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經濟學家：世界經濟面臨新“三難困境”

參考消息網9月13日報道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9月9日刊登題爲《世界經濟面臨新三難困境》的文章，作者爲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國際經濟協會主席丹尼·羅德里克，內容編譯如下：

我於2000年寫過一篇前瞻性文章，題爲《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困境》。我的主張是，先進的全球化形式、民族國家和大衆政治不可能共存。社會最終將在三者中(最多)選擇兩者。

我認爲，長期來看，最後讓位的將是民族國家。但並非沒有鬥爭。短期內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景是，各國政府將尋求重申國家主權，以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分配和治理挑戰。

出乎我意料的是，三難困境被證明更爲普遍。我的《全球化悖論》一書在2010年出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三難困境”概念已成爲理解對超級全球化、英國退出歐盟、極右翼崛起等問題抵制性反應的一種有效方法。

最近，我在時刻思考又一個三難困境。那就是：也許不能同時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壯大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和減少全球貧困這三個目標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根據目前的政策軌跡，這其中任意兩個目標的結合似乎都要以犧牲第三個目標爲代價。

戰後最初的幾十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都強調經濟增長和國內社會穩定。發達經濟體建立了廣泛的福利國家，同時在分配和社會後果可控的前提下也逐步向貧窮國家的出口開放市場。結果是，富國實現包容性增長，那些奉行正確政策的發展中國家貧困大幅減少。

儘管這一戰略取得了成功，但它迴避了氣候變化風險。隨着時間的推移，由化石燃料推動的經濟增長後果越來越難以忽視。

發達經濟體戰後凱恩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紅利因我最初提出的三難困境所產生的內部矛盾而進一步被消耗。隨着超級全球化取代之前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模式，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市場受到更大破壞，中產階級和民主本身被削弱。這兩點都對新戰略提出了需求。

在美國，拜登政府對這些新現實進行了正面應對。拜登政府推動對可再生能源和綠色產業大量投資，用以應對氣候變化。通過提升勞工的談判能力、恢復製造業、在受外國產品衝擊嚴重的地區創造就業來刻意恢復中產階級。

但美國的綠色補貼促使人們優先使用國內商品，避開進口商品。歐盟的碳定價機制將很快要求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支付額外關稅。窮國政府認爲，這些措施將破壞它們複製東亞國家以出口爲導向的工業化努力。

我們可以再試想一下將關注窮國和氣候作爲另一種政策組合。這需要將大量資源(金融的和技術的)從北方向南方轉移，以確保窮國獲得在氣候適應和緩解方面所必需的投資。

還需要大幅增加北方市場對來自南方窮國的商品、服務和勞動力的准入，以增強窮國工人的經濟機會。這種政策配置在道義上具有吸引力。

但在這裡，三難困境也同樣露出了它的醜惡面目。這種政策組合與壯大發達經濟體中產階級這一重要目標背道而馳。這將使沒有大學或專業學位的工人面臨更大競爭，導致他們的工資下降。

幸運的是，現實中這些衝突並非如此嚴重。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和窮國的決策者都需要明白，未來大部分好的中產階級工作崗位必須來自服務業，而不是製造業。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減貧將主要由服務業創造更多生產性崗位來推動。

吸納勞動力的行業如護理、零售、教育和其他個人服務等，絕大部分是非貿易性的。促進它們的發展並不會像製造業那樣帶來貿易緊張。這意味着重塑富裕經濟體中產階級與促進窮國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嚴重。

同樣，如果沒有發展中國家的大力合作，幾乎不可能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雖然美國和歐洲的排放量一直在下降，但發展中國家的排放量仍在上升，在某些國家是迅速上升。因此，推行讓窮國視爲本國增長戰略一部分、而不單純是成本的綠色轉型政策，符合富國自身的利益。

氣候變化是一個關乎人類生存的威脅。一個龐大而穩定的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而減少全球貧困是道義上的需要。放棄這三個目標中的任何一個都引人擔憂。然而，我們目前的政策框架不明顯地、但強有力地構建了一個似乎難以克服的三難困境。（編譯/林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