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 ：美國上流階層

查爾斯·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8.28-1962.3.20），美國社會學家，文化批判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求學於威斯康星大學，廣涉社會與政治理論，兼修史學和人類學，25歲獲博士學位。50年代初以《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舉成名，並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他在知識社會學和美國社會階層研究領域都有傑出的成績，著有《白領：美國中產階級》《權力精英》《社會學的想象力》等。

普通人的權力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甚至於在工作、家庭和鄰里空間內，他們也似乎常常被他們既不能理解又無法駕馭的力量所驅使。“鉅變”雖然在他們的控制之外，但卻足以影響他們的言行舉止。現代社會的基準體系限制人們不是從自身而是從各個層面去設計人生。現在這些變化壓迫着大衆社會的男男女女，於是他們感到自己在一個毫無權力的時代茫然失措。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個意義上的普通人。隨着信息和權力手段的集中，有些人在美國社會佔據了可以高高在上往下蔑視的位置，也就是說，他們的決策可能影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他們並非由他們的工作所塑造；他們讓成千上萬的他人就業和失業；他們不受一般家庭責任的束縛，他們甚至可以逃避責任。他們可能住在酒店和豪宅，但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社羣。他們幾乎不必“滿足日常需求”，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們甚至還創造了這些需求，並且迫使他人滿足需求。不管他們是否承認他們的權力，他們的技能和政治經驗遠遠超過普通大衆。他們是伯克哈特所說的“大人物”。大多數美國人形容他們的精英時可能會說：“他們與我們迥然不同”。

權力精英由這樣一些人組成——他們的地位可以使他們超越普通人所處的普通環境；他們的地位可以使他們做出具有重要後果的決定。相對於他們所佔據的關鍵位置而言，他們是否做出如此決定並不重要。行動未果，或決策失敗，其行爲本身就比作出決策更具影響力。因爲他們主宰了現代社會的主要等級制度和組織結構。他們支配着大公司，操縱着國家機器並擁有各種特權，掌握軍權，佔據着社會結構的戰略要津，所有這一切集中了他們所享有的權力、財富和聲望的各種有效手段。

《權力精英》1956年版書影。

權力精英並非千篇一律的統治者。顧問和幕僚，發言人與意見領袖，常常是權力精英中更高層次構想與決策的領航人。緊挨着精英之下的是權力中層的職業政治家們，他們存在於議會、壓力羣體，以及地方政府的新舊上流階層中。我們將以奇特的方式揭示那些混跡於權力中層的社會名流們，他們靠不停地炫耀而生存，然而在圈內卻從未能炫耀夠。即便這些社會名流不處於任何主流階層的首腦位置，他們也常常有權分散公衆的注意力，或蠱惑民心，或更直接地爲掌權者出謀劃策。社會名流和幕僚多多少少算得上是獨立的，如道德批評家和專業人士、上帝代言人以及大衆情感的創造者等，都屬於正在上演的精英劇中舞臺佈景的一部分，只不過劇本本身是圍繞着等級制度的主角們上演的。

一

精英的性質和權力的真實情況，並不是當事人知道但不願透露的某種秘密。這些人對自己在事件和決策的因果關聯中所充當的角色有着各種各樣的理論。他們常常對自己的角色不那麼確定，甚至於常常允許自己的憂慮和期待能影響他們對自身權力的評價。不管他們的實際權力有多大，相對於其他人在使用權力時的執着認真而言，他們更傾向於忽視它。不僅如此，美國精英中的大多數人擅長公關修辭學，有時甚至於在獨處時也在不斷使用，進而逐步相信它。個體對行爲角色的察覺，僅僅是便於理解上流階層所必須考察的若干來源之一。但也有不少人認爲不存在任何精英，或者至少不存在任何因果關係，該觀點以當事人相信自身的判斷爲依據，或至少是憑藉公衆的認知而下斷言。

不管怎樣，還存在着另一種見解，即一些人認爲，儘管還很模糊，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緊密而強有力的精英階層盛行於美國。這一觀點以時代的歷史潮流爲依據，譬如說，他們察覺出軍事事件的主導性，並由此推測，將軍和海軍上將們以及受他們影響的其他決策人一定有權有勢。他們聽聞，國會又一次屈服於由少數人做出的顯然與戰爭與和平問題有關的決策。他們知道，轟炸日本的原子彈是以美利堅合衆國的名義投擲下的，儘管他們並無暇磋商此事。他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由重大決策所左右的時代，他們也知道自己實際上沒有做出任何的決定。因此，他們對今朝昨日一視同仁，並由此推論，無論做出決定與否，其核心必然存在着一個權力精英層。

一方面，那些對重大歷史事件有相同感受的人假設，存在一個握有重權的精英階層；另一方面，那些細心收聽顯然來自於決策層報告的人，往往不相信存在這樣一個權力會造成決定性影響的精英階層。儘管這兩種看法都不充分，但都必須加以考慮。理解美國的權力精英，既不能孤立地理解歷史層面中的事件，也不能僅僅接受對公開的決策人報告的個人認知。站在此類精英和歷史事件背後的，並使兩者相關聯的，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制度。政府、企業和軍隊的等級制度，構成了權力手段。他們現已具有史無前例的影響力，在其頂層，現代社會的主宰者們，更爲我們提供了認識美國上流階層各種角色的社會學鑰匙。在美國社會，主要的國家權力已集中在經濟、政治和軍事領域內。其他機構建制似乎滑向了現代歷史的邊緣，偶爾還要適當地從屬於主角。在國家事務中，沒有哪個家庭像任何一家大公司那樣有權；在時下美國人閱讀的膚淺傳記中，沒有哪個教會像軍隊組織那樣有權；在重要事件的形成過程中，沒有哪個大學像國家安全委員會那樣有權。宗教的、教育的和家庭的制度不是國家權力的自主中心，反之，這些去中心的領域越來越多由三巨頭所塑造，並且其發展態勢極爲迅猛和具有決定性。

