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父母,培養出多少「失敗的谷愛凌」?

文/劉三金

編輯/米利暗

提起精英薈萃的地方,美國硅谷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科技是這裡的代名詞,海量的工作機會和可觀的薪水吸引着無數科技人才在此匯聚,其中包括數量龐大的亞洲移民。

然而在光鮮的背後,很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卻承受着難以想象的壓力。

今年二月份,一個16歲的華裔女高中生臥軌自殺,讓硅谷的高中在美國互聯網又引起了討論。

網友們敘述着自己在硅谷上學時的經歷,以及對硅谷課業壓力的所見所聞。

“我女兒以前去過那裡,那個環境就是高壓鍋。”

“移民家庭給孩子的壓力太大了,競爭激烈得彷彿失控了一樣。”

更令人唏噓的是,在過去十幾年內,硅谷的高中經歷過不止一次的自殺潮。

這些破碎的家庭都想把孩子培養成課業滿分的谷愛凌,然而他們的幻夢都破滅了。

事發高中名字叫做岡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位於加州的帕洛阿爾託市,這也是硅谷的主要城市。

在這所亞裔佔比近一半的學校裡,學生十分優秀,每年約有20名學生進入斯坦福大學。74%的學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擁有研究生學歷。

與岡恩相距不遠的另一所精英中學Paly高中(Palo Alto High School),情況也類似。亞裔近四成,美國高考SAT成績超出州平均水平近200分。

然而,伴隨亮眼成績一同出現的,是該地區難以忽視的青少年自殺率。

2009年至2010年,帕洛阿爾託有六名高中生自殺。2014至2015年,又有五名高中生自殺。

由於城市裡有鐵道經過,因此學生們自毀的方式也出奇的一致——臥軌。

頻繁且大規模的案例讓輿論譁然。隨後學區採取了多種措施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

不過,此後的幾年雖然沒有再出現過自殺潮,但總還是有零星的案例。

2017年,岡恩一名高年級學生在家中自殺身亡;2021年,已經從岡恩畢業四年的新加坡裔男生臥軌自殺,此前他已與抑鬱症抗爭多年。

在外人看來,精英學校的孩子家庭富足、前途無量,做出這樣的選擇實在令人費解。

事實上,這些悲劇的來源恰恰在於精英文化。

在帕洛阿爾託,學生的首要目標是進入頂級大學。

但申請名校談何容易?二十幾年來,頂尖大學的錄取率不斷下降。

以哈佛大學爲例,1990年的錄取率爲14.3%,到了2015年,這一數字變成了6.2%,如今更是隻有3.19%。

爲了增加成功的機率,學生只能儘可能多地選修高難度課程和參加課外活動。即使他們對這些都毫無興趣。

Paly高中的泰勒·邱,一進學校就參加了水球訓練班。此外她還是校游泳隊、女童子軍、爵士樂隊和話劇團的成員。

回到家後,家裡也有一些雷打不動的規矩:家庭作業做完才能玩,學校佈置的所有任務也必須要完成。

同大多數亞洲父母一樣,泰勒的媽媽每天準時到校接她回家,清楚她每一次的考試時間和成績。

密不透風的作息安排讓泰勒喘不過氣,但她能做的卻只有遵從父母的意願。

最終在一天夜裡,泰勒吞下了一瓶止痛藥。好在父親及時發現,纔沒有釀成悲劇。

競爭是加劇學生壓力的另一大因素。

“有人成功了,就意味着其他人正在落後。”這是帕洛阿爾託學生們的信條。

有時候,這種比較還會延伸到家庭,孩子和父母比,和兄弟姐妹比。當發現自己落後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失望感。

長此以往,沒有進入頂尖大學即是失敗,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

2015年,當自殺潮被媒體報道後,畢業於哈佛的NBA球員林書豪發帖講述了自己在Paly高中的心路歷程。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還是高一的時候,就堅信接下來四年的平均績點將成就我的未來,或者毀掉我的一生。”

“我每天都在思考,每份作業、每個項目、每次考試都決定着我進入頂尖大學還是普通大學,決定着成功與失敗、幸福與痛苦。”

林書豪還表示,無數個星期日的晚上,他都會從沒考好的噩夢中驚醒,一身冷汗。高中短短四年,他就經歷了兩起同學自殺的事件。

高壓程度,可見一斑。

對於亞裔學生來說,面臨的壓力似乎還要更多一些。

即使他們成績很好,也容易被招生官視爲“學習機器”。很多時候,和其他族裔相比,他們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能進入同一所大學。

