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白色恐怖寓言」：薩拉馬戈《投票記》政治之痛
薩拉馬戈生於1922年11月16日，今年是他的百歲冥誕，恰逢臺灣九合一選舉舉行，時報文化出版社於此月重新推出其舊作《盲目》，同時出版《盲目》的續集《投票記》，以紀念這位深具批判力的重要文學作家。 圖／美聯社
勤寫部落格的葡萄牙作家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於2010年6月18日過世前一刻，仍有更新。而生前在網路上留下的這段話或可成爲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生註腳。
薩拉馬戈生於1922年11月16日，今年是他的百歲冥誕，恰逢臺灣九合一選舉舉行，時報文化出版社於此月重新推出其舊作《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同時出版《盲目》的續集《投票記》（Ensaio sobre a Lucidez），以紀念這位深具批判力的重要文學作家。而總編輯嘉世強亦表示，越是紛亂時代，越要回頭觀看這位大師的「寓言」。
儘管曾登上諾貝爾文學獎殿堂，作品也獨具風格，但薩拉馬戈卻不擺弄修辭，也不操作語言，落筆平直但筆鋒自帶知識份子的批判良知，以書寫面對普羅大衆。這與他的出身有關。
薩拉馬戈因爲家貧未受完整教育，只能擔任技工養活自己。後雖成爲文學雜誌社編輯，也從事文學翻譯，但工人階級的出身經歷，引領着他的社會實踐。在朝半百之齡（1969年）邁進時，他加入了當時仍屬非法的共產黨，而後，成爲記者、參與了推翻獨裁政權的康乃馨革命，彷若各種經歷都輪過一遍，他才真正成爲一個「小說家」。此時是1980年，距離他青春正茂時期的創作（《罪之大地（Terra do Pecado）》），已有33年之遠，他的創作力幾乎於此時爆發，出版不斷。
1969年，薩拉馬戈加入了當時仍屬非法的共產黨，而後成爲記者、參與了於1974年爆發、推翻獨裁政權的康乃馨革命。 圖／美聯社
圖爲70年代的薩拉馬戈。 圖／José Saramago foundation
1998年，薩拉馬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時他已76歲，是唯一獲得此項桂冠的葡萄牙語書寫者。而他早四年出版的《盲目》被諾貝爾委員會認定爲強化其文學地位的作品，並表示：小說中全知的敘事者帶我們踏上可怕的旅程，穿越由個人的人類感知和文明的精神積累創造的界面，薩拉馬戈旺盛的想像力、突發奇想與敏銳的洞察力，都在這部作品中充分展現。
《盲目》描述一種科學未知的突然病痛奪走了衆人的視力，他們被眼前的白茫所困，當局於是將這些失明的人集合在精神病院裡，由士兵看管，但內部秩序逐漸混亂，最後由兇惡者取得權力，威脅他人順從。而其中，僅有眼科醫生太太是明眼人，爲了照顧丈夫，僞裝成盲，儘自己的力量協助他人…。
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授予薩拉馬戈文學桂冠時表示：「他透過想像力、同情心和反諷所架構的寓言，加深我們對難以捉摸的現實的理解」，他們同樣讚賞他對官方所言之真相，所抱持的懷疑。
直至逝去，薩拉馬戈未曾掩飾過自己的政治立場與色彩，也明白昭示對民主制度的不信任。2008年，他就在部落格上聲稱自己向來關心隱藏在表相底下事物的真相，例如民主制度——他甚至引用了邱吉爾對民主政治的保留：「（這是）最糟的政體形式，但其他所有的制度都已經試過。」薩拉馬戈續寫道：「有人或許會說，我們考慮我們能夠看得到的政府部分，已經超過了我們所需要見到的程度，我卻認爲這是一項錯誤的看法──因爲就在吾人所無法察覺的同時，我們每天都在爲此付出代價。」
