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教授彭凱平接受《環球時報》專訪：舒適區之外，尋找更多機會可能

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楊沙沙 馬夢陽】“如何面對死亡是一個長久的課程，也是人類必須面對的終極命題”。前段時間，這一“終極命題”因爲一段視頻爆火而引發熱議。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教授彭凱平和“00後”入殮師體驗了一天的工作，“年輕人對死亡的態度變得更加真誠。”這是彭凱平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給出的回覆。在全球局勢動盪和社會急劇變化的背景下，各種不確定性增加。年輕人認知敏銳，他們受到的影響尤其直接，並牽動着他們人生的種種選擇。對彭凱平而言，其人生最大的不確定性發生在45年前。1979年，彭凱平考入北京大學，第一志願是物理學，卻被調配到心理學系。談及面對一系列不確定性時，他向記者表示：“生活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不滿意、不如意、沒有想到的事情，但人有一定的適應性。”此次採訪，彭凱平還向記者分享了他認爲值得珍惜的五樣“好東西”以及如何向外拓展人生可能性。

“要談，要說，要規劃”

環球時報：您之前和“00後”入殮師體驗一天的工作，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從年輕人身上，您看到中國人面對死亡的態度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彭凱平：現在年輕人對待死亡的態度跟過去不太一樣了。首先，他們比較簡單。我們年紀大的人會把死亡看作非常嚴肅的、重要的，甚至是至高無上的事情，但是年輕人覺得死亡就是生活中一個正常的事情，沒有那麼神秘。其次，年輕人對死亡的態度變得更加真誠，不再遮遮掩掩。此外，年輕人有一種笑談死亡的傾向性。入殮師給我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她非常坦然、輕鬆，甚至略帶幽默地談論這些看起來大家都不願意談及的問題。

這種變化在於隨着社會發展，大部分人能夠更清晰認識到死亡是人生一個特別重要也是必經的課題。另外，我們中國人之前總把自己作爲集體家庭的一個延續，所以我們談論死亡，好像就是離開親人、拋棄朋友、遠離社會。但現在我們越來越個人化，這樣一種傾向性，促使對死亡這件事情的價值觀變遷。

環球時報：您認爲應該如何面對死亡？是否應該提前做好規劃？

彭凱平：我們一出生就會面對死亡。那麼如何去面對這樣一種死亡的威脅呢？實際上有很多方法，包括近端防禦、遠端防禦、終端防禦。我們有意識地逃避這個話題，是最簡單的防禦機制。

比較高級的防禦機制包括髮現生命的意義、增加情感支持、瞭解自我價值等。從這個角度來講，心理學家特別是積極心理學家，認爲人應該正確面對死亡，要談，要說，要規劃。去規劃自己的死亡其實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你可以設想你的追悼會誰來開？他們會說什麼樣的話？你的墓誌銘想怎麼寫？這些看起來好像是對未來死亡的一種規劃，其實是對現在的我們的激勵。如果我希望我的墓誌銘將來寫上一句話叫做“優秀的心理學家”，我就得去奮鬥，我把它叫做“向死而生”。

五樣值得珍惜的“好東西”

環球時報：前段時間，電影《好東西》被認爲輸出了關於女性愛情、親情和友情相關的價值觀。在您看來，人生的“好東西”是什麼？

彭凱平：人生的“好東西”有很多。我認爲，有五樣好的東西是值得我們去珍惜的。第一個好的東西就是愛。我們人類能夠對好的事物產生一種依戀、一種關心、一種成就，甚至有的時候還有一種犧牲。這種溫暖、溫馨、溫情的感覺值得我們好好去體驗。第二個是健康。爲什麼我們喜歡看運動員比賽？是因爲他們比賽的過程能帶來一種向上的力量，一種健康的力量。所以要珍惜自己的身體，別糟踐它。第三個就是幸福。機器不知道什麼是幸福，但我們人類遇見一些事情會產生物我兩忘、酣暢淋漓、如癡如醉的感覺，我們應該去追求這種幸福。第四個就是我們自己生髮出來的這種有用的感覺，覺得自己能夠做成事情、能夠幫助別人。第五個是我們很多人容易忽視的，就是意義。很多人覺得意義太抽象，其實不是的，你覺得花開得特別燦爛、天上的雲特別美麗、山川河流都別有新意，能從平凡事物中品出意義，這也很重要。

環球時報：“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動”，一些年輕人反映當下會有這種無力感。對此，您建議年輕人用怎樣的一種心理狀態去面對經濟、社會的急劇變化？

