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寫作的侷限性與未來方向

摘要：近年來，人工智能寫作的發展對傳統寫作帶來了一定衝擊。但作爲一種技術手段的人工智能難以實現對人類寫作的根本性顛覆，它無法突破編碼的困境、無法超越算法的侷限、無法消除語言的障礙。人工智能寫作雖然並不直接作爲一個異己性的存在徹底取代人類傳統意義上的寫作，但存在一定誘導性，缺乏自我反思維度。應對這一狀況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在人類寫作實踐的展開過程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相對優勢，將虛擬現實、人機交互等人類新的生命體驗納入文學創作，引導人工智能寫作在未來走上適宜人類全面發展的良性軌道。

關鍵詞：人工智能寫作 侷限性 發展方向 人機交互

作者趙耀，吉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長春130012）。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2期P161—P168

責任編輯：範利偉

微軟“小冰”以假亂真的詩歌“寫作”對人類寫作的獨創性構成強力挑戰，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的橫空出世更是將關於人工智能寫作的討論推向高潮。奇點是否會來臨、在何時來臨、以怎樣的方式來臨貫穿討論的始終。面對人工智能的強勢崛起，任何情緒化的非理性抵制或盲目性的接受都是不足取的。人類既不應在欠缺理性分析的前提下死守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單純從情感本能出發漠視人工智能寫作的客觀影響，也不應在不加任何反思和批判的前提下盲目認同科技進化論。無論當前人工智能寫作呈現出何種超乎想象的能力，不可否認的是人工智能終究是人類創造的，人類與人工智能並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對立。所謂人工智能寫作在不久的將來以反客爲主的方式徹底取代人類寫作的提問方式本身就值得懷疑。因此，關於人工智能寫作的討論焦點並不在於人工智能寫作能否取代人類寫作及如何取代，而是人工智能寫作以怎樣的方式、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人類自我認知。

01

技術侷限性

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髮展，人工智能寫作呈現出某些類人類屬性甚至超人類能力。類人類屬性是指當前人工智能技術已基本上具備了人類的理性計算和邏輯推理能力，基於數據庫樣本自動生成的文本具備了一定的審美價值。我們來看一首人工智能“創作”的詩歌：

河水上滑過一對對盾牌和長矛/她不再相信這是人們的天堂/眼看着太陽落了下去

這時候不必再有愛的詩句/全世界就在那裡/早已拉下了離別的帷幕

這首帶有明顯意象主義特徵的詩歌完全出自微軟“小冰”的自動生成，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詩人創作。“小冰”在正式推出之前曾在國內各大詩歌論壇上以化名的方式發表詩歌，結果並未引起網友對作者身份的任何質疑。製作“小冰”的微軟團隊也明確宣稱：“小冰所採用的基於情感計算框架的創造模型，可通用地完成詩歌、歌詞和財經評論的創造，其獨創性超過83％。”“小冰”的詩歌不僅在語言上具有音樂性美感，而且在詩意性營造上存在可圈可點之處，即便是職業批評家也很難將這些詩歌與真人創作的作品區分開。那麼，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寫作取代傳統意義上的人類寫作只是時間問題？因爲單純從數據處理和文本分析能力來看，人工智能遠勝人類。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問題在於人工智能能否實現完全意義上的人化，即具備人類作家的主體性創造能力。從人工智能當前的屬性來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人工智能寫作無法突破編碼的困境。編碼的困境是指無論人工智能的數據處理能力如何強大，始終無法把人類全部的生命體驗與心靈感受納入計算之中，能被人工智能編碼的只是人類生存境遇中極小的一部分。與人工智能的硅基存在方式不同，作爲碳基生命的人類在漫長的進化發展過程中始終以肢體感知方式把握世界。這就意味着人類的感性經驗具有多樣性、豐富性和差異性。人工智能寫作無法通過統一的編碼將人類微妙的感性經驗全部涵蓋，難以藉助符號化的編碼將人類豐富的感性經驗完全複製，不能依託單一的編碼將人類差異化的感性經驗徹底呈現。因此，“人工智能難以生成具有‘審美邏輯’的語言”。比如，“河水上滑過一對對盾牌和長矛/她不再相信這是人們的天堂”這兩句，在直觀上與新時期崛起的朦朧詩極爲相似。“河水”“盾牌”“長矛”“天堂”作爲獨立意象以自發方式調動讀者的聯想與想象，帶給讀者豐富的審美體驗。在這一客觀事實面前，單方面否認“小冰”詩作的創造性自然欠缺合理性。然而這正是人工智能寫作最具欺騙性和誘惑性之處。