家庭、教會和學校正在不斷適應着由政府、軍隊和公司塑造着的現代生活，與此同時，三巨頭們還把那些無足輕重的制度轉換爲其實現目標的手段。宗教機構爲軍隊提供隨軍牧師，使他們成爲增強殺戮的道德效果的某種手段。學校挑選和培養人才，使之勝任未來的工作和在軍隊中的特殊任務。當然，名門望族經過長期的工業革命，已是四分五裂，可在今天，無論何時聯邦軍隊發出召喚，如果必要的話，父與子都將離家服兵役。此外，所有次要制度的符號都被用來使三巨頭的權力和決策合法化。

現代人的命運不僅僅取決於他的出生背景和婚姻生活，更多地取決於他所效力的公司，在那裡他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不僅僅取決於他幼年及青少年時期接受教育的學校，而且更多地取決於他的國家，那個與他的整個生命緊緊相連的國家；不僅僅取決於他偶爾聆聽上帝教誨纔會去的教堂，而且更多地取決於軍隊，在那裡他接受嚴格的訓練。

如果中央集權的政府不能依靠在公立和私立學校中宣傳效忠國家的思想，其領導人將會致力於尋求能夠修改去集權化的教育體制。如果五百強企業的破產率像3700萬已婚夫婦的離婚率那樣高的話，將會出現全球範圍的經濟災難。如果軍人像信徒背棄信仰那樣脫離軍隊，將會出現軍事危機。

在三巨頭內，典型的結構單元已經發展壯大，且日益行政化，同時，在決策權之下，顯得更爲集中化。在這些進展的背後，存在着某種極度的技巧，各結構單元結合並指導運作這一技巧，甚至塑造和加速其發展。

經濟——曾經廣泛分佈着衆多的小生產單位的自主平衡的經濟——現已被兩三百家巨型公司用行政管理和政治手段所左右，經濟決策的鑰匙被集中掌握。

政治秩序——曾經由一根中軸維繫的幾十個分權化的州——現已變成一個集中的行政體系，它吸納了以往分散的諸多權力，滲透到社會結構的每個縫隙之中。

軍事秩序——曾經是一個小小的編制，在缺少信任的氛圍中以州國民軍的形式維繫着——現已成爲政府最龐大和最昂貴的組成部分；與它那微笑迷人的公關外表相反，軍隊已成爲一個隨意擴展的官僚制領域中冷酷而齷齪的效率機器。

在上述每一個制度中，決策人手中的權力手段都有巨大的增加；它們集中化的行政權力都得到了強化；在每一個制度內，都精心構造和強化着行政當局的程序。

當每一個領域變得更廣大和更集中時，其行爲的後果也更嚴重，與其他層面的交往也急劇增加。少數大企業的決策依賴於世界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發展；軍事部門的決策取決於政治生活以及一定層面的經濟活動，同時又釀成政治生活和經濟活動的悲悲慼慼；政治領域內的決策制約着經濟活動和軍事計劃。一方面，經濟；另一方面，政治秩序，包括軍事設施對政治和賺錢已經不再無關緊要。在許多方面，政治經濟與軍事機構及其決策已經攜起手來。沿着中歐和亞洲邊緣大陸分割的世界兩極的每一邊，都存在着持續增長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的結構交錯。如果政府幹預企業的經濟活動，反之，企業也有可能插手政府事務。在結構意義上，這種權力三角是縱橫交錯的聯合董事會的源泉，是當代歷史框架的重中之重。

聯合董事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實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個危機時刻，如暴跌、戰爭和繁榮時期，清清楚楚地暴露出來。在每一時期，決策者被誘導去理解各主要機構秩序之間的依存關係。十九世紀，當時所有機構的規模都不大，它們的自由整合是在自主經濟中實現的，靠的是市場力量的自主作用，在自主政治領域，整合則是通過談判和投票實現的。當時人們假定，失衡和磨擦是有限決策引發的，之後，一種新的均衡可能會在某個適當的時候出現。如今這種設定已經不復存在了，三大主導性層級頂層的人壓根不作此想。

因而最高層的決策往往要麼協調一致，要麼有些優柔寡斷。情況並非總是一成不變。比如，當衆多小業主建構了經濟時，即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破產了，其後果仍然是地方性的；政治和軍事的權威對此不加干涉。可是現在，政治期望和軍方責任是既定的，政治家和軍方能承擔允許私有制經濟的關鍵環節在經濟大蕭條中轟然倒下的責任嗎？他們只能越來越多地干預經濟事務，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另外兩種秩序的代理人對任何一種秩序下的控制性決策都虎視眈眈，於是，經濟、軍事和政治結構抱成了一團。

在這三個已經擴展和集中了的領域的最上層，由經濟、政治和軍事精英組成的上層圈子正冉冉升起。在經濟的最上層，在公司富豪中間，是行政長官；在政治秩序的頂層，是政治領袖；在軍事機構的頂端，是圍繞在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軍方高層周圍的身兼軍職的政治家精英。鑑於這三大領域彼此間的滲透融合，鑑於決策在結果上趨向於追求整體，三種權力的掌門人，軍界領袖、企業行政長官、政治董事，傾向於齊心協力，共同組成美國的權力精英。

二

人們常常根據其成員的所有來判斷那些處於領導地位及其周圍的上流階層：這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價值昂貴的物品和經驗。從這個角度看，精英們是一羣擁有可能擁有的一切的絕大部分，通常包括金錢、權力和聲望等，以及由此產生的整個生活方式的人。但精英不單單是擁有最多東西的人，因爲，如果他們在重要機構中沒有地位，他們就不可能“擁有最多東西”。這種制度是權力、財富和聲望的必要基礎，同時，也是行使權力、獲得和保持財富、用金錢支付聲望的更大需求的主要手段。

我們所說的“強勢”，當然指的是那些即便有他人在反對，也能實現自己的願望的人。於是乎，沒有人是真正強有力的，除非他有管道使之順利進入主要機構的大本營。在這些真正強有力的權力機構的輔佐下，真正強有力的人誕生了。上層的政治人物和政府的核心官員掌握着這種制度化的權力；軍事將領們也是如此；大企業的主要股東和行政長官們也不例外。的確，並非一切權力都依附和運作在這一類機構中，但只有在它們中間，並且藉助它們，權力才或多或少得以延續和變得有意義。

