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法改革：殘唐中央的挽救財政計劃
公元8世紀末，垂垂老矣的唐朝正從神壇快速跌落。儘管長安城內的天子仍受天下供奉，卻已沒法將抽稅觸角延伸至地方基層。以至於國庫空虛，常常處在入不敷出的糟糕境地。若聽任窘況長久持續，那麼中央權威的崩盤只是時間問題。
正因如此，忠於李氏的官員們寄出兩稅法改革，企圖用轟轟烈烈的全面貨幣化運動來重振財政。奈何終究是雙拳難敵四手，在各類反面勢力的抵制下悄然爛尾。
唐朝的租庸調稅制 源於此前的北朝和隋朝舊俗
早在王朝建立之初，李唐基本遵照北朝和隋朝舊俗，用今人很難理解的租庸調製獲得賦稅。簡而言之就是大部分收入來自實物供奉，貨幣僅僅起到輔助作用。其中：
租就是單位面積的田產收入，每年至少要繳納以小米爲主的二石穀物。
庸是徭役的代名詞，意味着個人每年要爲朝廷提供20天義務勞動。
調則爲手工產出，通常是絹、綿、布、麻等紡織品，可以在流通領域充當貨幣替代品。
義務勞動也是唐朝賦稅的一部分
從表面上看，這種機械且單調的小農式稅制，在強調男耕女織的時代並無任何不妥。若考慮到實物貢賦的汲取和物流成本，就能清楚其效率有多麼低下。即便沿途沒有遭遇任何損毀，也經常要付出好幾倍的徵收成本。等到需要投放實用，又必須將完全類似的過程重演一遍。
相比之下，貨幣在唐朝中前期的地位就更加尷尬。由於各類紡織品在支付領域大行其道，銅錢的發行數目始終難以追上經濟總量。隨之而來的“錢貴物輕”怪象，就是非常典型的流動性不足。雖然常以賞賜、交易和借貸手段投放出去，終究受限於使用場景偏少，容易被世家富戶們囤積儲藏。於是，廣袤的鄉村區域幾乎可以做到理論上與錢絕緣，嚴重阻礙帝國的經濟發展。僅僅是因爲產能自然增加，纔沒有在王朝的中前期釀成惡果。
唐朝的銅錢數量不足 使用場景也頗受限制
然而，過於稀有的銅錢流通，很快對脆弱的小農經濟構成衝擊。因爲錢的價值虛高、其他生產要素的估值過低，就會刺激出非常慘烈的土地兼併。那些地方豪強或公家白手套，往往可以用極低成本來收取田產。要麼本人親自下場經營，要麼將原主人變爲替自己勞作的佃戶，用數量效應抵消長期固定的徵稅成本。若是還能攀上宗親關係，便可一步到位的享受免稅待遇，成爲只進不出的頂級贏家。
另一方面，唐朝中前期的君主們熱衷於開疆拓土，前線可從朝鮮半島延伸至撒馬爾罕。但作爲服役人口基礎的府兵軍戶們，往往依託於額定份地收入，根本經不住如此漫長的頻繁外調。故而大批量破產逃亡，轉而尋求地方豪強的有償庇護。隨着皇帝決定以募兵制加之替代，投放出去的貨幣又爲土地惡性兼併創造出舒適溫牀。畢竟，有權招兵買馬的將領永遠是少數，而客死異鄉的士卒還有遺孀需要供養。
錢貴物輕 就是唐朝權貴們的剝削手段之一
公元755年，破壞力巨大的安史之亂突然爆發，唐朝中前期的表面繁華被徹底揭開傷疤。隨着內戰持續多年，包括幽燕、河東、中原和江淮在內的多個重要區域遭到破壞。除洛陽、揚州兩大商業城市衰退，廣袤的鄉村更是人口流失嚴重，支撐租庸調稅制的社會基礎消亡過半。雖然皇室還能保有巴蜀和江東的新興產糧區，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彌補鉅額損失。
更爲糟糕的是，地方藩鎮與士族地主集團乘勢崛起。這主要是因爲朝廷在平叛行動中的拙劣表現，動搖到部分藩鎮的忠誠度,推動其獨立自主傾向。而且士族階層本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佔據緊要地位，如今又積極同軍頭們建立聯繫，不願意再將自己撈取的好處乖乖上繳。最後是握有貨幣資源的商人羣體加盟，徹底將中央的影響力降至最低。運行多年的租庸調製，紛紛在這些強藩地界內自動瓦解。
安史之亂+藩鎮割據 嚴重破壞唐朝的中央稅基
支持兩稅法改革的唐德宗
