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是民有民享的“人民經濟”，是黨的重要執政基礎

看一個企業的是否具有“人民性”，不應該單純看所有制性質，而應看它最終爲人民做出了多少貢獻，解決了多少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多數民營企業從事的都是有利於國計民生、民有民享的人民經濟，理應是社會主義經濟天然組成部分。善待民營企業，就是善待人民；善待民營企業，就是鞏固加強黨的執政基礎，任何反對削弱民營經濟的，都是違背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本文是“關於民營經濟的幾個關鍵理論問題的再認識”專題系列之二】

（一）討論民企姓社姓資越來越脫離現實

最近關於民企姓社姓資的討論又多起來，其實對於這個問題，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已經做了很好地回答，後來的“三個代表”思想以及江澤民在2001年的“七一講話”，進一步做了既符合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又切合社會實際的闡述。

但是最近這些年，一些人又在糾結於這個問題，其思考出發點，無非還是改革之初計劃派與市場派爭論時，闡述的那些邏輯：國有企業因爲生產資料的國有制，就是社會主義的，是先進的、沒有道德原罪的；民營企業因爲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的、有原罪的；國有企業就是自己人，黨的執政基礎；民營企業就不是自己人，不是黨的執政基礎，甚至一些人還認爲有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危險。

但是用這套邏輯解釋現實問題，很容易出現困境。以前高尚全老先生在世時，筆者經常聽到他舉早期國企改革的一個例子，某市最大的兩家電子儀表廠，一個是國有的、一個是民營的，民營的那一家納的稅比國有的還多，吸納的工人也多。尚且這家國企長期經營不善，一度下崗工人和退休職工經常到省會和北京上訪，造成民怨很大。怎麼到頭來怎麼那家國企比民企更具有政治先進性，更有利於社會主義制度穩定呢？！這種例子，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碰到。

再比如現在同一類企業，國企、民企工資基本一致的，都是在社會平均工資上下浮動。甚至全球500強中的國企的平均工資，大概率遠遠不如排行榜中的那些民企，但是爲什麼說拿同樣工資（甚至民企工資更高），民企就存在剝削，而國企就不存在剝削？

其實在蘇聯成立初期或新中國成立初期，那種公有私有之間存在的職工待遇、社會責任貢獻度明顯不同的局面，早已經不存在了。整個20世紀全球生產關係都發生了極其深刻變化，私有制企業已經不是以前的私有制企業，而是被社會主義大大馴化了；國企也不是經典教材中設想的那個模樣，吸收了諸多自由市場經濟的元素。所以， 僅僅站在生產資料所有制角度討論一個企業姓社姓資，越到後來，越成爲無意義的“形式論”思考範式。

（二）民營經濟具有鮮明民有民享特徵，是人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麼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給民營經濟定性呢？原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同志，早在2012年提出“民營經濟是人民經濟一部分的觀點”，很有借鑑意義。胡德平同志所講的“人民經濟”這個概念，絕對不是一些所謂的“左派經濟學家”所講的人民經濟（實質仍是國有計劃經濟），而是 從實際功能和貢獻考慮，將真正能夠做到民有、民享、民營，爲人民創造福利的經濟形態，定義爲“人民經濟”，其主要參照物則是早期資本主義剝削制經濟、服務於特殊階級的官有經濟。

從這個角度講，民營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當然少數企業存在不法經營的情況），無疑符合“人民經濟”的內涵，它的核心主旨就與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一致，它的“人民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民營經濟是最大限度解決就業問題，也就是最廣泛解決人的基本生存發展權的一種經濟形態。因爲就業是民生之基，離開就業談民生都是無本之木。在當今各種經濟形態中，只有民營經濟才能最大限度解決就業問題。現在很多人懷念計劃經濟時代，說那時候沒有失業，其實 國有經濟更適合大型集約化生產經營模式，註定無法完全解決整個社會的就業問題。到60年代以後，北京、上海這些地方失業率都很高，據估算，至少20%青年勞動力處於半失業狀態，北京就有40多萬待業青年，每2.7戶人家就有一個人失業，只好先是通過知青下鄉，後來是辦街道工廠的方式來解決。80年代，蘇聯東歐的實際失業率也都在10%左右。

只有民營經濟，尤其中小民營企業纔是就業的最大容載器。總體看，每創造佔全國1%的GDP，國有企業可以提供180萬個就業崗位，而民營經濟可以提供630萬個就業崗位。2020年，我國城鎮就業總量爲4.62億，其中民營企業貢獻了3.83億，佔83%，國有經濟貢獻了0.55億，佔12%；從最近十年的變化來講，全國總體就業崗位增加了1.16億，幾乎全部是民營企業所貢獻的，這期間國有企業就業崗位不增反而減少了953萬。

（1996年以來民企和國企就業崗位的此消彼長，數據來源：CEIC）

如果在更長遠歷史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增加了3.7億多城鎮就業崗位，有6億多人口進城，這些就業增量95%以上是民營經濟貢獻的。可以說沒有民企，中國就不可能這麼快實現城市化，此外，這3.7億勞動力就業問題的解決，還意味着他們告別極低收入的農業勞動，家庭的年收收入從過去的不足1萬，上升到6萬左右（按購買力計算）。所以，這又是一個提高社會整體生活水平的普惠性工程，這個歷史性貢獻有且只有民營經濟才能完成。

