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能讓臺灣成爲「無恥之島」

（圖／本報系資料照）

民族性的研究在二戰後曾成爲文化研究上醒目的一環，這趨勢直接受到心理人類學家潘乃德所着《菊花與劍》一書的影響，而書的產生，則因於太平洋戰爭中美軍面對矮小的日本人卻節節敗退，美國人詫異於日本人在戰場上那種敵我判然、不留餘地的殘暴，以及視死如歸的精神，覺得有必要重新瞭解這個民族，於是就結合學者做了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其中最顯著的成果，就是《菊花與劍》的提出。

「菊花與劍」解讀了西方人印象兩極的日本，一個是熱愛茶道、花道，日常彬彬有禮，有着古老文化傳承，就像在京都奈良看到的日本，另一個則是在戰場上殺人不眨眼的戰士。針對這，潘乃德提出了美國人能接受的答案，她以爲日本人有着近乎矛盾的兩面性人格，平時浸淫在美中，飲着清酒賞着菊花，但只要到戰場，就搖身一變爲視生命如草芥的惡魔。一面是詩人，一面是武士，日本人正是這兩種矛盾人格的合體。

這樣的瞭解，較真來講，其實有它的片面性，因爲做爲一個整合的文化，這兩種特質原根源於日本人基底的生命觀。如日本的臨濟禪就形塑了武士「步步向生、時時可死」的生命態度，而曹洞禪則對日本佗寂靜謐的美感有直接的影響。但雖說如此，這兩面性的提出至少使得美國人對日本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在《菊花與劍》之外，常被研究者提及的另一個日本民族性特徵是「恥感」，許多時候，「恥感文化」甚至比「菊花與劍」更能解讀日本人的行爲本質。

所謂「恥感文化」，就是日本人將「知恥」當成一個人的立身之本，如果做了蒙羞之事，武士甚至必須以切腹來謝罪。日本「恥感文化」中的「恥」，當然有日本的特色，它最主要關聯於個人與羣體的關係，也就是一個人若爲自己所屬的團體或家族帶來羞辱，他要知恥，且不僅如此，還必須以勇者的姿態承擔後果。

對於這種日本特色的恥感贊不贊同是一回事，而在羣體主義沒有往日強的當代，日人爲團體而犧牲的情形也比過去少，但無論如何，我們不得不承認恥感文化，是日本能以小小島國創建出許多奇蹟的一個關鍵。透過恥感，社會可以得到洗滌，個人生命可以再生，日本的強大、日本人的做事認真，都離不開恥感。也所以，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與理論奠基者之一的吉田松陰，纔會有這樣的話：「沒有什麼事情比不知恥更令人感到羞恥的」。

在不同文化裡，對何謂羞恥之事固然會有不同的界定，但羞恥心作爲人格的基石、作爲團體的凝聚能量，乃至作爲文明的動力，卻是有其本質意義的。正如此，臺灣的政客可以直接視無恥爲無物，實在不可思議。何況，臺灣綠營人士對於日本原有着類似文明母國的仰慕，而日本又是如此地強調「知恥」。

合理的解釋應該有兩個，第一個是因爲中國傳統文化裡也標舉知恥，所以逢中必反。另一個更可怕的則是，因爲權力的腐化，早就讓他們沒有了羞恥心，這一波對禮義廉恥的排擠，一定程度秀出了綠營政客的道德底線，這個底線就是可以沒有底線。

沒有底線，抄襲就成爲常事，沒有底線，當然可以赤裸「拔管」，最後更可以恬不知恥地告訴你「我可以無恥」，想想，長此下去，臺灣又將被這批政客玩到何種地步？

從「臺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到「無恥之島」，反映的不只是政客與一般人的差異，一定程度它也是近10年來在政治玩弄下臺灣社會的發展趨勢，而我們豈真能讓臺灣成爲「無恥之島」？2024的選舉之所以特別重要，正在於此！（作者爲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