面對困局，重返長安的李唐中央自然不願坐以待斃。他們起初採用拉幫結派、挑撥衝突的做法，希望逐步消除藩鎮割據的負面影響。結果還是受限於囊中羞澀，始終停留於小打小鬧的初級階段。任何新將領奉命前往地方主持工作，都必須在同流合污或捲鋪蓋滾蛋之間做抉擇。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過去的租庸調稅制沒有廢黜，依舊在地方經濟中發揮舉足輕重作用。只不過以實物爲主的貢賦，無需再大批量轉運京畿，而是被就地截流後供本土士紳、官商、軍閥消費。事已至此，稅制改革就成爲當務之急。
殘存的租庸調製度 成爲限制唐朝財政復甦的絆腳石
公元780年，登基不久的唐德宗在宰相楊炎建議下推出兩稅法改革。簡單來說，就是不在將穀物、布匹等實物作爲徵稅載體，轉而要求以徵收金錢爲主，且每年開徵兩次。相比過去那種與人口綁定的租庸調，完全基於田產價值的額定模式無疑更加合理。朝廷不必再爲自耕農逃亡擔憂，吸納流民的豪強們則必須爲增產所得買單。
此外，兩稅法還有利於朝廷重新掌握財政主導權。因爲地方賦稅皆由貨幣替代實物，無限中將各類流通於民間的銅錢集中到自己手裡。然後重新鑄造爲面值更大或數量更多的新錢，人爲稀釋掉地方豪強們的財富積累。皇帝本人的腰桿子也硬朗起來，無需再爲府庫不足感到自慚形穢。副作用就是包括糧食在內的必需品漲價，形成“富人通縮、窮人通脹”的曠世奇觀。
兩稅法的核心 就是強化貨幣在流通流域的重要性
當然，李唐中央要長時間維持兩稅機制，就必須向流通領域投放充足貨幣。稍有遲疑就要重回“錢貴物輕”的大通縮狀態。於是，不得不將冒頭對準寺廟，用成堆收繳來的銅鐘、雕像融鑄新錢，與繼續吞噬流動性的士族富戶們形成對衝。同時，將清算出來的土地充當補充稅基，交由官府或藩鎮經營。至於被迫還俗的僧侶，則要繼續爲帝國的財政運轉提供勞力。雖規模不及後來的會昌滅佛運動，內核思維確實如出一轍。
最後，唐朝還秉持先前各代傳統，拒絕把真金白銀等貴金屬拿出來用於內部流通。無論是走絲綢之路抵達長安的中亞商賈，還是駕船登陸廣州的南洋海商，都必須到官方制定的機構兌換銅錢，否則就沒法把生意推廣至洛陽或洪州。因爲交通要隘往往很容易吸引到人口羣聚，他們的勞動所得勢必以銅錢爲主，算是在無限中將使用貨幣交換的理念擴散出去。
各路外商來唐 都必須兌換銅錢進行貿易
兩稅法的確讓唐朝有了中興氣象
平心而論，自兩稅法獲得全面推廣後，唐朝的中央財政的確大爲好轉。前後幾代皇帝能以經濟優勢壓制藩鎮，使對方無論如何都不敢有取而代之野心。然而，蒙受損失的豪強富戶們都不是傻子，很清楚改革的殺豬刀就是對準自己。他們利用與藩鎮軍閥合作關係，採取一系列相應的仿製手段。
首先就是利用自己在朝中的人脈，不斷催促皇帝恢復舊制。這是由於入朝爲官的士大夫們往往就來自地方，甚至能長期獲得本鄉父老的持續孝敬。以至於經常用物價上漲爲藉口，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輕易變動”。或是針對楊炎等改革派標杆，不斷刁難其存有收賄等不法行徑，迫使皇帝將他們貶官流放。乃至策動京畿周圍的小軍閥叛變，以武力脅迫君主收回決定。結果，這些頂層鬥爭都以失敗告終，朝廷仍然我行我素的享用銅錢收割成果。
兩稅法遭到幾乎整個精英階層的聯手抵制
其次，地方藩鎮會利用自己在轄區內的獨斷專權，發行各自版本的銅錢。他們一面將中央貨幣儲藏起來，只用於向朝廷直屬區域的集中投放。同時還縱容假幣氾濫，用大量添加錫的廢錢攪亂價格。接着誘導本地居民必須自己私鑄的銅錢交易、納稅，絲毫不給外人滲透空間。受此影響，過量廉價銅錢開始在朝廷直轄的州縣氾濫，釀成慘不忍睹的惡性通脹。反過來，又加深藩鎮人口對中央貨幣的不信任，可謂殺人誅心的一石二鳥之策。
最終，影響深遠的兩稅法改革持續不過三十栽，就被身心俱疲的唐德宗下令廢止。然而，原先維繫租庸調製度的社會基礎已完全消失，仰仗實物稅的結果就是財政愈發吃緊。爲此，李唐中央繼續濫伐銅錢，頂着通脹壓力苦苦支撐，企圖完美借用雙軌制的漏洞牟利。以至於天怒人怨，被包括藩鎮、士紳、百姓在內的所有人拋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