需要明晰的問題是，在“小冰”的詩作中，單個孤立意象帶給讀者的審美感受完全來自語詞本身，而非作家個人生命感知的藝術呈現。讀者之所以會產生審美的精神愉悅，並非源自作品藝術形式承載的人類共通性情感，而是讀者對特定語詞的習慣性聯想。“支撐人工智能藝術‘創造力’的是人類千百年來審美經驗的積澱，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人的人文情懷和藝術智能在技術系統中達成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

更爲重要的是，即便是可以被納入編碼的部分，在編碼過程中也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變異。這是因爲，一方面，編碼過程是一種抽象化的過程，抽象化的過程本身意味着以共性的名義切割事物，強制排除無法被納入共性但客觀存在的要素；另一方面，編碼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對象的基礎性特徵，但無法實現與編碼對象的完全等同。從事物到編碼的過程，本質上是事物被迫讓渡一部分特徵以適應編碼的運行規則，被編碼的事物已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打上編碼烙印的事物。此外，編碼在被解碼的過程中也有解碼者主觀因素的參與。因此，從事物到編碼和從編碼到事物的雙向過程中，對原初事物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從認知世界的意義上來說，人工智能寫作實現對人類寫作的完全取代依舊存在相當長的一段距離，“通過深度學習和概率計算來重新搭配詞語……無法創造新的合理的詞語和意象的搭配”。與“小冰”詩歌中意象的混亂拼接完全不同，朦朧詩的代表作《雙桅船》中出現的“船”“岸”“風暴”“燈”等意象，構成了一個整體性的意象羣。讀者在意象及意象間的關聯中不僅真切感受到詩人對生命中不確定因素的無奈體認，而且在詩人對理想追求、愛情嚮往及苦難超越的言說中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這些是當前人工智能寫作無論如何也無法複製的。

其次，人工智能寫作無法超越算法的侷限。無論人工智能呈現出何種強大的能力，始終不能脫離其基本的運行機制，即數據算法。算法的準確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人工智能人化的實現程度。但問題在於，人類心靈的微妙體驗和直覺的模糊不定如何被納入人工智能的算法之中？如果認爲人工智能的算法可以將人類的心靈和直覺納入計算，則需要證明被數據化的心靈和直覺依舊是人類原初的心靈與直覺，而這一點恰恰是無法實現的。不僅因爲心靈與直覺無法進行純粹物理主義的還原，而且即便對心靈與直覺進行物理主義的還原，依舊難以解釋心靈與事件之間的相互影響。如果認爲人工智能的算法不能將人類的心靈和直覺納入計算，則意味着人工智能寫作不可能徹底取代人類寫作。在人類的文學創作中，想象的載體是作家創造的藝術形式。藝術形式既是作家個人造詣的體現，更是藝術能否繼續存在下去的保證。藝術形式的經典性一方面建立在作家獨特精神創造的社會性普遍接受中，另一方面依託於在不斷自我否定中推陳出新。人工智能寫作只能藉助文本數據庫消費現有人類文學創作的經典藝術形式，從源頭處封閉了新藝術形式產生的可能。

人工智能算法不僅在處理人類心靈與直覺的過程中暴露出自身的侷限，在處理人類情感的過程中同樣力不從心。之所以說人工智能無法複製人類情感，並不是因爲人類的情感無法編碼化與數據化，從純粹計算機語言的意義上來看，任何存在都可以被編碼化與數據化，但問題在於人類情感在這種編碼化與數據化之後是否仍具備人類情感的本質特徵，即人類情感的社會性。人類的情感既是個人性的，也是可以傳遞的，而且在傳遞過程中個人性的情感昇華爲人類共同的情感。也就是說，情感的具體載體雖然是個人，但個人的情感體驗過程是以人類社會羣體共通的表達方式實現的。具有阻拒性的朦朧詩之所以能產生轟動效應，正是因爲其傳達的情感契合了時代的潮流。雖然不能否定“小冰”詩歌的審美價值，但可以肯定的是，算法支配下的文字排列無法與社會構成實質性關聯。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工智能寫作破壞了個體與社會的辯證關係。文學的創作與接受都是個體性行爲，但這種個體性行爲本身帶有明顯的社會性，不是純粹的私人化活動。文學的創作與接受本質上是人與人藉助文字符號進行的情感交流，文字符號只是中介。人工智能寫作單方面突出文字符號的作用，甚至取代創作主體，成爲純粹的文本自動生成。其直接結果是人工智能寫作分離了創作與接受的雙向互動關係。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人工智能寫作只有接受，沒有創作。它只不過是算法支配下的文本自動生成。“人工智能雖藉助於數理分析進行意象詞彙的排列組合，但卻不能真正像詩人那樣以敏銳的眼光捕捉生命中的微妙體驗，並將這些體驗以形象化的方式進行詩意呈現。”在人類的文學創作和接受中，作家需將自己模糊的想象和奔騰的情感理性化、確定化，然後才能被社會接受，而讀者在接受過程中不僅關注藝術形式，更在意情感的共鳴與確證。人工智能寫作則打破了這種雙向互動。如果說好的文學創作是對現有藝術形式的超越，不斷探索新的可以更好承載人類情感與想象的表達方式，那麼文學接受則是從人類羣體角度完成對新形式的肯定。人工智能算法最多隻能將個人的情感體驗編碼化，但編碼本身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完全呈現人類情感個體性與社會性的辯證統一關係。