同樣，財富的攫取和掌握是在公共機構之內或通過公共機構進行的。僅僅憑大富翁的一面之辭，是無法理解財富金字塔的；因爲，我們將會看到，繼承鉅額遺產的家族現已得到現代企業機構的補充：名門望族中的每一個人不是百萬富翁，就是與身家百萬的企業公司有着這樣或那樣的聯繫，這種聯繫始終是合法，甚至常常是刻意安排好的。

現代企業是財富的主要源泉，然而，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機構也在敞開和關閉通往財富的諸多快捷方式。收入的數量和來源，消費品和生產資本方面的權力，都由我們在政治經濟中的地位決定。如果我們對富豪的興趣不侷限於對他們的大肆揮霍或守財奴式的消費，就必須考察他們與企業財產的現代形式的關係，以及他們與政府的現代形式的關係；因爲，現在這種關係決定着人們保障鉅額財產和獲取高收入的機會。

聲名顯赫對社會結構的各主要環節亦步亦趨。顯然，聲望依靠宣傳機器的傳輸，這一點多半可以肯定，如今這架機器已經構成現代美國所有大機構的中心的和普遍特徵。此外，大企業、政府和軍隊層級的特點之一是，它們的最高位置更迭頻繁。其結果之一就是聲望的不斷累積。比如，對聲望的要求也許最初以軍事角色爲根據，之後在一個受行政人員操縱的教育機構那裡得到表現和強化，最終在政治秩序內兌現，在那裡，對艾森豪威爾將軍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來說，權力和聲望終於在塔尖上融合了。與財富和權力一樣，聲望傾向於逐級累積：你擁有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這些價值往往又趨於轉換爲其他價值：富人發現自己比窮人更容易得到權力；有身份的人發現自己比別人更能把握獲得財富的機會。

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美國第34任總統（1953-1961年在任），政治家，軍事家。

如果我們使美國100名最有權的人、100名最有錢的人和100名最有名的人，遠離他們現有的地位，遠離人際關係和金錢，遠離目前聚焦在他們身上的大衆傳媒，那麼，這些人將變得一無所有，沒有權勢、沒有金錢、沒有聲望。因此，權力並非屬於個人，財富也不會集中在富有者身上，聲望並不是任何人格的內在屬性。要想聲名顯赫，要想腰纏萬貫，要想權傾天下，就必須進入主要機構，因爲個體在機構中所佔據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擁有和牢牢把握這些有價值的經歷的機會。

三

上流階層的人或許也可以被視爲高尚社會階層的一員，被想象爲在一系列羣體中彼此熟悉的人，他們在社交和商業活動中碰面，在決策時互相關照。根據這一概念，精英覺得自己是“上流社會階級”的內部圈子，當然別人也這麼想。他們或多或少構成了一個緊湊的社會和心理上的實體；他們成爲一個社會階級的自覺成員。人們要麼被這個階級接納，要麼被拒絕，由此出現了一個質的裂變，而不僅僅是量的裂變，裂變把精英與非精英一分爲二。他們或多或少曉得自己是一個社會階級，他們之間的交往方式不同於他們與其他階級的成員的交往方式。他們彼此接納、相互理解、通婚聯姻，傾向於即便不一起共事也用類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問題。

現在，我們不想以我們的定義預先判斷是否處於指導位置的精英是社會公認的某個階級的有自我意識的成員，或者說精英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來自於如此截然不同和特色鮮明的階級。這些問題有待研究。不過，爲了明確我們想要調查的內容，我們必須注意有關富人、當權者和傑出人物的傳記和回憶錄中的說辭：不管他們可能會怎樣，上流階層的人捲入了一系列糾纏重迭的“羣體”勢力，以及錯綜複雜的“派系”紛爭中。那些“坐在同級平臺上”的人，存在內在的相互吸引，而“坐在同級平臺上”往往使他們特色鮮明，有別於他人。只有當他們意識到有必要與他人劃清界線時，只有當他們存在共同的防衛意識時，他們纔開始理解他們之間存在着共性，他們排斥旁人並彼此親近。

這種統治階層的觀念暗示着，它的大多數成員社會出身相似。縱觀他們的生活，他們維繫着非正式交往的關係網絡，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着金錢、權力和聲望在諸多層級之間的位置交換。當然，我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倘若確實存在這樣一個精英階層，純粹出於歷史原因，其社會形象和社會形態，決不同於那些曾經統治歐洲各國的高貴家族。

美國社會從未經歷過封建時代，無論對美國精英的自然屬性，還是對作爲一個歷史整體的美國社會，這一事實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爲，這意味着在資本主義時代之前不存在任何性質的貴族或上流社會階層，可以阻擋更高級的資產階級的去路。它意味着資產階級壟斷的不只是財富，還有聲望和權力。它意味着沒有哪個顯貴家族能夠身居要位，壟斷着那些通常掌握在受人尊敬的人手中的價值；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家族可以憑藉世襲的權利完全做到這些。這意味着，無論是教會的高級執事或宮廷貴族，還是儀表堂堂的固執的地主，抑或是獨攬軍方大權的人，都不會與富裕的資產階級對立，用出身和特權的名義成功去抵制資產階級的自我塑造。

但這並不是說在美國沒有上流階層。他們脫胎於尚未得到公認的上等人的“中產階級”，這並不意味當財富的鉅額累積使他們的優越感成爲可能時，他們仍然是中產階級。他們的出身和他們的新形象或許使上流階層在美國不像在其他國家那麼惹眼。然而在今天的美國，實際上存在着財富和權力的排序和等級；中下階層的人對此知之甚少，甚至做夢也想不到。在安居樂業中，有一些家族遠離了經濟動盪和衰退，只有在繁榮興旺時期或者位卑言輕的人那裡才能感受到經濟的不景氣。還有一些有權有勢者，數目雖小，卻執掌芸芸衆生的生殺予奪大權。

