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銘記她的高遠志向

慧仙女士遺像 慧仙碑

◎夏曉虹（北大中文系教授）

動念寫作此文，乃是緣於2017年的一次春遊。那年4月，照例帶學生在北京一些景點行走。到五塔寺之前，已查知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附設此間。遊覽過始建於明代永樂年間的真覺寺後，觀賞展室內外衆多的石刻便成爲繼發的興奮點。我在碑林間遊蕩時，意外地發現一座額端署爲“慧仙女工學校”的石碑，不禁喜出望外。

關於慧仙的事蹟，以現存五塔寺內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的這塊“慧仙女工學校”碑文所記最爲詳細。此碑兩面刻字。正面碑額篆書“慧仙女工學校”，所署時間爲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正是建校之際。碑陰則刻錄了“敘述改建慧仙女工學校爲祠堂之緣由”，時間是中華民國七年（1918）四月十五日。二文均由鄧誠璋撰寫。記述慧仙生平的文字見於碑面，因文字繁密，碑體高大，很難看清，且已歷百餘年，不無漫漶，故未見地方誌資料移錄全文。不過，1907年1月，慧仙女工學校正式開學前，此碑文已在北京《順天時報》先行登載。

慧仙的父親庫克吉泰，姓額者特氏，蒙古正黃旗人，1873年（同治十二年）卒於熱河都統任上。《順天時報》因此稱慧仙爲“名門之女”。其夫承厚姓布魯特氏（《清史稿》記爲“布庫魯氏”），蒙古正白旗人，爲工部郎中。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冬，承厚病歿。至次年春，慧仙由於傷心過度，也追隨亡夫而去。臨死前，她囑咐其母將遺產託交誠璋，用以興辦女工學校。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慧仙做此選擇的背景與用意。

慧仙關於女子“以分利爲男子累”之說，先由梁啓超1897年在《變法通議·論女學》中提出，後流傳廣遠，成爲興辦女學堂、以使女性自立的必引論據。儘管因“無子嗣”，慧仙可以將遺產全部捐獻，但其捐款的去向並非佛門道觀或一般的慈善機構，而是學堂，尤其是女學堂，從而彰顯了其人將維新意識付諸實踐的決心。

特別應該說明的是，此議尚發生在清廷學部頒發奏定女學章程之前一年，慧仙之爲女界先進實無疑義。何況，其捐出遺產“以舉公衆事業、造社會幸福”的想法，本懷有改良社會風習的用心，也顯示出慧仙本人高遠的志向。

將遺產全部捐出，化私爲公，既是對“以家產遺子孫”的傳統風俗的改變，也表現出對艱難起步的女子教育事業的傾力支持，本身就是一個創舉。

當然，慧仙已逝，遺願的實現須依賴他人。而所託得人，也正見出其識斷高明。誠璋，字裕如，又字玉如，漢軍正黃旗人。由內務府郎中，授農工商部左參議，曾任京師勸工陳列所總辦、農事試驗場總辦。其人不僅與承厚一家關係密切，而且在辦學方面已有心得。以其改設三旗小學堂、創辦公立學堂的辦學經歷，以及內務府學堂總提調的身份，誠璋無疑是慧仙心目中最合適的遺囑執行人。

不同於一般的女學堂，慧仙有意建立的是女工學校，並預訂了“女工習藝所”的校名，自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既認定女子均應成爲有獨立職業的生利者，家庭與國家才能擺脫貧弱，那麼，學校就應當教授女子所需要具備的“普通知識，或一藝之長”。而當時的民辦女學中，傳授“普通知識”者居多，傳習“一藝之長”的女工學校則很少見。當慧仙訂立遺囑之時，女工學校在京城更是缺項。慧仙意欲補闕，爲女子自立提供更實在的幫助，確係眼光敏銳。

遵照慧仙的遺願，誠璋用這二萬六千七百兩經費在淨土寺街（位於今北京東城區安定門內北鑼鼓巷）購地一方，興建學校。校舍於1907年1月中旬（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落成。最初的方案是以慧仙女工廠爲主，“招收女生，不收學費，並供一餐，附設女學一班，均以十五至二十歲者爲合格”。但很快附庸即蔚爲大國，校名確定爲慧仙女工學校。1907年3月9日（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慧仙女工學校開課。誠璋任該校總辦。招收的學生有一百多人，分爲高等、初等與女工三班。所謂“高等”“初等”者，都屬於普通科。但無論如何，學生人數最多的是女工班，這也符合創辦者的初衷，凸顯了學校特色。

一個月後，4月7日（二月二十五日），因慈禧太后賜予“培才勸學”匾額，該校舉行了盛大的開學典禮。而在慈禧太后賜匾之前，光緒皇帝先已頒給學校“育才興學”匾額。應該說，能夠一併得到太后與皇帝賞賜匾文的學校十分罕見，當時視爲極高榮耀也很自然，難怪《北京女報》要推許慧仙女士“名垂千古”了。

供圖/夏曉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