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的德國、故事與政治（下）：犬儒化的「危機總理」？
梅克爾無疑是兩德統一後，全球政壇最具影響力的旗幟型領袖，但在一波又一波的危機之中，梅克爾的「戰略高度」究竟又爲德國與世界帶來怎樣的改變？圖爲2007年在德國舉辦的G8領袖高峰會（當時俄國還沒有入侵克里米亞半島而遭除名變G7）。圖中的梅克爾與英國首相布萊爾、法國總統薩科奇、俄國總統普丁、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被梅克爾擋住）與美國總統小布希。 圖／美聯社
我們不能忘記，梅克爾執政之所以能產生類似「安樂死」的副作用，前提是她的危機處理能力極強：這16年來，媽咪大抵上確實都把德國人照顧得好好的——特別是在這危機空前頻繁、一波比一波更嚴重、令人震撼崩潰的16年。
▌前情提要：〈梅克爾的德國、故事與政治（中）：讓選民放棄思考「不對稱反動員」戰術？〉
▌前情提要：〈梅克爾的德國、故事與政治（中）：讓選民放棄思考「不對稱反動員」戰術？〉
梅克爾將來的歷史定位很可能就是「危機總理」（die Krisenkanzlerin）。其遭遇的每一場危機都是棘手的跨國危機：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難民危機、右翼民粹潮、英國脫歐、氣候危機、COVID-19疫情危機，乃至於以俄、中兩個威權國家爲首的地緣政治威脅。這些危機的效應又彼此交互層疊，終而彙集成對歐盟整合與西方民主自由價值的系統性挑戰。
聯邦德國這位「危機總理」的危機處置大體皆中規中矩，能迅速拉出停損線、避免局勢惡化失控。在她的執政下，德國經濟與失業率的表現都達到過去30年來的最佳狀態；而比起其它國家，德國受到難民、民粹、疫情等危機的衝擊也相對輕微許多，整體而言是被他國所稱羨的對象。
只是，梅克爾一貫在細節上務實、精於談判，但缺乏整體的大戰略，面對大型跨國危機時，其政治風格的缺陷也就更加突顯：
「她就像一位技術老練但被動的程式除錯員，能不厭其煩地接下任務、修復層出不窮的bug（甚至有點樂在其中）...」圖爲201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辦的G7領高峰會，梅克爾與川普的高張力對話場面，此一照片後來衍生成美國不滿的國際政治風波，但也是梅克爾政治生涯的代表名照。 圖／美聯社
「...但梅克爾並不會考慮整個改寫程式的架構。危機在她的手上雖不致惡化，但也都只能治標而無法治本。」梅克爾一貫在細節上務實、精於談判，但缺乏整體的大戰略，面對大型跨國危機時，其政治風格的缺陷也就更加突顯。圖爲梅克爾訪問法國總統馬克宏。 圖／歐新社
也正因如此，儘管梅克爾在遭遇某些危機之初亦不無理想的擘劃，但在處置問題的過程中卻往往又妥協轉彎、虎頭蛇尾，最後僅安於對現狀的維持。套用一句她爲自己做的辯解：「政治是做可行的事。」（Politik ist das, was möglich ist.）而批評者則將之稱作「鎮靜劑的政治」（Politik als Sedativum）。
危機總理鎮靜劑政治的起點，是2008年9月從華爾街開始爆發的「次貸風暴」。當銀行倒閉的骨牌效應進入德國境內，首先波及到許珀不動產銀行（HRE）時，梅克爾即迅速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達成協議，由後者與聯邦政府共同出資救市，並且提出4,800億的紓困計劃，公開向恐慌的民衆擔保：你們的儲蓄絕對不會出問題。