最後，人工智能寫作無法消除語言的障礙。人工智能可以模擬人類語言的運行規則，並藉助對語料庫數據的深度學習，自動生成類似人類創作的文本。但問題在於，人工智能只能在具有確定語言規範的前提下運行，任何偏離語言規範的文本都會被自動視爲需加以排除的對象。而人類語言的創造性恰恰在於對確定規範的調整與超越。人類語言在使用過程中，一方面遵循確定的語法規則以保障對話雙方能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又總是試圖擺脫僵化的程式，不斷嘗試新的話語言說方式。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人類語言始終保持鮮活的生產能力。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認爲：“語言是創造而非發現，真理是語言實體的特性，句子的特性……語言與其他社會實踐的變革可促成前所未有的新人類……人類語言的變革使之不再對非人的力量負責，人類因而成爲新人類。”羅蒂認爲，人類某一種新的話語方式很可能帶來新的認識與實踐，從而推動人類進步。而遵循確定性語言規則的人工智能則徹底封堵了這種創新的可能性。這不僅意味着從現有發展樣態來說人工智能無法在完全的意義上模擬人類語言，更從反面說明了用人工智能語言取代人類語言的結果是恐怖的。因爲一旦人類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言說與思考，人類的創造性可能會被徹底消除，人類相較於人工智能的優勢也將不復存在。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人工智能模擬人類語言的過程忽略了語言本身的中介性。模擬人類語言的過程預設了語言符號與描述對象的同一性關係，但問題在於，語言符號與所描述的對象之間存在着本質性的差別。作爲中介的語言符號只不過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價值傾向。人類的語言並不是純粹的邏輯系統，語言符號與客觀事物之間的對應關係並不具有完全意義上的邏輯關係，而是帶有不可或缺的想象性成分。沒有這種想象性成分的參與，語言符號與客觀事物之間的對應關係是建立不起來的。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只能模擬人類語言的邏輯結構規則，卻終究無法複製人類的想象。因此，在語言模擬的意義上來說，從現有人工智能發展的趨勢來看，人工智能寫作並不能在完全意義上實現人化，也不能取代人類寫作。

02

缺乏自我反思維度

人工智能寫作是一種新出現的文學現象，改變了很多傳統的文學認知，也引發了一些新的問題。“當人工智能以作者主體的身份出場，參與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文學主題思想的表達之時，人類作者已然不再是文學創作中如上帝般的唯一主宰者，主體性開始隨之消解。”因此，問題的焦點“不在於討論小冰的詩，而是通過小冰的詩，討論其背後對‘人’的理解”。在人工智能寫作中，文學創作“不再是情感的表現，而是隨機選取組合已有符號庫存的結果”。

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是一種個體性的自由創造。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個體性並非指脫離社會羣體的純粹私人話語，自由創造也不是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恣意想象。作家真正需要做的是爲自己的微妙生命感受找到最爲適當的呈現方式。即通過藝術形式的創造，將個人獨特的心靈律動昇華爲可供人類普遍共情的對象。優秀作家的創作本質上是將個人經驗普遍化的過程。沒有個人經驗作爲基礎性前提，文學創作必然淪爲乏味的俗套，失去原初的生命力；抽離掉普遍化的過程，文學創作就存在喪失可理解性的風險，最終同樣失去生命力。因此，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有效實現了個人與社會、內容與形式、特殊與普遍的辯證統一。也正是在這種辯證統一中，人類的文學創作先天地具備持續自我突破的內生動力。一方面，作家必須將自己微妙的生命體驗通過一定的藝術形式固定下來，使其成爲讀者可以欣賞的對象，並在讀者的情感共鳴中展現作品審美價值的社會性；另一方面，作家又不斷調整創造的藝術形式，使其儘可能貼合自己的生命體驗與心靈躍動，在持續的藝術探索中追求形式與內容的統一。

