的關係網時,一切都亂套了,邊疆生存的清晰度被汗水、性的非理性——在這個蛇窩裡幾乎是一種正常的人類衝動——以及從一個被謀殺的武士毀容的臉上摘下的被詛咒的般若面具所摻雜。當士兵走出商人的巢穴,與另一對曬得黝黑、活力四射、手裡拿着掠奪來的武士戰利品的婆媳搭檔擦肩而過時,你不禁會問,新藤的悲觀怎麼會如此冷血。
《鬼婆》
無論是哪個國度拍攝的電影,都很少有一部能揭露出這樣的毒性,即在強權即公理的父權制社會和既隱喻又邪惡的食人神秘景象中,被拋棄的女性變成了野獸。影片中完全是道德真空,對家庭和愛情的任何關懷早已煙消雲散,只有叢林法則。鑑於溝口和小津始終堅持新生的女權主義,對日本女性苦難的敘事着迷並不罕見,但新藤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職業生涯中,對日本崇尚陽剛氣概的社會中的性別虐待尤爲憤慨。
在其他導演的作品中,可能沒有這麼多殘酷的性對抗或性侵犯,而《黑貓》則是另一部從受折磨的女性視角描繪封建荒野的作品。在與《我唾棄你的墳墓》(1978)頗有些相似的一個場景中,封建時代的一對被輪姦婆媳化身爲貓一般的吸血鬼,引誘並消滅了路過的一隊隊浪蕩武士,直到一名年輕的武士受大將軍之命去消滅在羅生門徘徊並喝下大量人血的怪物或怪人。令他懊惱不已的是,他最終意識到這兩個來勢洶洶的神秘生物正是自己的母親和妻子。與《鬼婆》中的平原一樣,這部電影裡的竹林也被拍得如夢似幻,到處都是夜影和發光的霧氣,即使我們身處鬼魂虛幻的房子裡,有時通過巧妙的雙重曝光,房子似乎也會在黑暗的森林中自行滑行。然而,狂熱的類型特質很難讓我們從最後的母子對決、肢體搏鬥的悲劇性政治意圖中走出來,這是一場自以爲是的父權強權與無數憤怒、受虐的女性之間的對峙。
《黑貓》
這就是當時的社會境況。到了80年代,現代性本身開始變得令人不安。日本恐怖片的焦慮關注和表現政治隨着轉向「日式恐怖片」而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日本電影人曾進行過大量與恐怖相近的朋克實驗,如大林宣彥於1977年拍攝的《鬼怪屋》和冢本晉也於1989年拍攝的《鐵男1:金屬獸》)。歷史時機已經成熟,不確定性佔據上風:1989年既是裕仁天皇看似無限統治的終結之年,也是日本巨大經濟泡沫破滅之時,90年代的日本陷入了通貨緊縮的漩渦。電影人開始拋棄傳說中的過去,轉而關注二十世紀末的焦慮,其中最突出和最有預見性的是數字技術的幽靈。
自60年代以來,日本一直在科技領域佔據世界主導地位,他們最先看到這種新奇的現代性正在向我們襲來,而在電影領域,改變遊戲規則的當然是中田秀夫的《午夜兇鈴》(1998),這是一部簡單而潛藏暗流的低俗電影,以一個空洞的都市傳說爲前提——一盤鬧鬼的錄像帶,人們一旦打開觀看,就會受到詛咒在七天內猝死。正是這種犯忌諱的視頻蒙太奇讓我們寢食難安:這大概正是你曾經所想象的死人凝固的憤怒,如果從以太中攫取並以數字信號的形式呈現出來,這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影像是在沒有攝影機的情況下產生的,支離破碎,殘留着難以名狀的惡意。畫面甚至還沒有切到樹林中的那口井,最終有什麼東西從井裡爬了出來。在敘事上,影片的整個重點就是你不應該看到它,而中田卻讓我們看到了它——一舉加劇了恐怖電影在最危險的時候所造成的心理情感創傷。(至於這些影像是如何出現在錄像帶上的,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解的問題——當然,日本人對將思想印刻在攝影材料上的這一現象也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念寫」[nensha])。這部電影與大衛·柯南伯格的《錄影帶謀殺案》(1983)一樣,是一部讓人在午夜時驚恐萬分、對屏幕充滿恐懼的電影,就像那盤被詛咒的錄像帶一樣,是羅夏測驗的墨跡,但每一次解讀都可以追溯到我們自身的良知——我們是如何感知現實的——與技術入侵現實的方式之間存在着不可知的、甚至奇怪的超自然空隙,而技術似乎又在我們的理解之外發揮着作用。像幽靈一樣。
《午夜兇鈴》
《午夜兇鈴》引發了續集、衍生作品和翻拍,但中田緊隨其後推出了《鬼水怪談》(2002),該片擊中了另一個不同的當代駭人主題:在一個真實的鬼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氣候變化的多米諾骨牌,尤其是,你的家和家人被無情的雨水、漏水、洪水和黴菌摧毀的感覺。影片將一場噩夢般的失控監護權爭奪戰,與每個房主對家庭世界被水淹沒的恐懼,結合在一起——惱人的、不斷轉移的天花板污漬就像幽靈一樣,是過去漏洞的殘留物,具有威脅性且無法根除——影片將令人不安的洪水作爲來世不平靜的有效隱喻。只需微微一暗示,你就會想到我們正在加速的氣候破壞是對流層對污染者的報復。