《盲目》描述一種科學未知的突然病痛奪走了衆人的視力，他們被眼前的白茫所困，當局於是將這些失明的人集合在精神病院裡，由士兵看管，但內部秩序逐漸混亂，最後由兇惡者取得權力，威脅他人順從。圖爲2019年在德國上映的《盲目》舞臺劇。 圖／美聯社
其中，僅有眼科醫生太太是明眼人，爲了照顧丈夫，僞裝成盲，儘自己的力量協助他人…。 圖／美聯社
薩拉馬戈晚年的政治、文化評論，皆收在《謊言的年代》一書，這些是他在「最爲民主」的網路上的勤勤書寫，盡是他毫不留情的批判，除了政治，經濟，也會質疑那些「關於民主的東西」：「民主政治的權力，總必須要依照情形和環境來定義；這仰賴穩定的投票率，仰賴階級利益或意識型態之間擺盪，因此而能夠被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測量表，反映出一個社會當中，政治意志的變化。」但他認爲這變化並未如對選民承諾那般，帶來激烈變革，
諸如上述這類犀利卻抽象的政治論述與思考，薩拉馬戈早已在《投票記》這部虛構作品中，以寓言的形式，充分展演──這部小說完成於2004年，是《盲目》的續作，描述這座恢復視力的城市四年後再次迎來的「災難」與遭遇。《投票記》的原文書名Lucidez與《盲目》的原文書名Cegueira是「清明」與「失明」的對照，後者的敘事主題是落在失明的民衆身上，描摹其行爲與心態，前者則是以各階層的政府官員、公職人員爲主要視角，質疑「民主政治」的權力運作，細述體制參與者的心境與作爲。
圖爲2019年在葡萄牙的投票站。 圖／歐新社
故事從一個在豪大雨中舉行的首都市長選舉開啓——就在最初的兩個章節，薩拉馬戈就讓讀者與小說中的公職人員一起經歷了雲霄飛車般的劇烈起伏變化──先是投票人數稀落到選票鋪不滿票匭箱底，彷若形成嚴重政治挫敗，直至下午四點，選民忽然涌至投票所，方令政府如釋重負。這場選舉結果如下：有效票張數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右派政黨得票率百分之十三，中間派政黨是百分之九，左派政黨獲得百分之二點五，「廢票極少，沒有投票的也極少，其餘的超過總投票數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空白票。」
這即是作家所稱之「有機測量表」的反映。當代的民主制度，首先透過選舉投票來實踐──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人民作主──而《投票記》中的首都選民，既沒有放棄投票權，也沒有破壞選票，投出廢票，僅僅是誰都沒有選，以民主的方式反對「現行的民主」。
沒有革命，沒有流血，但人民的反對意志清楚展現。因此，即是投空白票本身合法，仍引起國家騷動，政府當機立斷地依據現行法律，於下週日再舉辦一次選舉，結果卻是重演並且加遽前次的趨勢：在百分之百的投票率下，沒有任何廢票，但有高達八成三的空白票。而這個數字，令總理語帶悲憤，揚言要「矯正錯誤」：
「對部分市民來說，這麼做是爲了保護自己不受虎視眈眈的恐怖威脅所侵害，對另一些無論是否懷有犯罪意圖的市民來說，則是爲了棄暗投明，脫離他們所不知被誰引入的罪惡深淵，否則便可能成爲政府即將宣告的緊急狀態下可預見的制裁所直接開鍘的對象…。」
這個宣示令不同黨派議論紛紛，支持度不一，而最大的反對聲音則是：「宣佈緊急狀態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尤其緊急狀態也不知要持續多久，何況人民所犯的唯一罪行就是行使他們的權利，這會兒又剝奪他們的權利，一點道理也沒。」
圖爲2009年，一位葡萄牙婦女投票。 圖／路透社
故事接下來的發展，即是這個由右派執政的政府，如何因應這項「人民合法行使權利」的政治危機──包含派出情治人員針對可疑份子進行調查、封城、政府各部門撤出首都，令市民自生自滅，又或是製造爆炸案試圖威嚇分裂人心，以及唆使無投空白票的民衆撤離首都等等。讀者可以看見在《盲目》中，政府實行的隔離阻絕方式，或成立委員會的提議，再次於《投票記》中出現。「眼不見爲淨」似是政府最佳解方，卻永遠忽略瞭解問題，甚至進一步反省自己。