隨後又以退場補貼等一系列精準政策，成功復甦經濟，從而避免了其它西方國家遭遇到的倒閉失業潮。專業而精準的危機處置，爲梅克爾贏得了「危機管理人」（Krisenmanagerin）的名聲，於2009年大選順利連任。但其親資方的技術官僚性格、以及不願革新系統癥結的態度，儘管能暫時安撫民衆，但仍自此埋下了往後民粹質疑菁英建制的不滿種子。
此外，這場危機也讓梅克爾更加確認，其上臺之初所秉持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立場已不可行，從而更徹底往社民黨擴大社會福利的路線靠攏。此時梅克爾已拋開社民黨，與新自由主義路線、親資方的自民黨（FDP）合組第二屆內閣（2009~2013）。然而她卻沒有遵守組閣合約實施相關方向的改革，依然回頭與社民黨密切合作。這讓自民黨深感上了梅克爾的當，只是被她當作跨越過半門檻以便組閣的工具人。
應對金融海嘯的應變處理，雖然讓德國免於嚴重經濟危機，但卻也種下日後不安的政治因子。圖爲2017年漢堡G20的場外示威「1000 Gestalten」（千人形），以行動藝術是在呼籲大衆不要對政治冷感，有如待宰羔羊，被動等待掌權者帶來改變，也同時是對資本主義的無聲抗議，「最終能拯救我們的不是戶頭裡的錢，而是他人的伸手幫助。」 圖／歐新社
親資方的技術官僚性格、以及不願革新系統癥結的態度，儘管能暫時安撫民衆，但仍自此埋下了往後民粹質疑菁英建制的不滿種子。圖爲2017年G20在漢堡的街頭衝突。 圖／路透社
當年G20在漢堡爆發了極爲嚴重的場外衝突，當局指控者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反資本主義暴動，但德國警察的強力鎮壓與暴力掃蕩，卻也引發了強烈的街頭反彈。 圖／路透社
次貸風暴的骨牌效應繼而引發了2010年的歐債危機，最後演變成2015年針對希臘是否退出歐元區（即所謂「Grexit」）的爭論，讓歐盟暴露在空前的整合危機中。
面對這場歐盟的危機，梅克爾原先確實抱有某種大戰略的方向：德國的未來依賴於歐盟的未來，而歐元亡則歐盟亡；歐盟應該以歐元危機爲轉機，藉此優化南歐及東歐後段班成員國的經濟體質，並且進一步深化整合，自立於美、中兩強之外，成爲國際舞臺上的第三勢力。
爲此她「別無選擇」（alternativlos），必須一方面迫使希臘貫徹財政撙節、提升其競爭力，另一方面又與其堅持Grexit的財政部長、同時也是其前老闆與提拔者的蕭伯樂力抗，盡全力將希臘留在歐元區。
梅克爾在這場極其艱難且內外不討好的多方談判中，展現了優秀的協商能力，但同時也再度陷入細節的泥淖，其原本歐盟大戰略的理念，很快又褪色成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批判的「鎮靜劑式的瞎忙活」（tranquilistisches Herumwursteln）。
總括來看，在梅克爾的主導下，歐盟整合的進程實質上是擱淺的，她終究缺乏像法國總統馬克宏那種強勢主導歐盟改革的熱情（儘管其動機也是出於法國自身的國家利益）。直到COVID-19疫情爆發後，梅克爾迫於時勢才而轉趨積極，乃促成「次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之財政整合的紓困振興計劃、並與中國完成「歐中全面投資協定」（CAI）的談判，此爲後話。
梅克爾在這場極其艱難且內外不討好的多方談判中，展現了優秀的協商能力，但同時也再度陷入細節的泥淖，其原本歐盟大戰略的理念，很快又褪色成哈伯馬斯所批判的「鎮靜劑式的瞎忙活」。圖爲2012年11月，在內外夾攻下，梅克爾終於說服德國國會同意希臘紓困計劃。 圖／路透社
