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採宜：快遞、外賣造成的環境污染應該誰來買單？

來源：林採宜

本文作者林採宜爲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副院長;張菁爲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研究員。

一、電商與外賣業引發的“白色污染”

過往十年，隨着互聯網電子商務的高速發展，我國快遞業務規模持續增長，2020年，我國快遞業務量達833.6億件，所消耗包裝材料1550億噸，塑料垃圾產量140.3萬噸[1]。其中，電商的快遞業務所產生的塑料包裝垃圾約112.2萬噸[2]。

互聯網商務推升快遞和外賣的規模快速膨脹的同時，作爲快遞和外賣重要包裝材料的塑料產量也連年上漲，2019年塑料累計產量達到11.4億噸，其中石油基塑料佔市場比重高達75%，生物降解塑料的僅佔1%。

二、塑料垃圾的危害及其處理成本

目前，全球對於廢棄塑料垃圾的處理方法有填埋、焚燒、再生造粒和熱解等。由於填埋法處理塑料垃圾面臨着填埋場飽和、侵佔土地資源以及塑料難降解、環境污染持續幾個世紀等危害，而焚燒法不佔用土地面積，且燃燒產生的熱能發電實現“資源化”。燃燒過程中致癌物質二噁英的排放也隨着焚燒技術的提升，達到“無害化”，對環境的影響較小，因此，近年來，隨着垃圾分類體系日益完善，焚燒佔比在逐年提高（圖3）。2019年，我國垃圾焚燒法處理佔51%，填埋佔46%。焚燒與填埋垃圾的直接處置成本分別爲85億元和65.7億元[3]。以垃圾分類細化極致的日本爲例，2017年垃圾焚燒量佔清運量的比重就高達74%，可見我國目前的焚燒垃圾 佔比仍有提升空間。遵循“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原則，未來，焚燒發電將逐步替代填埋法，成爲最重要的固廢（包含塑料）處理方式。

三、“禁塑令”與環境稅對減塑作用有限

互聯網商務推升快遞和外賣的規模快速膨脹的同時，作爲快遞和外賣重要包裝材料的塑料產量也連年上漲，2019年塑料累計產量達到11.4億噸，其中石油基塑料佔市場比重高達75%，生物降解塑料的僅佔1%。

迅速蔓延的塑料垃圾催生了國家的“禁塑令”。爲了防止污染的不斷擴大，從2020年至今，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先後6次發佈限塑禁塑的政策法規，從法律層面限制不可降解塑料用量，推動產業鏈向可降解塑料領域實現綠色轉型。根據政策要求，2021年起全國範圍餐飲行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在“禁塑令”的鞭策下，生物降解塑料逐漸替代不可降解的塑料管將是大勢所趨（圖6）。但是，目前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佔有率只有1%，即便產量增速不斷提高，對於解決非綠色環保塑料造成的“環境污染”仍然是杯水車薪。

因此，北京、上海、廣東以及海南等部分省市出臺了更嚴格的限塑方案）因地制宜地處理當地的塑料污染問題。

除了採取“禁塑令”的行政手段，我國還開啓了環境保護稅，通過經濟手段從源頭上減低塑料污染的產業動力。2018年，通過“費改稅”，將收費主體轉移爲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執法剛性增強，但減塑效應不佳。2019年，我國塑料製品產量增速高於廢塑料回收量的增速，以至回收率有所下降（圖7）。

環境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是稅率太低。

按現有環境稅率測算，2020年對快遞業及外賣業的環境稅額分別爲2625萬元以及1931萬元。而全行業採用可降解塑料材質PLA（聚乳酸）的替代成本大約爲207億和152億（表2），和高昂的環保材料替代成本相比，環境稅對包裝行業的約束微乎其微。既然排污成本極低，環境稅促進企業減塑的效應自然也不樂觀。

四、愈演愈烈的白色污染應該誰來買單？

“懶人經濟”盛行之下，電商快遞及外賣產業便利了消費者，同時也給企業帶來增量的銷售和更低的服務成本、房租成本，本着“誰受益，誰買單”的社會公平原則，快遞和外賣造成的環境污染應該由相關企業和個人承擔相應的環保成本，而不是由全體納稅人去爲這些污染買單。

因此，建議大幅提高環境稅率，促使包裝企業全面採用生物降解塑料化，才能從根本上解塑料包裝的環境污染問題。

註釋：

[1]根據全球性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發佈數據測算.快遞業的包裝材料分紙質類（91%）和塑料類（9%），其中部分是PP（聚丙烯）、PE（聚乙烯）等不可降解塑料。

[2]根據拼多多2020年包裹數量及行業佔比推測全行業包裹數爲988億件，以塑料用量20g/件基準估測。

[3]填埋和焚燒的平均處置費爲60元/噸和70元/噸。

[4]以廣州一焚燒廠爲例，環保物耗的消耗在垃圾分類後普遍降低。

]以廣州一焚燒廠爲例，環保物耗的消耗在垃圾分類後普遍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