《投票記》中的司法部長與文化部長是最爲遵守憲政秩序與民主的官員代表——但文化部長也因此自嘲編列的預算最低所做有限——尤其司法部長，始終秉持法治的精神，也是唯一一位點出問題的官員：「但我認爲百分之八十三的選民中，有極大部分都是我們或中間派政黨的支持者，這是我們目前還不願意坦白去公開承認的事，我們應該要自問，這些人爲什麼投空白票，這纔是問題的核心。」
而當中央部會決定要以叛亂爲理由逕行「封城」時，司法部長亦做此提醒：「市民在決定投下空白票時，只不過是在行使法律明文賦予的一種權利，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使用叛亂這個詞，依我看來，請原諒我貿然涉入一個我一竅不通的領域，但這不僅是語意學上的重大錯誤，從法律觀點來看，還是徹底地胡說八道。」
「權利並不是抽象的觀念。」國防部反駁司法部長：「有些人有資格獲得權利，有些人沒資格，這些人絕對是沒資格的，其餘都是空談。」
文化部長緊追着國防部長的矛盾：「權利不是抽象概念，縱使權利沒受到尊重，權利還是存在。」
這是政府高層的密門會議，你一言我一語緊咬着對方不放的攻防，包含總理與各層級公職人員的對話，佔了此部作品將近一半的篇幅。彷彿有個人坐在這個只有你知我知的交鋒現場，或者電話線上，不停地打字謄寫。沒有疏漏任何字句，包含「嗯」。
「眼不見爲淨」似是政府最佳解方，卻永遠忽略瞭解問題，甚至進一步反省自己。 圖／美聯社
需提醒的是，薩拉馬戈不給角色名字，只給身份，也不做引號，因此，閱讀《投票記》時，讀者可以看到作家的無引號敘事在各個人物中來回，視角先從投票所的公務員，拉到部長級高層，而後降至情治人員，再回到中央政府，再移至市長與部會首長之間…最後是負責調查的警察，以及政府高層。
選票不具名，是集體選擇的結果，但被選擇的政黨或政權，得要爲自己的施政作爲負責。然而，這無名無姓僅是職務稱號，或許就保留了一種人人都可以站在那個位子思考的中性，而在前述宛如丟接球的辯論視角切換之中，讀者可以明白所謂的「政府」並非一個加了定冠詞的全稱，也不具單一性，體制仍是由帶着各種政治思想與專業知識的「個人」所組成，而個人又會因其背景與立場，堅持自己的判斷與主張──如果有良知者，便也秉持其良知，例如市長又或者負責調查的偵查大隊長，還有文化部長與司法部長，便無法苟且附和，而選擇辭職。
然而，懷有良知者縱然不放棄良知與民主，但在體制中，會因其力量不如強勢者，而放棄了政治的位置，反之，強勢者的權力，並因此而增強，更失去制衡，而形成了「表面民主的政治體制的不民主。」
從某個角度說，投空白票亦是如此。即使選民以民主形式行無聲抗議，且高達八成三之多，也無法真正對「民主政治」、「民選政府」產生制衡，政府官員對這不可理解的結果，心懷恐懼；即便市民不因無政府而產生紛亂，不起衝突，遊行也安靜無聲，政府反而因此更是膽寒，故遂行鎮壓。
懷有良知者縱然不放棄良知與民主，但在體制中，會因其力量不如強勢者，而放棄了政治的位置，反之，強勢者的權力，並因此而增強，更失去制衡。 圖／美聯社
圖爲2009年在葡萄牙一處投票站的男性。 圖／美聯社
「白」在《投票記》初始，因爲「空白票」宛如「詛咒」，無人敢說出口，假裝「白」不存在，而這也呼應了《盲目》那無從解釋的「白症」，是令人眼前一片白，即使感覺到光透，仍目不見世。
但與《盲目》聚焦於失明者但政府與體制人員單薄沒有存在感不同，《投票記》中強化了體制人員的聲音面貌，而人民只是功能性出場，例如《盲目》的眼科醫生太太與他的夥伴──當政府官員找不出空白票原因，也無法令首都民衆屈服，決定歸咎於四年前的全國性失明事件，而眼科醫生太太揹負罪責的原因，則是「當年沒有瞎」。儘管她以一個明眼人的身份協助他人活下來，但衆人失明而她沒有，就是她的罪。