就梅克爾的立場而言，威壓希臘同意歐盟紓困改革方案，是各方妥協的唯一出路。但對於希臘本國民衆而言，當年的梅克爾卻猶如地獄劊子手，圖爲2012年紓困計劃過關之前，希臘國會外的抗爭民衆，高舉着「希臘被逼着飲鴆止渴」的標語，抗議梅克爾主導的撙節計劃會害慘許多底層百姓。 圖／美聯社
在面對另一個棘手的國際問題——氣候危機時，梅克爾也同樣展現了先抱理想後棄守的姿態：
她先是在2007年以「氣候總理」（die Klimakanzlerin）的高調姿態贏得衆聲喝采，並積極在歐盟與G8峰會上推動減排目標。然而在次年遭遇金融危機後，梅克爾對氣候政策的態度就轉爲消極推託，不願冒政治風險去要求企業與民衆做出改變。氣候政策具體措施的制訂不但長期被擱置，梅克爾甚至還接受汽車產業的遊說，爲其量身調降排放標準。毫不意外地，最後也沒有達成其所設定之2020年減排40%的目標。
2020年8月，梅克爾接見「氣候大罷課運動」（Fridays for Future）的童貝里（Greta Thunberg）等領袖。對於後者攝氏1.5度的氣候目標，梅克爾僅冷淡迴應：那並不實際。當年的氣候總理，歷經衆多危機後，此時已近犬儒。
相較於對氣候問題的冷處理，梅克爾面對2015年的難民危機，則難得地展現了其個人的熱情，但這卻也成爲她從權力高峰開始往下墜的轉折點。
早在2014年，大量難民可能進入歐洲的端倪已現，然而梅克爾政府對此並沒有多做準備。隔年9月初，就在梅克爾正焦頭爛額地協調Grexit的危機時，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突然開放匈奧邊境，讓境內大批難民穿過奧地利、涌進德國。
梅克爾被迫要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即刻做出重大抉擇：是要強硬地封鎖邊境、但必然造成人道災難且使德國陷入國際責難，抑或要貫徹人道開放邊境、但概括承受社會衝擊以及對其個人的政治後果？梅克爾沒有猶豫太久，即選擇了後者。這樣的抉擇既是出於其對人道底線的堅持、也同樣是出於冷靜的計算。
梅克爾接見「氣候大罷課運動」的童貝里時，曾對童貝里攝氏1.5度的氣候目標冷淡迴應：「那並不實際。」圖爲兩人早在2019年聯合國大會前的紐約一會。 圖／路透社
執政之初，梅克爾也曾自詡爲「氣候總理」，但多年的現實政治與利益妥協下，最後卻缺乏決定性的決策成果。圖爲2021年夏季，德國西部遭遇極端洪災後的梅克爾勘災。 圖／法新社
梅克爾面對2015年的難民危機，則難得地展現了其個人的熱情，但這卻也成爲她從權力高峰開始往下墜的轉折點。圖爲2015年歐陸難民危機高峰時，從海路意欲登陸歐洲的阿富汗難民。 圖／路透社
然而這原先只被視爲緊急例外的個案決定，在此後半年間被迫成爲常態，結果讓數十萬難民從各地涌入德國。德國的移難民處置系統就此過載癱瘓，而2015到2016年跨年大規模性侵事件、以及各地零星的失序犯罪事件，則引發一連串社會恐慌。極右民粹藉機煽動羣衆、散佈假新聞，支持與反對收容難民的兩造羣體彼此攻訐、嚴重撕裂，也讓德國正式陷入所謂「後事實時代」。
梅克爾原本寄望推動歐洲共同解決方案，協調歐盟各成員國分散接收難民，但卻陷入被各國孤立等着看好戲的窘境。她隨即轉向，和與其素有齟齬的土耳其威權統治者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妥協，達成頗具爭議、被批「爲德不卒」的《歐土難民協議》，讓主要來自敘利亞的難民被阻留在土耳其境內。
儘管在半年內解除了難民潮失序涌入德國的危機，但隔年2017的大選，梅克爾的基民盟依然毫不意外地慘跌到近64年來最難看的得票率（被她綁在同一輛戰車上的社民黨更是遭逢戰後最糟結果，只能寫個慘字）。