其次，民營經濟是讓普羅大衆可以最大限度分享財富的一種經濟形態。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表現在工資支出在企業營收佔比（一次分配）上，二是表現在稅收貢獻度（二次分配）上。

在過去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勞動者的絕大多數勞動成果都被轉化爲再生產資本（雖然多數是很低效的），勞動者本人能夠分享的部分並不多。比如，1978年北京全市每名產業工人每年可以創造16448元產值，但是每人工資年收入爲673元，即僅有4.1%的經濟生產收益可以讓勞動者享有；全國而言這個比例稍高，爲5.6%（644元/11130元）。

今天我們看一些國企的財務年報，除了少數金融和科技類企業能達到10%左右，多數仍舊維持在這個水平，比如中石化2020年營收入爲2.1萬億，薪酬福利支出爲860億，中國建築總營收1.61萬億，薪酬福利支出約520億；而民企的年工資支出一般可以達到總營收的15%左右，比如，騰訊2020年營收爲6421元，薪酬福利支出爲955億，華爲年營收8913億，薪酬支出1357億，比亞迪營收 2161億，薪酬支出298億，甚至個別行業可以達到30%左右。

當然，國企是全民所制性質，國企領導和職工只是替人民行使經營管理權，不能完全用市場化的分配標準去衡量；再者，國企因爲都是從事重資本型行業，難免工資支出比難免比較低。

不過，我國工資性總支出GDP佔比從1978年的10%（568億/ 5689億），上升到2020年的23.9%（29萬億/121萬億），主要歸功於民營經濟的發展是事實。所以說，民營經濟是最大限度提高了勞動者議價權，最大限跟勞動者分享財富收入的經濟形態。

民營企業爲社會貢獻稅收的能力同樣也優於國企。2021年，全國稅收爲18.87萬億，其中民企貢獻了11.24萬億，佔59.6%，國企貢獻了4.65萬億貢獻了24.7%，外企貢獻了2.97萬億，佔比爲15.7%。並且民企的比重越來越高，近十年提高了10個百分點，而國企下降了6個百分點。

不僅民企爲國家貢獻的稅收總量多， 在單位資產和營收對稅收的貢獻上看，民企的貢獻也是更大。根據全國工商聯原政研室主任陳永傑的研究，民企每100元固定資產可以貢獻1.8元稅收，而國企只能貢獻1.1元稅收，民企的單位資產創造稅效率是國企的1.63倍。

在營收的納稅貢獻率上看，近年國企納稅總額與營收入比在7%上下浮動（2022年爲5.9萬億比82萬億），雖然經濟統計中，缺乏全國民企總營收的統計，但是從分省情況看，民營經濟創造的增加值約10-15%貢獻給了稅收。比如， 江蘇省2021年民營經濟增加值爲6.78萬億，而民企納稅總額爲9881億，納稅比約爲14%；河北省民營經濟增加值2.67萬億，民企納稅總額3603億，納稅比約爲13%。

從具體企業比照來看，情況也大致如此。根據國企財報的披露，其納稅額與總營收之比大致在4-8%之間浮動，比如，中國建築16150億，納稅額658億；中國建行營收額11457億，納稅額886億；中國移動營業額7715億，納稅額353億，中國中車營業收入2276，納稅額122億。同比民企多在10—15%之間，2020年華爲的營收爲8913億，納稅完成額達到903億；阿里巴巴6442億，納稅額507億；萬科4191億，納稅額867億。

（2023年度民企納稅20強，由於一些民企納稅大戶，比如華爲等，沒有參與排名，加上一些公司拆解，因此，本榜單吉利集團暫居第一）

從以上民企和國企數據綜合起來看，最終民企營業收入約有25%—30%通過以工資、稅收等方式，讓社會分享，而國企僅在15-20%左右。當然某些特定領域國企（如菸草行業、石化行業）稅收貢獻率也很高，各類國企承擔了很多隱性社會責任，繳納了很多隱性稅金，國企毫無疑問是人民經濟重要部分，很多方面很難能通過具體數字來衡量比較。

但是民企在很少享有國有自然資源、金融資源，發展基礎條件更薄弱條件下，爲社會分享的直接間接收益至少總體不輸於國企，這說明它的“人民性”色彩，並沒有因爲所有制問題褪色，對人民實際貢獻效用是不低於社會所有企業平均水平的。

最後，民營經濟最全面、最高效率、最高質量爲人民提供生活服務的經濟形態。國有經濟在提供水、電、交通、能源、通訊等基本生活服務方面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國企行政化的體制註定了無法爲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全方位、及時、高質量的服務。比如過去的供銷社，並不能爲老百姓提供齊全的生活必需品，並且服務態度不好，反而日後的個體小店超市解決了這個問題；過去的郵政系統和鐵路物資系統效率都很慢，一個省內包裹就得好幾天，反而是民營的快遞物流解決了這些問題。