人工智能寫作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學的創作方式。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人類寫作是在個體生命經驗與承載經驗的藝術形式之間相互磨合的持續創生過程，那麼人工智能寫作則將這種持續創生過程徹底抽離，取而代之的是算法支配下的文本自動生成。這意味着人工智能寫作不僅割裂了文學固有的有機整體性，而且消解了文學獨立自足的前提。人工智能雖然具備人力無法企及的文本分析和數據運算能力，但終究無法實現對個體生命經驗的象徵性呈現與隱喻性揭示。人工智能寫作不過是算法支配下對人類現有文學文本的重新排列組合，生成的文本最多隻能被視爲對經典文學作品的彙總性模仿，而不是對現實世界和人類生活的反映與呈現。

傳統的文學接受過程伴隨着文學教育功能的自然達成。文學作品不是通過生硬的說教而是在審美體驗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對讀者產生影響。在文學接受過程中，讀者一方面享受作品呈現的審美經驗，獲得精神愉悅；另一方面通過對審美經驗的反思完成自我超越，並在這一過程中淨化靈魂、陶冶情操。從當前人工智能寫作的實踐來看，其作品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審美經驗，很難實現陶冶讀者情操的目的。這是因爲算法只能將人類的感性需求納入計算範疇，面對人類崇高的精神追求卻無能爲力。而依據算法自身的規範，不能被納入計算的要素須被強制排除，以保證算法的準確性與邏輯自洽。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主導下的文學寫作片面地將文學作品視爲純粹的消費對象，只關注讀者感性體驗的滿足，忽略對感性體驗的反思。這導致文學的教育功能大打折扣，甚至存在被徹底消解的風險。

人工智能通過算法可以實現對人類現有感性需求的精準把握，甚至達到比人類更瞭解自己的程度。當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文本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的感性需求，無以復加地持續刺激人類的感性慾望時，結果必然是人類從理性規範感性的主體淪爲追逐慾望滿足的動物。“人類寫作者那種精益求精的心態可能會逐漸被迎合大衆趣味的心態取代。”“人工智能文學是麻醉性審美的重要活動域，其集中體現了麻醉性審美的遮蔽性本質，即‘類似’對‘真實’的遮蔽、‘事件’對‘崇高’的遮蔽以及‘科學邏輯’對‘感性體驗’的遮蔽。”在這一過程中同時伴隨着的是文學認知觀念和評判標準的一系列變化：將感官刺激視爲自由，將慾望放縱視爲解放，將病態呻吟視爲審美，將恣意渲染視爲愉悅。

03

人機交互寫作

無可否認，人工智能寫作具有自身的侷限性，但也的確帶來了新的可能性。不加辨別的肯定或批評都是不可取的。積極面對這一新現象，探索有助於文學發展的途徑，纔是文學家和研究者真正應該着力之處。科幻作家陳楸帆攜手人工智能專家王詠剛在人工智能寫作方面作出了有建設性的嘗試。這一部分我們就以此爲例展開分析和討論。王詠剛以陳楸帆的部分代表作爲基礎語料，以阿瑟·克拉克、尼爾·斯蒂芬森等科幻作家的作品爲輔助語料，通過人工智能自動生成出一些類似科幻文本的語句：

阿古：所以你纔是分裂者。

分裂者：除了危險，作爲這樣的真神，我們都沒有。他們在最後的物質和痛苦、自然、最死的時間、文字、變的、金錢與宇宙、看似遙遠的世界中移動，重重追逐着人類發現的觸覺，以及即將看清左右的囚籠。

阿古：我怎麼……聽不懂你說的話……

分裂者：我突然想起這個問題的使命。或許這樣還有可能是謎底的記憶，儘管這成爲他者的時代，讓他們做出不同物種的擁抱……用第一對那是全新的基礎，所以哪裡……我們對這意味着藝術進入點去，整個世界帶着人類，意識落在他的傑作。