這從紀錄片《再加把勁》裡可以窺見一二。

該片展現了舊金山頂尖公立高中洛威爾高中的學習情況。這所學校亞裔學生是主要羣體,東亞人熟悉的“努力”隨處可見。

父母來自中國大陸的索菲婭是網球隊的隊長、慈善組織的聯合主席、編程俱樂部的副主席,同時還是校報的編輯。

父母來自中國臺灣的埃文覺得成績無法定義一個人,但在臺灣習慣了努力的媽媽不這樣覺得。

同帕洛阿爾託一樣,這裡的孩子也相信答錯一題,整個人生都會不同。因爲那意味着:得分從A到B或從B到C,這會影響整體成績,進而影響平均績點,最終影響進入哪所大學。

不過,在洛威爾,就算GPA4.0、SAT接近滿分,被斯坦福錄取的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學校的物理老師直言:“即使你應該被錄取但你可能也進不去常青藤大學。因爲——你是亞裔。”

在名校招生官眼裡,洛威爾的學生只會背誦一堆材料。而他們想要的,並不是這種千篇一律的學生。

紀錄片的最後,索菲婭被哈佛、耶魯等六所名校拒絕,埃文也被所有藤校拒絕。

2021年,一位SAT接近滿分的亞裔學生接連被六所名校拒絕引起廣泛熱議。

這名學生直言不諱地表示:“作爲亞裔美國人,我有20%的機會被哈佛錄取,作爲非裔美國人,我有95%的機會。”

〓 當事人Jon Wang

至於原因,不得不提到美國的“平權法案”。

上世紀六十年代,爲了保障少數族裔享有平等進入大學的權利。美國高校依照“平權法案”,爲特定族裔學生保留固定的名額。

這原本是促進公平的事情,但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亞裔與非裔、拉美裔同時進入候選名單時,該法案卻傾向錄取非裔等其他少數族裔。

在很多人看來,這已經屬於反向種族歧視。

有公平招生組織認爲,在亞裔美國學生中,對偏見的感知導致了“異常高”的焦慮和自殺水平。

再加上移民家庭向上流動的壓力,與骨子裡難以卸下的緊繃,亞裔青少年心理負擔更重也就不足爲奇了。

極端一些的,則走向了更可怕的不歸路。

2010年,一場綁架案震驚北美。

來自越南華裔移民家庭的珍妮弗·潘僱兇綁架父母,其中父親遭遇重傷,母親不治身亡。

從上學起,珍妮弗就是“別人家的孩子”:三歲學鋼琴,六歲學花樣滑冰,家中擺滿了獎盃和證書。

學校裡的珍妮弗成績也很優異,小學時門門功課都在85分到95分之間,屬於班級的榜樣。

整個童年,她都在訓練和家庭作業中度過。

滑冰訓練到晚上十點——熬夜做功課——第二天早起訓練,這一條按部就班的作息成爲珍妮弗的日常。

就連週末她也很少去同學家玩,朋友的生日派對更是幾乎不參加。

〓 珍妮弗·潘

不過,在嚴格的教育和模範學生的光環下,珍妮弗漸漸養成了極端完美主義的性格。

如果朋友的成績超過她,她就會很惱火,暗暗下決心一定要贏回來。不允許自己輸的好勝和志氣一直根植在珍妮弗的骨子裡。

然而到了八年級,珍妮弗還是等到了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挫折”——沒能當上畢業生代表。

習慣了當優等生的珍妮弗無法接受現實,她覺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毫無意義。

到了九年級,珍妮弗的成績便開始大幅下滑,各科均分掉到75,從門門得A的好學生變成了中等生。

爲了避免父親看到成績後的憤怒,珍妮弗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製造一份假成績單。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後,便再也無法關上。於是,珍妮弗的行爲愈發大膽。

高中最後一年微積分掛科導致她無法上大學,她製造了假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被“錄取”後,她每天都揹着書包按時“上學”、“記筆記”,實際上則是前往社區圖書館。

後來她又騙父母說自己以優異成績轉學到多倫多大學的藥學專業。

這期間,她還瞞着父母交了一個涉嫌販毒的男朋友。

〓 珍妮弗的男友

可紙哪裡能包得住火?謊言越多,被揭穿的壓力就越大。終於有一天,事情徹底敗露。

大發雷霆的父親不許珍妮弗再踏出家門。

無法獲得自由的日子裡,珍妮弗覺得這一切都是父親造成的。殺掉父親的念頭從此在她心裡埋下了根。

三個月後,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劇。

諷刺的是,庭審時,珍妮弗的父親說直到慘案發生前的那一刻,他都覺得家人過得幸福快樂。

績優主義像植入華人家庭中的病毒,你無法抗拒它的魅力,每一個成員都爲光鮮亮麗的成績而着迷。

而一旦超過了它應有的限度,便會將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彼此憎恨。

身在高度競爭環境中的硅谷更是變本加厲,因爲如果你的人生樣本是谷愛凌,那麼不僅僅要上常春藤,而且所有課業都要拿到A。

與此同時還要成爲單項運動的奧運冠軍,出入名利場與各國頂級名流推杯換盞。

但是,世界上又哪裡有這麼多的谷愛凌呢?那一整套的“優秀”模板,又真的適合每一個孩子嗎?

參考資料:

1.San Francisco Magazine.Why are Palo Alto's kids killing themselves?

2.紀錄片《Try Harder》

3.紀錄片《別人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