彭凱平：首先社會確實應該給年輕人更多機會，讓他們對自己未來發展有希望，能看到一種成長的可能性。心理學家強調，給人希望是特別重要的事情。政府應該創造各種就業機會，增加社會的一些發展的路徑。

其次，要增加年輕人之間的互動。人在一起互動時能實現彼此的情感呵護，帶來有力的心理能量。所以要讓年輕人多一些交流活動。

第三，年輕人要主動去創造“外卷”的機會，也可以叫做“跨出舒適區”。大家都願意在自己舒適熟悉的環境裡做事情，這是人之常情，但去做別人不做的事情，或許會發現機會更多。我認爲只要職業是社會需求的、能夠賺錢且不違法的，都可以去做。但是我們習慣性的思路就是考公務員、當研究生、讀博士。我們要給自己立下一個志願，敢於去做別人不做的事情，因爲這裡面的機會空間、成長可能性都會多很多。

讓中國傳統智慧和心理學產生更多交集

環球時報：您是1979年考上北大，當時爲什麼選擇心理學？您是否梳理過，這些年中國心理學的發展歷程？

彭凱平：我是1979年從湖南老家考上北京大學，當時我的志願是物理系，但後來被分配去學心理學。一開始也很委屈，因爲那時的心理學沒有標準答案，應用價值也看不到。但隨着我上了一些心理學的課，特別是有一些課做實證，越來越像科學，我就慢慢喜歡上了，所以興趣是可以改變的。生活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不滿意、不如意、沒有想到的事情，但人有一定的適應性。我自己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找到了自己擅長的，而且做起來特別開心的事情。

心理學從1979年到現在爲止已經發展40多年，變化還是挺大的。我們那時候心理學剛剛恢復，屬於重建階段，一切從零開始。這對我們來說是挑戰，也是機遇。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們開始模仿，當時基本上很多老師都是國外進修半年、一年回來的，也是他們逐漸把中國心理學帶起來了。第三個階段我們開始追趕，也就是說在某一個領域我們開始能夠做出別人做出的事情，同時也儘量去趕超。到了今天，我覺得中國的心理學應該跟國外是齊步的，我們做的事情人家也在做，人家做的事情我們國內也有很多人在做，個別領域比如說積極心理學，可能我們做的比國外還要好。在去年的國際心理學大會上，積極心理學之父馬丁·塞利格曼教授說，積極心理學的偉大轉折在中國。什麼意思？就是中國學習、應用、討論、瞭解積極心理學的人超過了美國。

環球時報：目前國內關於心理疾病的診療有沒有什麼體系和機構，和國外差距多大？中國應該改進哪些短板？

彭凱平：目前來看還有很大的差距。中國的科學研究和產業服務之間有兩個巨大的鴻溝。第一個鴻溝是從學校科學研究到產品，我們有那麼多的基礎研究，但是變成可以用的產品還是太少。而這些產品要讓大衆接受，還得變成商品。從產品到商品，這個鴻溝也沒有完成。目前有一部分投資商、企業開始支持這方面工作，但總的來講還是不夠成熟，因爲花錢購買心理服務的意識，社會還沒有培養起來。

我認爲，有三個地區的心理服務做得比較好。一個是北美地區的美國和加拿大，它們把這個事情作爲醫療保險的一部分，同時有大量心理學人才，設施也比較完整，還有法律保護。另外就是幾個北歐國家，心理服務是全免費。還有像德國一些歐洲中部國家做得也不錯，因爲它們有長期的心理學研究歷史。

環球時報：您的書《幸福的種子》希望大家都能掌握一些心理學入門知識，爲什麼要這麼做？發達國家是怎麼開設大衆心理課程的？

彭凱平：很多國家是把心理學課程往下沉，在小學三年級就開始上一些心理學課程，我覺得這是第一步。第二，把心理學變得實用。我們現在心理學，特別是中國的心理學，上來就是神經系統核磁共振，腦科學、神經科學某種程度上干擾了心理學。但心理學是生活的科學，要變得實用，比如如何識別自己的情緒，如何和別人溝通交流。第三，心理學要中國化，跟中國傳統智慧結合起來。現在心理學很多知識來自西方，事實上我們中華民族有很多心理學的思想，只是沒有很好地科學化。現當下我就把它作爲我自己的任務，儘量讓我們傳統智慧和心理學產生更多交集，或者是用傳統思想來解讀現代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