美國精英是作爲一個事實上無對手的資產階級進入現代社會歷史的，在此之前或以後，沒有哪個國家的資產階級，擁有這樣的機遇和優勢。沒有軍事鄰國，他們輕而易舉地盤踞了一塊獨立的大陸，這塊陸地蘊藏着富饒的自然資源，廣泛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自願的勞動力。權力框架以及爲之辯護的意識形態已經蓄勢待發。爲了反對重商主義的種種束縛，他們繼承了自由主義的原則；爲了反對南方的種植園主，他們推行了工業主義的原則。獨立戰爭期間，反對獨立的人逃往鄉村以及衆多地主的破產宣告了殖民貴族自命不凡的終結。傑克遜主義的興起催生了地位革命，摧毀了昔日新英格蘭傳統家族世代相傳的高貴血統所造成的傲慢自負。內戰打破了原本屬於南方上流社會擁有的權力和聲望。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使世襲貴族在美國的成長和延續毫無可能。

美國獨立戰爭（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1775-1783年），或稱美國革命戰爭。由於英國一直以來對殖民地進行剝削，對北美殖民地經濟的發展起到嚴重阻礙作用，爲對抗英國的經濟政策，北美人民奮起抗爭。獨立戰爭始於1775年4月的萊剋星頓槍聲，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了由托馬斯·傑斐遜執筆起草的《獨立宣言》，宣告了美國的誕生。

在美國，不存在固定的統治階級能夠始終立足於商業和工業的歷史進程中，或者使自己從屬於資本主義精英，如同德國和日本的資本家一樣，處於從屬地位。當工業化的暴風驟雨席捲歷史之時，任何統治階級都無法像美國的統治階級那樣安然無恙。二十世紀的德國和日本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命運就是見證；事實上，當紐約成爲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當仁不讓的經濟中心時，當華盛頓成爲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衆望所歸的政治首都時，不列顛帝國及其模式化的統治階級的命運亦可見一斑。

四

佔據指導位置的精英或許可以被視爲權力、財富和聲望的佔有者，他們也可以被看成是資本主義社會上流階層的成員。根據心理和道德的標準來衡量，他們也可能被定義爲各種不同類型的被選擇個體。既然如此定義，那麼，很簡單，精英是一羣氣質和能量出衆的人。

譬如說，人文主義者眼中的“精英”，不是出自於社會層面或範疇，而是那些力圖超越自我的鬆散個體，與此相應，這些人有高貴的氣質，有良好的效率，有傑出的羣體構造基礎。富貴或貧賤，陽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受人推崇還是遭人唾棄，這些都不重要；他們之所以成爲精英，是因爲他們就是這樣一羣人。按照這一概念，其他人則都是大衆，懶散懈怠，放縱自己成爲令人擔憂的碌碌無爲之輩。

這是一種缺乏社會定位的概念，是由某些具有保守主義懷舊情結的美國作家新近創造出來的。不過大多數有關精英的道德和心理的概念要簡單得多，它們沒有把精英看成獨立的個體，而是視爲一個整體的階層。事實上，這種觀點總是產生於某些人比另一些人佔有更多東西的社會。有優勢的人堅持認爲他們只是碰巧成爲有優勢的人。他們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定義爲承襲了當前擁有的一切價值的人；他們認爲自己是“自然而然的”精英；事實上，把他們的佔有物和特權想象爲精英本身的自然延伸。在這個意義上，精英由一羣具備高尚道德情操的男男女女構成，是有特權的統治階層的精英的意識形態，無論這種意識形態是精英們自己創造的，還是旁人爲精英虛構的，都確有道理。

在平等主義詭辯盛行的年代，中下階級中比較有文化的或比較善於表達自己的人，以及上層階級中有愧疚感的成員，可能會接受反精英的主張。事實上，西方社會存在長久的傳統和各種各樣的想象，認爲窮人、受剝削者和受壓迫者是真正高尚的、聰明的和受祝福的人。這種基於基督教傳統的反精英的道德觀，基本上把上等人貶低爲墮落的人，可能或已經被下層民衆用來開釋統治精英的尖銳批判，或者讚美未來的新精英的烏托邦構想。

然而，關於精英的道德概念，不總是表現爲某種大權獨攬者的意識形態，或者是某種與被剝奪基本權利者的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而事實往往是：即許多擁有控制經驗和選擇權的上流階層的個體，在適當的時候會逐漸接近他們聲稱要體現的那種類型。甚至當我們放棄，當然我們肯定會放棄精英男女生來就具有精英氣質的觀點時，我們沒必要否認他們的經驗和培訓是在他們特殊類型的氣質中發展起來的。

今天我們必須修正有關精英是由上等人構成的觀念，因爲被最上層挑選和塑造的那些人，本身便擁有衆多的代言人、顧問、槍手和形象設計師，他們爲主子整飾他們的自我感覺，創造他們的公衆形象，以及爲主子的諸多決策定型。當然，在這方面，精英之間又存在着相當大的差異，但是作爲今日美國的一般規律，倘若僅僅按表面現象解釋任何主要的精英集團，是十分幼稚的。美國精英看上去往往缺少集大成者，在很大程度上，精英們被塑造成或被說成是具有標準“人格”類型的人。即使是那些最外顯的無拘無束的名流顯貴，通常也是一種人工合成品，周而復始地由受過專門訓練的機構生產製造出來，其效果經過系統周密的考慮，穿插了名流顯貴“本能的”即興表演。

然而，只要精英作爲一個社會階級或處在指導位置上的人仍在掌權，它就會一如既往地選擇和塑造特定的人格，且拒他人於千里之外。那種具有道德感和自覺意識的人，很大程度上由他們所經歷的價值和他們所扮演的機構角色的價值所決定，而這種經歷和角色又是允許和希望他們充當的。從傳記家的角度來看，某上流階級人士是靠一系列小而親密的團體內的人際關係塑造的，他憑藉此類關係，在他的生活中還可能時不時地迴歸此類關係之中。於是，精英是上流階層，其成員經過篩選、培養和認證，並允許他們進入指揮現代社會非人爲的機構層級內。如果說有一把鑰匙可以啓迪精英的心智，這便是蘊涵在他們中間的一種彼此共享的親密無間的對非人爲的決斷能力的認知。爲了把精英理解爲一個社會階級，我們必須研究一系列小小的面對面的現象。在歷史上，最惹眼的是上流階層家族，而今天，最重要的是重點中學和大都會俱樂部。