連偵查大隊長都清楚意識到這個因果關係缺乏邏輯，然急於「解決問題」的政府官員，也只能將荒謬合理化，將謊言內化爲真相。這些官員視力沒有任何不對，作爲卻十足的「瞎」。正如薩拉馬戈對《盲目》的說法：「盲目並非真的盲目，這是對理性的盲目。我們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沒有理性的行爲。」
而如果，《投票記》確實是《盲目》的續集，我們可以讀到四年前，政府因無法處理白盲問題，拋棄人民，任他們自生自滅，在這種情況下自我治理的人民，在四年後成爲主體性強，不需依賴指令或政府就能做決定的人（如司法部長所說，他們纔是視力清晰的人）。反倒是這個政府，仍然是個不追問原因，只會像割盲腸一樣，顧着將麻煩隔絕，甚至處理掉就好。
《投票記》的最後，某種程度地呼應了《盲目》，但結局卻沒有後者來得希望光明。書名帶着「看見」之意，但故事卻非如此。不過，比起《盲目》裡的醜惡失序，乃至軍人的服從與體制的單向性，《投票記》中呈現更多掙扎與辯論，例如總統所下的開槍指令，有軍人會出言質疑。諸如此類的理性清明，總能會讓讀者感到安慰。
民主政治並不只是由政府與公（選）民所構成，媒體作爲理想中的「第四權」自該有其功能與堅持。 圖／美聯社
儘管《投票記》爲虛構，並不意指特定國家或城市，卻可反應薩拉馬戈自身的政治體驗與意識，例如他花了一些篇幅描述情治人員的監控與心態，這或許也與他曾因左派思想受到特務騷擾的經驗有關，又因爲他曾於媒體任職，故也強化了新聞媒體在政治中的角色──民主政治並不只是由政府與公（選）民所構成，媒體作爲理想中的「第四權」自該有其功能與堅持。
然而，在《投票記》中，我們可以見到薩拉馬戈在每個事件發生時，都會描述媒體如何採訪報導下標，以及其心態是什麼，自也可以看到不顧新聞責任的媒體，如何表現，而設法生存的媒體，又如何在夾縫中尋求因應之道。比起《盲目》中，媒體因「失去新聞性」而快速退場，《投票記》中對於媒體的功能與棄守，有個更強的刻劃。如果你是對臺灣媒體表現不滿的閱聽衆，或許會跟我一樣，在薩拉馬戈刻劃的媒體情狀中，找到共鳴。
值得一提的是，《投票記》的鋪排與句子，宛如幾萬字深入的現場目擊報導。薩拉馬戈宛如一個積極跑新聞，苦守在投票所，認真在事件現場做紀錄，甚至進入密室會議（或者取得錄音檔？），取得第一手目擊證詞，最後透過調查特寫的方式，呈現這個「空白票」事件的完整過程。而繁體中文版翻譯彭玲嫺精妙生動且順暢，偶爾加入臺灣讀者熟知的名詞，讓閱讀《投票記》成爲一種享受。
最後，我仍想借用薩拉馬戈在部落格寫下的文字，作爲《投票記》這部小說的註腳：
他顯然認爲不是四年投一次票、投票選擇特定政黨，就能稱爲民主政治，《投票記》中的首都選民也是如此認爲的。
2022年4月25日，人們在葡萄牙里斯本紀念康乃馨革命48週年。 圖／歐新社
《投票記》
作者： 喬賽‧薩拉馬戈 （ Katherine Verdery）
譯者： 彭玲嫺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2/11/01
內容簡介：曾經發生過全國性失明症的國家，迎來複明四年後首次全國市長選舉，不料當日離奇大雨，民衆等到傍晚雨勢減緩才陸續出門投票，臨時延遲到凌晨才結束的選舉，竟開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空白票。政府評估是天候所致，決定隔週重新舉辦投票，沒想到第二次選舉結果竟然開出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空白票。政府斷定這起異常現象顯然是有人蓄意破壞，宣佈首都進入緊急狀態，隨即展開封城，並暗中派秘密警察混入羣衆監控人民。眼下對空白票束手無策的當局政府，此刻收到一封密函，揭露了四年前全國失明症疫情中，有一名女子其實看得見，於是政府將矛頭轉向這名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