與“小冰”的詩歌相比，這些語句十分容易被識別爲由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這些語句不僅存在明顯的語法錯誤，而且始終處於一種不知所云的模糊狀態，完全找不到敘述的邏輯主線。即便是追求陌生化敘事的先鋒創作，讀者至少可以在文本細讀中找到可以理解的蛛絲馬跡，而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語句則基本上喪失了可以被視爲文學文本的基礎性前提。陳楸帆的獨到之處在於並沒有將這些自動生成的語句獨立成章，而是將其作爲科幻作品《恐懼機器》中“分裂者”這一形象的話語，從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這種邏輯混亂的話語方式非常符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分裂者”是人工智能而非人類。作爲人工智能，“分裂者”的話語自然不可能與人類一致，如果與人類一致反而不符合現實。其次，這些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語句有效烘托了作品的氛圍。在《恐懼機器》的情節中，“分裂者”是一個隱藏在幕後並操縱一切的恐怖性存在。“除了危險，作爲這樣的真神，我們都沒有”這一帶有讖語意味的話語方式恰恰最符合“分裂者”身份的神秘性。“重重追逐着人類發現的觸覺，以及即將看清左右的囚籠”則以琢磨不透的方式充分調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如果陳楸帆不在作品的最後說明這些語句是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讀者幾乎會認爲這是作家模仿人工智能有意爲之的創作。

需要說明的是，《恐懼機器》內容的自洽和結構的融貫是由於陳楸帆的審美設計和藝術構思，而非純粹由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雖然“分裂者”的話是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但如果沒有《恐懼機器》這部人類創作的作品作爲依託，不僅不會產生前文所述的藝術效果，讀者甚至不會將這些語句視爲文學語言。因此，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文本是否具備與人類創作的文學同等的自足性和獨立性，能否獲得讀者普遍的接受和認同，並不完全取決於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取決於使用人工智能的人。正如陳楸帆所言：“這次AI與人共同創作的實驗性並不在於機器幫助我完成寫作，而在於最後我發現，是我幫助機器完成了一篇小說的寫作。”這似乎可以構成人工智能無法取代人類寫作的堅實依據。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文本只能作爲人類創作的輔助方式存在。脫離人類的使用，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文本只能被視爲無意義的文字符號組合，不僅不具備完全意義上的審美屬性，甚至連基礎性的信息傳遞都無法實現。

但問題似乎並非如此簡單。在《恐懼機器》中，“分裂者”的話語畢竟是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陳楸帆即便是有意模仿人工智能也未必能夠創作出這樣的語句。僅此而言，人工智能具有毋庸置疑的“發明權”。但如果沒有以陳楸帆的創作爲主體的語料庫，人工智能並不能直接生成此類文本。因此，陳楸帆與王詠剛的人機交互寫作實驗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人工智能寫作引發的深層審美新變：在人工智能的參與下，人類創作與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文本之間處於一種相互建構同時又相互解構的複雜關係中。

“相互建構”是指，一方面，人類創作的作品是人工智能自動生成文本的基礎性前提，沒有人類作品這一源泉，人工智能就徹底喪失了文本自動生成的依託；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文本可以參與到人類的創作中，甚至在二者的有機統一中相得益彰，產生意想不到的審美價值。“相互解構”是指，一方面，人類創作的作品構成規範人工智能自動生成文本的依據，自動生成的文本能否獲得認同取決於與人類作品的相似程度，以及讀者在長期閱讀人類作品過程中形成的思維習慣和審美傾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文本不可避免對人類的文學創作產生影響，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首先，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文本對作家造成直接衝擊。陳楸帆首次看到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語句後感到異常震驚。之所以震驚是因爲：一方面，這些基於他自己作品生成的語句帶給他似曾相識的感覺，“看到AI程序寫出來的句子時，我覺得既像又不像自己寫的”；另一方面，這些帶有他創作習慣和寫作偏好的語句事實上並不是出自他的筆下，但毋庸置疑對他的創作具有啓發性，甚至帶給他新的創作靈感，激發新的創作衝動。陳楸帆在這一過程中清醒認識到，“如果說AI寫作目前只不過是遊戲式的實驗，那麼擺在每一個文學創作者面前的當下‘超真實’時代，卻挑戰着所有傳統文學對於現實的定義與理解”。