五

當基本瞭解了若干關於精英的概念之後，我們會將它們結合起來，用於考察美國人的成功。根據已提供的精英候選人，我們將對若干上流階層逐個加以研討，同時我們將根據締造整個美國社會的主要機構來從事這項探索；我們將從這些機構之間和機構內部追蹤財富、權力和聲望的內在聯繫。但是我們主要關心的是，如今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佔據了指導位置，扮演着時代的弄潮兒的角色。

這類精英也許可以被看成是無所不能的人，精英的權力可以被認爲是龐大而隱秘的傑作。因而，在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解釋中，各種事件和潮流都是參照“資產階級的願望”來解釋的；在納粹主義那裡，是參照“猶太人的陰謀”來解釋的；在今日美國的一小撮極右翼分子那裡，是參照共產主義間諜的“潛伏勢力”來解釋的。根據這類作爲歷史成因的無所不能的精英的解釋，精英從來都不是一個有形的機構。實際上，除了通常意義上的非精英人士被認爲有能力反對甚至可以完全推翻它之外，精英是上帝意志的長期替代品，是某種幸運傑作的實際體現。

目前，認爲精英軟弱無能的相反觀點，在懷有自由主義心態的觀察家中十分普遍。精英被視爲分散的個人，缺乏作爲歷史力量應該具有的任何凝聚力，更談不上無所不能了。他們的難得一見並非是故意深藏不露，而是由於爲數衆多而毫無特色。那些佔據着正式的權威位置的人，被其他精英施加的壓力、被作爲選民的公衆、被憲法法規嚴格監督着，儘管也許存在上流階層，卻沒有統治階級；儘管也許存在當權者，卻沒有權力精英；儘管也許存在階層化的體系，卻沒有有效力的上層。在關於精英的極端看法中，精英已被妥協和不團結削弱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成爲非人格化的集體命運的替代品；按照這種觀點，上流階層中大名鼎鼎的人物所做的決策不被認爲是歷史。

在國際範圍內，對精英無所不能的想象趨於流行。意見領袖們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令人愉快的現象迅速歸功於本國的當權者，把一切醜惡的事情和令人沮喪的經歷歸因於國外的敵人。在這兩種情形下，邪惡統治者或聖賢的萬能都成爲可能。在國家內部，對這類詭辯的運用則比較複雜：當人們說起自己的黨派或圈子的勢力時，他們和他們的領袖當然是沒有權勢的，只有“人民”纔是萬能的。然而，當人們談論敵對政黨或派系的勢力時，他們把對手歸結爲全能的人，此時的“人民”又成爲無權無勢的老百姓。

一般而言，美國的權貴照例傾向於否認他們是有權勢的。沒有一個美國人當官是爲了統治乃至於操縱，他僅僅是爲了服務；他不會成爲官僚，甚至是官員，他不過是個公務員。眼下，如前所述，這種姿態已經成爲所有當權者公關企劃的典型特徵。作爲權力行使方式的一部分，這是如此穩固，以至於保守主義的寫手們很容易錯誤地理解他們，把他們看成是揭示某種奔向“無組織的權力格局”的潮流。

可是，今日美國的“權力格局”比起那些把它視之爲某種浪漫混合物的人的看法，更不確定。與其說它是一種簡單而短暫的“格局”，不如說它更多地表現爲一種等級式的持久結構。如果說那些佔據最高層的人不是萬能的，他們也絕非是軟弱無能的。如果我們想理解精英執掌和行使權力的程度，權力等級的形態和分量正是我們必須考察的。

如果決定國家大事的權力，就像已經決定的那些事情一樣，是以絕對平均的方式分享的話，就不會存在任何權力精英；事實上，也就不會存在任何權力等級，而只存在激進的同構型。同樣，在另一個極端上，如果決定各種問題的權力完全被某個小集團壟斷，也就不會存在任何權力等級；只會存在一個發號施令的小集團；以及在小集團底下的無差別的和受役使的廣大羣衆。今日美國社會的表現既非屬於前者，又非屬於後者，儘管這兩種概念仍然不乏益處：它使我們更清楚地瞭解美國的權力結構及其權力精英地位的問題所在。

在現代社會中，每一個最強大的機構秩序之上都存在一個權力等級。在社會、經濟或政治決策的任何領域，路邊果木的主人不會比擁有千萬美元資產的水果公司經理有更大的權力；前沿陣地的少尉軍官不會比五角大樓的高級將領有更大的權力；任何一個警官都不比美國總統更有權威。與此相應，界定權力精英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所希望劃定的層次。我們界定的精英可能會超出了範圍，從而降低了層次；我們還可能使精英縮成一個確實很小的圈子，從而擡高了層次。根據初步的和最小的限度，我們像用炭筆素描一樣，粗粗勾勒出這個水平線：所謂的權力精英，指的是某些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圈子，作爲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集團，他們共同制定至少具有全國性效果的決策。至於既定的國家事務，權力精英正是決策它們的人。

當我們說現代社會存在權力和機會的明顯等級時，並不是指當權者抱成了團兒，完全瞭解他們在做什麼，或者說他們在有意識地合謀。處理這類問題的最好辦法，是更多地考慮顯貴們的結構位置以及他們決策的後果，而不是拘泥於他們自我意識的程度或動機的純潔性。爲了理解權力精英，我們務必考慮如下三個要點：

