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拓及人皮錢包

繪圖／BO2

除了遺體被凌遲破壞，部分人還覺得惡人需要更殘忍的報復，於是把他們的皮剝下，做成飾物，並將骨架保存下來，供醫學院教學使用…

1833年，來自法國的移民勒布朗（Antoine LeBlanc）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在美國紐澤西州的莫里斯敦（Morristown）找到住所，有一位好心的法官沙爾（Samuel Sayers）收留了他，讓他住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以餵養豬隻及劈柴當租金。

三個星期後，勒布朗不知爲何亂棒打死了沙爾法官一家人，連僕人也不放過，逃亡前還將他家中的珠寶一併帶走，不過沒多久就被警察逮捕歸案。受命法官福特（Gabriel Ford）只花了20分鐘訊問，就將勒布朗判處絞刑，而且行刑後將他的遺體交付外科醫師做公開解剖。據歷史文件記載，超過一萬人觀看勒布朗的絞刑過程，有很多人是在得到消息後，從其他村落趕過來湊熱鬧。

勒布朗的遺體被送到對街的外科醫師康菲爾德（Dr.Canfield）及亨利（Isaac Henry）那裡。兩人先做了有關電刺激的生理實驗，也將他的顏面用石膏拓了下來，因爲那個時代盛行「顱相學」。有醫師認爲罪犯的行爲是天性所致，可以透過頭顱及顏面五官的相對位置，提早知道哪些人有成爲罪犯的傾向。

之後，醫師發售門票，讓一般民衆付錢看勒布朗被公開解剖。他的皮膚被完整地剝除下來，送到附近的「艾特諾皮革鞣製廠」（Atno Tannery）處理，然後依用途製成錢包、燈罩及書衣（前文提及的人皮裝幀書）。當然，還剩下一些皮的邊角料，警長可以在這些人皮上簽名。一位警長拉德羅（George Ludlow）不假思索就簽了名，然後准許這些人皮在商店販售。

若干年過去了，謠言指稱當年主持公開解剖的康菲爾德醫師保留了勒布朗的骨架，因爲他過世後，住宅被翻新，當時發現很多零散的人骨。1995年，一位莫里斯敦的歷史學者施科澤（Scherzer）逝世後在他的收藏中發現勒布朗的「人拓」及「人皮錢包」，被保持得很良好。據信，有不少類似的人皮製品成爲傳家之寶，而皮膚的主人大概都是同時期的死刑犯。

如果你覺得發生在死刑犯身上的事，有些殘忍或不可思議，代表你還不瞭解歐美早期的死刑犯文化。從希臘及羅馬帝國開始，因爲宗教及文化因素，禁止毀壞、解剖人類的屍體。

但十四世紀開始，在教宗允許下，開放解剖人體。首先獲得特許的是蒙迪諾德里尤茲（Mondino de Liuzz），他是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的醫師與教授。1315年，他在大學裡公開解剖執行死刑後的兩位女性罪犯遺體。

歷史上沒有記載到底是誰說服教宗開放解剖人體，但歷史學家一致同意被允許的理由只有兩個：一是透過解剖的過程瞭解人體構造，可以領受造物者（也就是上帝）的偉大；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透過「遺體損毀」，死刑犯無法以全屍下葬，算是對窮兇極惡之人的嚴懲，使「惡有惡報」之說，在上帝治理下被明確彰顯。（人死後不能被完整地下葬，沒有得到神父敷油祈福，代表不能上天堂）14世紀後，歐洲各國紛紛將死刑犯交給外科醫師公開解剖，不僅有「教化」作用，也算「娛樂」事業。上從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只要有錢、有膽量，都可以付錢看外科醫師在「解剖劇場」（Anatomic Theater）的駭人表演秀。

18世紀英國藝術家霍格斯（William Hogarth）有一幅著名的版畫《殘忍的四個階段》（Four Stages of Cruelty ），四張一組。他刻刀下的主角尼洛（Tom Nero）從小就是一個生性殘忍、心腸惡毒的人，作惡多端的他，終於在霍格斯這組版畫中的最後一張「殘忍的代價」（Reward of Cruelty）裡，被送上醫師的解剖臺。

尼洛不只被公開解剖，他被手術刀剜出的器官，當場餵給等在一旁的狗。如此血淋淋的畫面登上版畫作品，無疑給予普羅大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惡有惡報，而且是現世報，不用等到最後的審判。

這種觀念流傳到了勒布朗的時代，死後解剖就變了樣，除了遺體被凌遲破壞，部分人還覺得惡人需要更殘忍的報復，於是把他們的皮剝下，做成飾物，並將骨架保存下來，供醫學院教學使用，是上帝美好的賜予，提供人體解剖的知識。

常看到報章雜誌提到歐美圖書館有上述的「人皮裝幀書」，我相信數目一定比報導的更多，因爲收藏類似物品的人不會拿出來炫耀。除此之外，許多古老大學有很多公開展示的人體骨架，也是古代的死刑犯所遺留。

提出這兩個例子，可以表達我對「死刑存廢」的看法。不管歐美至今有多少人權組織想逼迫他國接受廢除死刑的觀念，他們仍無法抹除「惡有惡報」這個普世價值，因爲它曾經是烙印在人類身上的強烈道德觀念。各國民情不一定和這些歐美國家一樣，能從累積幾百年的「凌遲死後罪犯」經驗中得到教訓，他們的祖先做了太多「以牙還牙」的事，纔有今日反省的成果。

我贊成廢死，不過臺灣目前要廢死，還有諸多困難。我們沒有歐美那種數百年的歷史傳統，可以告訴人民執行死刑的殘忍；更重要的課題是，我們的法律還沒有廢除「惡有惡報」的條文，大多數法官沒有膽量用自由心證抵抗「廢除死刑」的國際潮流，一句「有教化可能」就能讓自己脫離劊子手的指責，不符合多數民衆期待「正義由法律彰顯」的最卑微目的。

依我所見，臺灣無法廢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法律對於被害者及其家屬的保障與照顧，不符合給予「加害人」機會的等同原則，所以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在不能療傷止痛、彰顯正義的前提下，如何說服廣大民衆放棄象徵「惡有惡報」的死刑呢？

（本文摘自《胖病毒、人皮書、水蛭蒐集人：醫療現場的46個震撼奇想》，時報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