其次，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更爲精密和直接的方式向作家呈現他自己可能都意識不到的創作偏好與話語習慣。王詠剛通過人工智能對陳楸帆的作品進行了精細化的數據分析，在數據模型和語義圖像的直觀呈現中，幾乎揭示了陳楸帆作品全部的文本特徵，其細緻程度是人力很難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作家的創作真正實現了鏡像化，幾乎無法被覺察的細微語詞差異都以直接可視的方式呈現出來。王詠剛甚至大膽斷言：“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文學批評領域的文本比較，幾乎一定會演進成全面由計算機參與的，邏輯縝密的科學過程。”如果這種文本分析方式在未來實現普及，人類的文學創作必然發生改變。作家藉助人工智能認識到自己之前尚未清晰把握的話語習慣後，要麼仍執着於自己的個性風格，要麼做出適當的調整。但無論做何選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作家的創作必然會發生一些改變。即便是作家堅守既有的創作習慣，先前的不自覺與此時的自覺之間也會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所有這些很可能會直接反映在作家創作的作品中。

最後，陳楸帆與王詠剛的人工智能寫作嘗試依舊處於實驗階段，人機交互寫作的展開是一次性的，而非持續性的。如果在未來將人機交互寫作的文本納入語料庫，持續生成的新文本必然出現新的樣貌。至少可以預判的是，在文本不斷生成的過程中，人類創作的比重會持續下降。那麼是否意味着人類創作的主體性隨之發生根本性變化呢？按照陳楸帆的說法：“未來的機器將更深入地捲入人類創作中，未來的內容版圖也會變得更加複雜、曖昧而有趣。”從這樣的表述中不難發現，陳楸帆將人工智能寫作引發的深層審美變化視爲人類與作爲類人類智慧的人工智能之間展開積極對話的契機，一方面暗示着機遇與挑戰並存，另一方面也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抱有期待。而作爲人機交互寫作實驗品的《恐懼機器》，一方面致力於描繪技術主義操縱下人類的存在樣態，另一方面則形象演繹了科學異化引發的慾望狂歡與靈魂遮蔽，特別是在揭示文化之根斷裂的過程中觸及了東西方不同文化面臨的共同精神困境與文明危機。難能可貴的是，通過人類創作與人工智能自動生成文本的交互性融合，《恐懼機器》在文化學層面引發了對文學語言的可能性與限度的反思，反映出語言界限與世界界限的深層矛盾，展現了物理事實與心靈體驗之間模糊的中間地帶，特別是在科幻詞彙的創造與靈活使用中表現出語言“以言行事”的功能。正如論者所言：“陳楸帆的人機交互寫作實驗，試圖在主體間性平等交流對話的理想狀態中，賦予人工智能和人類作者同等的作者主體身份，建構人—機間性的寫作主體，是人工智能寫作背景下重建作者主體性的有效路徑。”

陳楸帆與王詠剛的人機交互寫作實驗不僅有效揭示了當前人工智能寫作的多重可能與現實侷限，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示範了未來人工智能寫作的合理方向。也即從人類的實踐屬性出發，引領人工智能寫作在未來走上良性發展軌道：以人類實踐方式的社會性規範人工智能寫作發展的方向，將人類實踐過程的開放性作爲人工智能寫作發展的動力，在人類寫作實踐的展開過程中重鑄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因此，在文學創作與接受過程中，應將人工智能作爲一種輔助性工具，始終立足於人類的實踐，以此規範人工智能作用的發揮；應在人類主導下有效彌補人工智能的缺陷，釋放人工智能的相對優勢，助力人類文學健康發展。

結語

從表面上來看，人工智能寫作的出現是人工智能技術在文藝生產領域的應用。從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上來說，人工智能寫作的出現存在某種程度的必然性。文學最初誕生於人類早期對生存經驗的記錄。在這個階段，文字符號與人類的感性經驗基本上是同一的，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分裂。隨着人類理性能力的發展，作爲中介的文字符號不斷抽象化，距離原初的生命體驗越來越遠。文學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持續創生的藝術形式正是對這種抽象化的本能反抗。因此，人工智能寫作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表徵了文學自我消解的趨向。對人工智能寫作弊端的反思不能僅僅侷限於人工智能技術，更應落腳於人類的自我反思：不是作爲技術手段的人工智能對人類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而是作爲技術創造主體的人類如何在技術使用過程中不陷入主體性喪失的困境。如何將人工智能限制爲輔助性工具，將虛擬現實、人機交互等人類新的生命體驗納入文學創作，喚起讀者的精神自覺，是未來人工智能寫作需要長期面對的問題。

〔本文註釋內容略〕

來源：中國學派微信公衆號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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