1.在對每一個上流階層的討論中，我們始終強調幾類精英在各自環境內的心理。權力精英由相似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人組成，他們的職業生涯和生活方式是類似的，基於他們屬於類似的社會類型以及更容易達成共識這一事實，他們的聯合有着相同的心理或社會基礎。在分享名流顯貴圈子的聲望時，精英的聯合達到了最佳狀態；當三大主導性機構秩序內部和它們之間發生位置的互換時，它們彼此的聯合達到了更爲牢固的頂點。

2.在心理的和社會融合的背後，我們或許能夠發現，是層級制度的結構和機制，凌駕於它們之上的則是今天的政治指導者、公司富豪和高級將領。官僚制統治的範圍越大，精英的權限也就越大。各主要層級如何塑造，它與另外的層級之間有什麼聯繫，多半取決於統治者之間的聯繫。假使這些層級是分散的和不相關的，其精英往往也是分散的和不相關的；如果它們之間存在諸多內在聯繫和共同利益，那麼其精英趨向於組成一個有凝聚力的集團。精英的聯合並不是機構合併的簡單反射，但是人和機構之間總是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的權力精英概念就是想確認這種聯繫。今天，在美國，在諸多機構的管轄範圍之內，存在若干重要的一致性的結構性利益，包括私有制經濟在政治真空地帶所造成的軍備競賽的持續發展。

3.然而，權力精英的聯合並不絕對依賴於心理的類似性和社會的相溶性，也不完全依賴指導地位和利益的結構一致性。有時它的一致性還是較爲明顯的。協調一致是它們聯合的一個基礎，有時，譬如說戰爭期間，這種協調極爲重要。當我們說這三個上流階層有越來越多的協調一致性時，並不意味着協調是總體的或持續不斷的，甚至是牢固的；更不是說心甘情願的協調是它們聯合的惟一的或主要的基石，或者說權力精英是某項計劃實施的結果。我們想說的是，由於我們時代的體制已經對追求相關利益的人敞開了大門，許多人意識到，如果他們同心協力，用非正式的，更多的是正式的手段，這些利益可以更容易實現，於是，他們這麼做了。

六

我的論題不是說，一個有創造力的少數派、一個統治階級、一個無所不能的精英階層，爲人類歷史的所有時代和所有國家，形塑了所有的歷史事件。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通常這類陳述被證明不過是循環論證，即便他們未必如此，他們是如此大而化之，以至於對解讀當代歷史沒有多大用處。權力精英的最起碼的定義，即他們的任何決定都舉足輕重，但這並不是說，權力精英的成員始終是或必然是歷史的創造者；也不是說他們從來都不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一定不能把我們期望界定的精英概念與有關他們角色的理論混爲一談，該理論認爲精英是我們時代的歷史創造者。例如，把精英界定爲“統治美國的那一羣人”，這種說法與其說是個定義，不如說是關於精英角色和權力的一個假設。無論我們可能會如何界定精英的概念，其成員的勢力範圍仍隸屬於歷史的千變萬化。如果我們用教條主義的方式試圖把多樣性納入泛泛的定義中的話，就愚蠢地限制了一個必要概念的使用。倘若我們堅持把精英界定爲一個長久和絕對實施統治的步調完全一致的階級，我們就會固步自封，放棄原本可以開拓我們的視野的更恰當的定義。總之，我們的權力精英概念不可能包羅萬象地容納各地統治集團權力的程度和種類，更不用說允許我們在討論中偷偷塞入歷史理論。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歷史的變遷在捲入歷史的個體身上並不淺顯易見，甚至在那些實踐歷史的人身上也不多見。比如，在古代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人口延續了大約四百代，可基本社會結構僅有輕微改變。它佔統治地位的時間是整個基督教時代的6.5倍，後者僅有60代人；它還是僅有５代人生存史的美國的大約80倍。可是如今變化的節奏如此迅速，觀測手段又如此便利，如果我們僅僅從一個非常有利的角度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事件與決策的相互作用在歷史上是十分常見的。

當學識淵博的記者告訴我們，“是事件，而不是人在形塑重大決策”時，他們是在響應把歷史看成“財富”、“機遇”、“命運”或“無形之手”作用的結果的理論。“事件”僅僅是這些比較陳舊觀點的現代表述，所有這些觀點都割裂了人與歷史的締造過程，因爲所有這些觀點都力圖引導我們相信，歷史的發展在人的背後。歷史的締造不在人的股掌之中；在歷史中只有行動而無功績；歷史僅僅在發生，事件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

我們時代的事態進程更多地取決於人的一系列決策，而不是任何不可避免的命運。“命運”的社會學意義僅僅是：當決策爲數衆多，每一個又有微小後果時，所有的決策以非人爲的方式迭加起來，構成了作爲命運的歷史。但並非所有時代都是命中註定的。隨着決策圈的縮小，隨着決策手段的集中以及決策後果的加重，重大事件的進程往往取決於核心圈的決定。這並不是說同一些人在一次又一次事件裡，玩歷史於股掌之中。精英的權力並不必然意味着歷史不是由一系列小小的、未經深思熟慮的決策構成的。它並不是說一百個小小的安排、妥協和安於天命不可能形成持久的政策和活生生的事件。權力精英的概念在有關決策制定的過程中什麼也說明不了：它是一種界定社會領域的嘗試，在社會領域中，無論決策過程有何特徵，都會勇往直前。這是一個關於誰捲入了決策過程的概念。

捲入決策的那些人的眼界和控制能力可能大相徑庭。權力精英的概念並不意味着，對決策的評價和估計中的冒險不會經常失誤，其後果有時，實際上常常不是他們原先預計的。決策者常常陷入對自己估計不足的泥沼，被他們自身的錯誤所矇蔽。