在選後歷經170日艱困的組閣難產期後，梅克爾緊接着在2018年6月又因難民遣返問題，突然遭遇姊妹黨基社盟黨魁錫霍佛（Horst Seehofer）所發動的權鬥逆襲；結果兩敗俱傷，而梅克爾也再度妥協，實質上接受了後者對接收難民名額設限的主張。該年12月，梅克爾黯然辭去已任18年的黨魁，斷尾求生以保其總理之位。
自此，這位總理已近跛腳，基民盟內部則提早開啓後梅克爾時代的繼任者之爭。往後一年半，梅克爾在公衆視野中皆低調退居第二線。
圖爲梅克爾與一名入境德國申請庇護的難民合照。原先只被視爲緊急例外的個案決定，在此後半年間被迫成爲常態，結果讓數十萬難民從各地涌入德國。德國的移難民處置系統就此過載癱瘓，引發一連串不可收拾超展開政治衝擊。 圖／路透社
梅克爾原本寄望推動歐洲共同解決方案，協調歐盟各成員國分散接收難民，但卻陷入被各國孤立等着看好戲的窘境。圖爲難民危機高峰時，搶灘希臘上岸的敘利亞難民一家。 圖／路透社
儘管在半年內解除了難民潮失序涌入德國的危機，但隔年2017的大選，梅克爾的基民盟依然毫不意外地慘跌到近64年來最難看的得票率。圖爲在巴爾幹半島邊境上，被馬其頓軍隊趕回國境外的敘利亞難民兄妹。 圖／路透社
圖爲2012年歐洲盃足球賽八強戰，德國隊以4：2擊敗希臘隊。親自到場觀戰且罕見十分激動的梅克爾，賽後也到德國隊更衣室慰勞衆將，並特別向是役全場最佳球員（MoM）——厄齊爾（Mesut Ozil）——握手致意。不過當屆大賽，德國最終四強出局，後來成爲德國10號王牌的厄齊爾，也因爲自己土耳其裔背景所牽動一連串的政治爭議風暴，在與德國社會己乎翻臉的撕裂狀態下，於2018世界盃後永久退出德國隊。 圖／路透社
根據長年採訪梅克爾的《南德日報》柏林分部主任弗立德（Nico Fried）的見解，梅克爾早在2016、17年間就已萌生退意——鑑於川普和普丁對西方秩序的嚴重挑戰，梅克爾必須考慮自己能不能撐得下去。
我們不一定要認同這個推測，不過這的確能側面反映出梅克爾對國際秩序的根本信念：對民主多邊協商的堅持、乃至於對破壞此一秩序之川普與普丁的厭惡。
歷經2008到2015年間一連串重大危機的連番轟炸，全球化時代西方民主秩序所產生的自我懷疑，既從內部召喚出了歐洲民粹與美國川普主義，也從外部招引來了俄羅斯與中國見縫插針、更加侵略性的進逼。這也是梅克爾無法迴避、但卻處理得最爲曖昧的棘手危機。
根據《明鏡週刊》的回顧評論，執政前期的梅克爾確實秉持在國際上貫徹西方民主秩序的理念，諸如在2006年干涉普丁暗殺政治反對者一案、在2007年接見達賴喇嘛等。但其對民主協商方式的堅持，以及其和平主義、避用軍事權謀的立場，終究讓她的理念在地緣政治的舞臺上難以開展。這個問題特別在她就烏克蘭停火協議與普丁交鋒的過程中，顯露無遺。
到了執政中後期，一如她在其它危機中的表現，梅克爾開始從原先國際舞臺上民主、自由、人權的維護者，退縮回德國國家福祉的看護者、被論者諷刺爲「德意志蘭股份公司」（Deutschland AG）之CEO的角色。
圖爲2007年，梅克爾在德國迎接達賴喇嘛，並收下達賴贈與、象徵祝福敬意的哈達。 圖／歐新社
圖爲2014年，梅克爾在德國迎接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除了收下投資訂單之外，梅克爾也贈與習近平一件柏林籃球隊的「近平習」10號球衣。 圖／路透社
伴隨着這種轉變，西方民主與人權的價值也從檯面上的堅持與介入，退爲「後臺外交」中的軟性呼籲。而梅克爾關於國際民主多邊秩序之堅持，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其重點逐漸從理想的「民主」轉移到了務實的「多邊協商」。
也因此，梅克爾並不忌諱對土耳其總統厄多安進行妥協、也始終對匈牙利奧班的態度曖昧，而在面對中國侵害新疆人權、破壞香港民主時，其態度之軟更是衆所周知。相較於口稱維護國際多邊協商的習近平，梅克爾毋寧對任性又不可理喻的川普、以及陰險反覆的普丁更加反感。