在日式恐怖片時代,超自然幽靈無法追蹤的傳染性與病毒式傳播的不可思議的技術條件之間存在着相似之處,黑澤清首先在《X聖治》(1997)中用汗溼的雙手抓住了這一點。一連串毫無關聯的神秘謀殺案及其毫無動機、莫名其妙的兇手令一名警探(役所廣司飾)苦惱不已,他精神分裂的妻子只是他無法理解的現代生活瘋狂的一個象徵。最終,這幾起兇殺案隱約與一個健忘到令人抓狂的無名男子(萩原聖人飾)有關,而這個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某種處於催眠狀態的精神病患者。但是,這些謀殺案之間的聯繫及其對應的責任所屬卻始終不爲人所知,各種暗示相互關聯,通過不可知的渠道不停盤旋纏繞。
《X聖治》
黑澤清從不喜歡通過解釋來粉碎令人困惑的謎團,他後來拍攝了一部可能是互聯網時代來臨之際新卡夫卡式焦慮的終極之作:2001年的《迴路》,該片更新了《午夜兇鈴》在錄像帶時代的屏幕恐懼,探究了網絡本身是一種無法插入的接入點——無論是物理意義上的還是虛擬意義上的——通往死亡領域的概念。或者是更黑暗的東西:在黑澤清及其令人不安的講述中,有着許多接口的新型電腦是各種純粹自殺式恐怖的鬧鬼窗口,它們控制着自己。這也許是一種「盧德分子」所持有的理念,但我們坐在椅子上都能感受到,我們的屏幕與一個虛擬的陰影地帶緊緊相連,而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決定有更大的影響力6otw.priority-lounge.com和控制權。與《午夜兇鈴》一樣,《迴路》也暗示了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形而上學:這兩部影片都圍繞着一個未知的、電子式的惡意領域在按自己的計劃行事而展開。畢竟,虛擬世界幾乎就是一個星界,對黑澤清(他還將自己的劇本改編成了小說)來說,這是一個滲入我們世界的地獄般的另一個世界。最終,虛擬吞噬了我們。還有什麼比這更現代的嗎?如果卡夫卡和貝克特都能看到如今的互聯網生活,他們或許能完全理解這種去人性化的技術迷失。
清水崇導演的《咒怨》(2002)和《咒怨2》(2003)在某種程度上更進一步,將幽靈式的病毒傳播噴射到各處。監控錄像、電話、汽車甚至影印機等設備都受到了干擾,其他一切也是如此;劇情中的復仇之魂的傳染範圍超出了最初發生原住民謀殺案的房子,隨着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怨恨」像螞蟻一樣滋生。雖然從本質上講,這種設定與日本更早的新浪潮電影有更多共通之處,例如其靈感主要來自經典的民間復仇鬼故事《四谷怪談》,但《咒怨》的病毒性給人的感覺完全與時俱進,甚至可以說是先知先覺——這部電影是有史以來最可怕的流行病寓言之一,比新冠疫情的出現早了18年,而且足夠任性,可以縱容真實傳染病不可預測的重疊和變異,而不是保持其類型情節的整潔和易於解析。沒有安全的地方,甚至(特別是)醫院的產科病房,清水崇對於氛圍營造駕輕就熟,包括他那簡潔的橫向鏡頭移動,讓緊張的氣氛一秒接一秒:我們要去哪裡,當我們到達時那裡會有什麼?《咒怨》就像病毒一樣催生了多部續集,並始終把握着世紀末父母焦慮的脈搏,是一部關於未知的未知的研究,也是一部關於現代特權和假設下的不安的研究。
《咒怨》
總而言之,日式恐怖片是電影文化的一個重要時刻,當一種普遍的社會焦慮感被低俗作品創作者先於其他人診斷出來時,全世界都認識到由此產生的電影折射出了一種隱秘但不可否認的感知/情感真相。這些電影對日本文化中的社會危機和性危機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它們與新浪潮的前輩們有着直接的聯繫,共同展現了一個處於長期危難中的國家的廣闊前景。不過,這些新近電影的關鍵區別在於,它們揭示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恐慌環境。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當西方學者爲網絡虛擬地球村的可能性而陶醉時,日本人卻看到了一扇黑暗的大門正在打開。可以說,我們已經得到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