然而在我們的時代，小圈子做出決定或未能達成共識的關鍵時刻已經來臨。在這兩種場合，小圈子都是權力精英。在日本投擲原子彈是這樣一個時刻；派兵朝鮮也是這樣一個時刻；以及在越南奠邊府戰役中的猶豫不決更是這樣一個時刻；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決定美國參戰也是這樣一個時刻。難道我們時代的多數歷史不正是由此類時刻構成的嗎？當我們說自己生活在一個重大決定的時代時，難道不正是指這種強大無比的集中化的權力嗎？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打算搞清楚古希臘人信仰的永恆循環，或基督教信仰的救世主再現，或人類的每一次進步的意義。儘管我們沒有對此類事物作出反應，但我們卻相信伯克哈特所說的我們不過是生活在各類連續事件中；徹底的連續性是惟一的歷史原則。歷史僅僅是一個事件緊挨着另一個事件；歷史毫無意義，因爲它不是任何構想和安排的最終結果。當然，我們的連續感，我們對時代歷史的感受確實受到了危機影響。但我們很少能超越眼前的或即將面臨的危機。我們既不相信宿命又不相信天意；雖然我們嘴上不說，但心裡卻想象着，作爲一個民族的“我們”能夠主導未來，身爲個體的“我們”卻做不到這一點。

“我們”將不得不通過我們的行爲賦予歷史各種各樣的含義。然而，事實是，儘管我們都是歷史中的個人，但我們並不擁有平等的創造歷史的權力。倘若我們非要如此不可，那是社會學的胡言亂語和政治上的不負責任。之所以說它是胡言亂語，是因爲任何集團和個人都受到限制，首先是實施過程中對權力的技巧和制度手段的限制；其次，並不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進入現存的權力手段，並且人們行使權力的影響力也不盡相同。之所以說它是政治上的不負責任，是因爲它給任何想確定最終決策者責任的嘗試造成了困惑，而正是這些最終決策者掌握着通往權力手段的管道。從對西方社會史的哪怕是最膚淺的觀察中也能知道，決策者的權力首先要受到技術層次的約束，受特定社會內權力、暴力和組織手段的約束。從它們之間的關係中，我們發現了貫穿於全部西方歷史的一條清楚線索：即壓迫和剝削，暴力和毀滅，以及生產和重建的手段，都在一步步地擴張和漸漸地集中。由於權力的制度化手段和溝通手段彼此融合，已經變得越來越有效率，那些現在指揮着它們的人逐漸掌握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統治工具。我們尚未到達其發展的頂峰。我們不能再依靠或者從往日的統治集團在歷史的波動中得到些許安慰；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是對的：我們從無法學習的歷史中學習。我們必須從每一個時代和每一種社會結構中找出精英權力問題的答案。人的目標常常僅僅是各式各樣的希望，手段纔是藏匿於掌握中的事實。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把權力精英界定爲權力的手段，即身居高位的那羣人。今天美國精英的主要問題是，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它的團結一致、它的權勢，必須適當注意他們那些令人生畏的變化多端的權力手段。西澤爲羅馬帝國奉獻的要比拿破崙奉獻給法國的少；拿破崙對法國所能做的一切要少於列寧對俄國所能做的一切。但與變化中的蘇俄內部圈子的權力或美國行政當局的權力相比較，西澤處於巔峰狀態時的權力又算得了什麼？這些圈子裡的人能使大城市一夜之間蕩然無存，能在幾周內使各大陸成爲熱核反應後的廢墟。權力的設施及手段已無限擴張並高度集中，這也就意味着現在某些小集團的決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爲重要。

拿破崙·波拿巴（法語：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十九世紀法國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締造者，歷任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第一執政（1799-1804），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1804-1815）。

但是，知道現代社會結構的最高層可以做出更多指導意義的決策，並不等於知道佔據這些位置的精英就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姑且承認擴大了的和整合了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結構本身就是爲允許指導位置的存在而建構的，然而我們仍然認爲就像他們一貫如此的那樣，“他們管理自己”，總之，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取決於他們在決策過程中的“必然性”，必然性大概就是他們所扮演的制度角色以及這些制度在整個社會結構裡的位置。

是精英決定他們的角色，還是制度使這些極有用處的角色決定了精英的權力？一般的答案是，儘管沒有一個回答是充分的，在不同的結構和不同的歷史時期，精英與他們充當的角色之間的關係不大：從精英的特性或歷史的本質裡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同樣如此，大多數男女所承擔的角色允許他們或促使他們憑良心扮演自己預期的角色的話，這正好是精英們不屑做的事，通常他們也壓根不會去做。他們反而可能會對社會結構，對他們在結構中的位置，或者對他們在該位置上的言行舉止提出質疑。

沒有人請求或允許拿破崙在霧月十八把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驅逐回家，然後使自己從執政官變爲皇帝。沒有人請求或允許阿道夫·希特勒在興登堡總統去世之日宣佈自己爲“領袖和總理”，並巧取豪奪地合併總統與總理職位。沒有人請求或允許羅斯福做出導致美國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系列決定。決策向廣島投擲原子彈的，不是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而是一個名叫杜魯門的人和另外幾個人。失利的海軍上將雷德福在越南奠邊府戰役之前的轟炸建議，不是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而是某個小圈子的看法。當代精英們可能摧毀一種結構，重建另一種結構，然後他們在新的結構中扮演新的角色，早就遠離了制度結構。事實上，運用一切權力手段摧毀和重建制度結構，當事態看上去進展順利時，正是所謂“偉大領袖”的作用；或者，當事態變得糟糕時，正是所謂“大毒財者”的暴政。

1945年8月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和美國政府想盡快迫使日本投降，決定向日本的廣島投擲原子彈。

有些精英當然屬於典型的被角色決定的人，還有一些精英是決定角色的人。他們決定的，不僅僅是他們所扮演的角色，還包括數百萬他人的角色。一旦社會結構發生時代轉折，關鍵角色和他們的關鍵作用的產生多半是蓄勢待發。顯然，伴隨與此一起成長的新的毀滅性手段、新的管制手段和新的精神奴役手段，美國朝着成爲“兩大霸權”之一的方向發展，使美國在二十世紀中葉面臨了這樣一個時代轉折。

歷史從未告訴我們，權力精英不能創造歷史。的確，這種人的意願總會有所限制，但這類限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寬泛，那是因爲以前從來沒有如此強大的權力手段。它使我們的局勢如此不穩，使我們對權力的理解和對美國精英的約束顯得更爲重要。如今，有關精英的性質和權力的問題，不過是對可靠的政府問題，以一種更現實的和更嚴肅的方式重提舊事。