務實協商而只專注技術性問題、缺乏價值策略、地緣政治姿態低調的國際公道婆風格，雖然能精於協調，但卻扮演不好權力玩家的角色、也經常回避了國際政治責任——在每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SC）上，都不乏有西方盟友要求德國要負起更多責任。
綜觀梅克爾主政下的德國與歐盟，在面對西方民主秩序的危機時，只能吃力地追趕正在成爲歷史的現狀，而難以有所突破。
就在梅克爾準備淡然謝幕、低調爲總理生涯的最後一年半做收尾時，這位危機總理要面對的最終BOSS登場了——
COVID-19
就在梅克爾準備淡然謝幕、低調爲總理生涯的最後一年半做收尾時，這位危機總理要面對的最終Boss登場了——COVID-19。 圖／路透社
COVID-19大流行作爲聯邦德國有史以來的最大危機，衝擊的力道與層面皆超出金融、歐債、難民潮等危機，梅克爾則被迫以低谷期的權力狀態去迴應這場空前的挑戰。
因而在疫情爆發之初，梅克爾放手讓基民盟的青年政治新星、健康部長史潘（Jens Spahn）來主持局面，自己則退居二線，栽培後進的意味濃厚。時論稱史潘爲梅克爾的「危機管理人」——在12年前，這個稱號是給梅克爾本人的。
史潘初期反應過慢、準備不足，但隨後能勉強亡羊補牢；2020年秋，第二波疫情來臨前後，梅克爾終於再度跳上第一線，積極出面呼籲國民、並盡全力協調聯邦與地方。儘管曾遭遇醫療系統瀕臨崩潰、防疫措施混亂、疫苗施打起步過晚、紓困政策不合期待等等陣痛，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疫情、穩住了經濟，讓情況不至於像其它西方國家那樣嚴重，甚至有一段時期還被視爲歐美防疫的模範生。
這樣的防疫成績也讓梅克爾的政治聲望從谷底反彈回高峰，危機總理終究再次因爲將緊急危機處理得當，而能全始全終地向國民謝幕。
但對她而言，這也確實是盡全力的最後一次了——權力跛腳的梅克爾在協調防疫的過程中，多次流露出不符合其長年人設的憤怒、激動與無力感：
「還我自由，不要口罩！」儘管梅克爾極力懇求德國民衆配合防疫，但隨着民心警戒心的放緩，各種反疫苗、反口罩的抗爭者，仍極不配合任合防疫對策。 圖／歐新社
16年的危機總理最終並沒有被危機擊倒，她只是準備要休息了。
今年7月22日，梅克爾在最後一次夏季記者會被問到喜不喜歡被稱作「危機總理」時，反射性地微微皺眉搖頭，把所經歷的跨國危機都細數一遍，結論道：「沒危機的生活當然比較輕鬆，但危機來了就必須解決，」然後吃了一顆螺絲：
「這是我們政......政治家的任務。」
她靠着「非權謀的權謀」打遍對手，以「去政治的政治」橫掃政壇，透過極其彈性擅轉彎的務實主義，讓自己從標舉冒險的改革者轉型成開鎮靜劑的民主媽咪，帶着德國人穩健走過、但卻也從未真正走出這16年的危機。梅克爾幾乎爲德國社會帶來了一場新的「畢德邁雅」式（Biedermeier，指順從保守、自顧享樂、不思改變）的夢，留下了依然待解的現實，但也爲繼任者留下了極高的對照標準。
也是在7月那場「告別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她在卸任之後會想念什麼，梅克爾以一貫新教式的冷靜、面無表情地答道：「人們多半隻會在不再擁有後，纔會去想念——所以這題以後再答吧。」邊說就邊露出了笑容。
在各種意義上，世人以後也必然會想念梅克爾的。
在各種意義上，世人以後也必然會想念梅克爾的。圖爲2005年上任之初，一名國會員工把梅克爾的肖像擺上與衆前輩總理們並列。 圖／歐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