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甫/新常態晉身新世界 很多「回不去了」
新冠肺炎重創全球。第一波疫情在一些國家仍然持續肆虐,現在更要擔心第二波疫情是否再度捲土而來。在確定的解藥及疫苗發明以前,未來的環境唯一的確定就是「不確定」。但目前除了持續防疫外,全球疫後新常態已出現,很多往日大家熟悉的場景,可能都回不去了。
其實這些新常態的形成,除了受疫情的影響,伴隨的是科技的進步,及政治環境的改變,因而改變人類的生活。我們要去適應這些新常態,並從中去獲取商機。不過,這裡我想探討的不是產業方向,而是一些大哉問的問題:反全球化、大政府、低利率、高國債、貧富不均、工會復活。
在國際上,反全球化越來越盛行,全球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在過去十年中,手機、社羣帶給民粹主義發展溫牀,政府則以保護主義予以迴應。從川普的當選治國、美國的最近大選、英國脫歐和反移民言論的增加都再再的證明了這一點。川普當時力主在美墨之間築起高牆,阻止人員的流動。這場疫情諷刺地更促成了各國的關閉邊界。國際間人員的流動真的被終止,嚴重到各國互相孤立,現在才陸續解封。但是空中交通、海上郵輪,恐怕都回不去過去的盛事。
受到威脅的不僅是人流,還包括貨物流,疫情也造成全球貿易的萎縮,分工體系受到打擊。過去國際間貿易的最大考量就是效率與成本,背後的理論就是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原則(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國際間分工是考慮相對的優勢。每個國家利用相對優勢來分工,總產量可以極大,大家可以分得更多。
然而疫情時,考慮醫療用品的供應安全,避免斷鏈的醫護危機,自己國家應該生產口罩、防護衣、盤尼西林、消毒藥水,…,等醫療安全物品,避免天有不測風雲。未來甚至可能擴展到整體供應鏈的安全考量,所以短鏈供應、在地化供應,都是未來潮流。全球在疫情之時,需求不足,供應斷鏈,貿易量已經嚴重衰退。預期疫後,貿易量也可能會倒退。全球化實在岌岌可危。
新冠肺炎帶來金融的動盪與經濟的衰退。各國的貨幣政策,央行先降息及買債增加流動性,避免市場崩盤。後來的財政政策提供水電、薪資,利息等各式補貼,甚至減稅、編預算進行各式振興政策,救助經濟。
例如美國自今年3月以來,國會通過了4項用於冠狀病毒救助的超過3兆美元的支出法案。這些舉措超過了聯邦政府在過去經濟危機中採取的行動範圍。現在,衆議院民主黨人甚至已經準備了第5個計劃,旨在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資金以防止裁員和充實養老基金。
疫情需要政府做出巨大反應,政府也都如斯擴大了功能,各國都成了凱因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大政府的擁護者。在911恐怖襲擊後,美國人容忍了一些隱私權的喪失,這次各國爲了控制疫情,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封鎖及防疫的追蹤。最近大陸健康碼的實行,及美國最近爲了維護公共秩序,派軍隊鎮壓示威遊行暴動,都令不少人擔心大政府的「大阿哥」作爲,越來影響力越大。
而爲了救經濟,貨幣政策的全球再次寬鬆。2008年的金融海嘯後,美國在2015底纔開始升息縮表,新冠肺炎疫情一來,聯準會一下子棄守四年來的成果,兩次的緊急降息,又回覆到幾乎零利率的狀態。低利率又會再持續很長的一段期間。
貨幣政策的放水救市,除了助長市場波動劇烈,更擴大資產泡沫,而財政政策的紓困、補貼,及租稅減免,借債融通,造成舉世的公共債務膨脹,各國國債都大量增加。「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後代子孫將承受更大的債務,未來稅率也可能很快就會上升。這些舉措都埋下未來更糟糕的「貧富不均」,而且其影響將持續很長一段期間。
新冠肺炎疫情也將讓工會復活。雖然美國的工會會員人數過去幾十年已經下降了許多,但疫情是個轉捩點。主要促成改變的原因,首先是疫情將白領和藍領分開來,前者可以在家工作,而後者必須冒着健康風險來掙錢。疫情期間,工人在亞馬遜倉庫、速食連鎖店和雜貨店染疫,甚至上演罷工的情況,這凸顯了藍領員工的弱勢,需要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福利。
此外,裁員和強制休假使許多藍領階級在全球健康危機期間失去了生活的收入來源,被裁員的連醫療保健福利都沒有了,這更激起了不滿的情緒。而歷史經驗也顯示,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之後,工會會員人數迅速增長。因此可以推斷新冠疫後工會的組織會更形茁壯,運作也會越來越強硬,未來勞資的談判也會越來越難達到共識。
新冠肺炎疫情帶給我們的不只是個人防疫或生病醫療的問題,而是還將會產生前所未有的連鎖反應。新常態已在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制度,種下改變的因子,未來的面貌可能與前大不相同。我們要有前瞻的思維,趕快在新常態中找到合宜的立足點,超前部署,取得未來的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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