新世紀興起的民營科技企業，更是爲人民提供日新月異、物美價廉的服務。創維、美的、小米、VIVO等企業的興起，使得老百姓完全實現了家電和電子產品自由；淘寶等電商的興起，讓老百姓隨時能買到性價比最高的東西；QQ、微信、電子支付的發明，實現了百姓生活便利程度的根本性革命，這些帶來的居民日常生活革命性變化都是其他形態企業無法做的到的。

以上諸多繁瑣的數據和陳述，無非是說明了民營經濟，的的確確是老百姓可以從中獲得實實在在優惠的一種經濟形態。 那些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個人收入高，社會福利健全，貧富差距也小，而那些民營經濟落後的地方，個人收入低，社會福利貧乏，貧富差距也大。

拿浙江和河南兩省對比，大家往往覺得這兩個省經濟實力差距很大，但是其實二者GDP差異並不大。那爲何在觀感上、發展質量上，有這麼大的差距呢？歸根到底還是民營經濟是否發達的問題。浙江省由於民企發達，社會收入普遍高，人均工資額是河南兩倍以上，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20萬以上的家庭佔比達到30%以上，而河南不足5%。2020年浙江民企爲財政納稅總額爲8685億，本省人均公共財政支出突破1.57萬元；而河南民企納稅額僅爲2959億，即便是在獲得中央財政轉移支付5161億的基礎上，該省人均公共財政支出才達到1.05萬元，不足浙江的70%。

另一方面 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減少了尋租腐敗空間，促進了公平。我們發現，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政府服務意識越強，基尼係數也越低。以2020年各省基尼係數爲例，如果以全國0.426基準線劃分的話，高於這個線的地區，無一例外都是貴州、雲南、陝西、甘肅等民營經濟不發達的省份，總體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基尼係數整體爲0.352，而西部落後地區達0.458。

（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人民生活水平越高，社會越公平正義，人民對於經濟發展的獲得感越強烈，這是不爭的事實）

以上再次說明， 看一個企業的是否具有“人民性”，不應該單純看所有制性質，而應看最終爲人民做出了多少貢獻，解決了多少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多數民營企業從事的都是有利於國計民生、民有民享的人民經濟，而不是某個階級私享私有、損害人民的掠奪經濟，理應是社會主義經濟天然組成部分。

（三）民營經濟是黨的重要執政基礎

政治學界經常討論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問題，雖然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在領導人民謀求翻身，國家爭取獨立過程中，社會的普遍自主選擇。但是作爲一個長期執政的整黨，必然也面臨實質的執政合法性考驗。

那麼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來源於哪裡？筆者認爲除了西方政黨所要解決的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問題之外，作爲一個全能型政黨，更重要是解決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從全球社會主義實踐看確實如此，社會主義執政黨的歷史合法性，並不能用來兌付現實的合法性。東歐和蘇聯共產黨普遍因爲沒有解決人的生存和發展這個基本問題，而最終丟失了政權。

那麼我們黨如何基本圓滿解決這個問題，獲得長期執政地位的呢？歷史角度看，發展民營經濟無非是最主要的依靠。

從直接角度講，上述部分所羅列的數據，無疑表明：民營經濟不斷髮展壯大，解決了我國新增人口的就業問題，解決了人民提升收入要求的問題，解決了人民對於生活、發展要求更細膩更高質量的問題。 此外，以民營經濟爲基礎的市場計劃體制，讓社會更公平、更具有流動性，這對於滿足人的發展需求也非常重要。這方面如果單靠發展國有經濟是無法解決的，我國國有經濟發展到1990年代中期，容納就業達到1.11億，就已經到了天花板，之後普遍面臨低效破產的問題，東歐和蘇聯的計劃經濟也遇到類似天花板。

間接層面來講，民營經濟貢獻的源源不斷的稅收 （僅2012至2021年之間就創造了至少81萬億稅收，約佔全國稅收六成），支撐起國有經濟改革（包括整個國企改革中，民營企業共承接了約6000萬國企裁撤人員，約佔國企員工的一半），促進了國有資產壯大 （那些國資增長最快的地方，基本都是依賴民營經濟貢獻的充沛稅收，去注資國企，比如深圳、廣州、寧波、杭州等；民營經濟落後的地方，國資增長基本停滯，比如東北三省）；支撐起政府公共服務越來越完善，黨和政府社會治理能力越來越強大；不僅支撐起日益增加的國防經費支出，民用信息技術和製造能力提高，也大大促進軍事裝備信息化、智能化、精端化。

所以，民營經濟全方面促成了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是中國模式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支撐，試想如果沒有民營經濟爲黨和政府分憂，我們黨和政府面臨的社會責任會多麼重 （當然民營經濟發展也離不開黨創造的良好社會環境，制度性支持，離不開國企在基礎投資領域的堅實保障）！

善待民營企業，就是善待人民；善待民營企業，就是鞏固加強黨的執政基礎，任何反對削弱民營經濟的，都是違揹人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