七

大肆批評美國新的名流顯貴的那些人，輕信了精英軟弱無能的觀點。如果他們在政治態度上是嚴肅的，他們應該，在其見解的基礎上，對肩負美國決策重任的人說如下一番話：

從所有這些宿命論見解中可以歸納出一點建議，即如果說財富或神的意志支配一切，那麼，任何權力精英都不能被視爲歷史決策的源泉；此外，恪盡職守的領導者的觀念，而非需求，是毫無價值的和不負責任的想法。很顯然，軟弱無能的精英、歷史的玩偶，是無法承擔重任的。如果我們時代的精英沒權沒勢，他們就無法承擔責任；作爲處於不同位置上的人，精英們理應得到我們的同情。美國人民被主宰一切的命運驅使；他們，以及他們的精英，被他們無法控制的後果命中註定地壓垮。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必須做很多人事實上已經做過的事情：完全放棄政治反思和政治活動，龜縮入物質上的安逸舒適和純粹私人事務的一隅天地。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相信，戰爭與和平、蕭條與繁榮，現在已不再是“財富”或“命運”的問題，而是受人控制，這種控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厲害，那麼我們肯定會問：誰是控制者？答案必然是：不是別人，正是現在控制了大肆擴張的和高度集中的決策和權力手段的人。我們接着又會問：爲什麼不呢？爲了找出答案，我們必須瞭解今日美國精英的前因後果及其特點。

那種把精英視爲軟弱無能的人的觀點，絲毫不能阻止我們提出這一類問題，即目前政治人物可能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美國精英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無能的。代言人在公共場合使用的抽象的絕對的概念，如道歉或自誇，可是從這些概念中，我們或許可以從眼前的政治問題中尋找證據，這些政治問題現在已經凌駕於所有責任權力之上。

在我們的時代裡，“歷史性質”裡沒有任何成分可以使人不考慮決策小集團的中樞功能。相反，現有結構的發展，已經使它成爲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引人注目的觀點。

通過“人的心理”或社會行爲，現代社會的指導位置在塑造和挑選合適的人，這其中同樣沒有任何東西使下述觀點變得不合理，即人們面對選擇，人們做出選擇，或者人們在選擇面前失敗，從結果上看，都是在創造歷史。

與此相應，政治人物現在完全有理由約束美國的權力精英，因爲他們要對締造今日曆史的那些事件負根本責任。

目前，假設不存在任何權力精英，這是很流行的觀點，就像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認爲統治階級的惡棍是一切社會不公正和公衆受壓抑的根源一樣流行。我應當避免臆測，某些單純而片面的統治階級肯定會被牢牢地鎖定爲美國社會的主要動力；正如我應該遠離的另一種假設一樣，即今天美國曆史的所有變遷僅僅是一種非人爲的隨波逐流。

那種以爲一切都是漫無目的的隨波逐流的觀點，基本上是個人宿命論感受的回饋，這種感受是衰弱乏力的，如果一個人在政治上積極且有原則的話，也可能是個人的贖罪感的體現。

認爲那些很容易被指認的惡棍或英雄的出謀劃策形成了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的觀點，同樣也是一種倉促的結論。該觀點通過艱辛的努力，力圖瞭解社會結構的變遷如何爲各路精英敞開了機會的大門，各路精英又如何運用或不能運用自身的優勢。接受這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個，即所有的歷史都是策劃的後果，或者全部歷史都是潮流所趨，無異於鬆懈了理解權力真相和當權者行爲方式的種種努力。

八

在我嘗試辨別我們時代的權力精英的形態的過程中，以及試圖賦予這些毫無特色的“他們”（與他們相對應的普通老百姓就是毫無特色的“我們”）以某種負責任的意義時，我應當從大多數人所熟悉的上流元素入手，並對此做簡明扼要的考察：他們是地方社會和“大都會四百強”裡的新興與老派上流階層。然後我將勾勒出名流顯貴們的大致輪廓，以此來展示目前已經首次納入真正的全國性視野範圍內的美國社會的聲望體系；在身份地位的全國性體系中，這些微不足道卻富有魅力的內容，往往傾向於憑藉其更爲權威的特徵立刻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併爲那些常常秘而不宣的權勢作辯解。

在研究大富翁和行政長官時，我將指出，“全美60家族”和“管理革命”都未能提供美國上流階層的嬗變的充足理由，今天他們在有特權的公司富豪階層中被組織起來。對作爲一種歷史類型的美國政治人物進行一番描述之後，我將試圖說明，改革時代的觀察家稱之爲“隱形政府”的那種東西，如今已經開始顯山露水了；通常被看成是政治核心內容的東西，如壓力、競選活動和國會策略等，現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下放給了權力中層了。

在探討軍方的支配權時，我想證實，將軍們是如何牢牢掌握具有根本的政治和經濟意義的位置的，以及他們在操作的過程中如何追逐與公司富豪和現政府的政治指導者之間的諸多共同利益的。

對這些以及其他的趨勢作儘可能明晰的描述之後，我將回到權力精英的主題中去，以及開始從事有關大衆社會的補充命題的研究。

我敢斷言，在今天這個特殊時期，各種歷史因素的交融導致了權力精英階層的崛起；圈內人分別地以及共同地構成了精英階層，他們做出各種重大決策，就好像決策原本就該這麼做一樣；此外，原本已經既定的擴張和集中了的權力手段，如今利用率更高，他們已經作出的和還沒有作出的決策，爲更多的人帶來了更重大的後果，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還可以斷定，一種半組織化的對峙僵局在權力中層得到了發展，在權力底層則出現了大衆社會。大衆社會與想象中的社會幾乎沒有絲毫相似之處，在想象中的社會，自發的組織和一流的公衆掌管着權力的鑰匙。美國權力體系的頂層更團結更有力度，底層則更鬆散，其實是更軟弱無能，作出這種普遍假設的人，其注意力已經被權力中層吸引住了，權力中層既沒有表達底層的意願，也沒有參與頂層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