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興衰，原因何在？土地私有化纔是根源！

作者：徐吉軍 微信公衆號：漢唐智庫

文章原刊於《環球財經》2012年2月刊。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亡律，除了極個別朝代爲外族消滅，大部分王朝的興衰更替都是因爲人口增長、土地兼併，最終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末世景象。

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生存空間是最重要的財富。這就決定了人類本身對於領土、領地、土地的佔有慾非常強烈。

因此，非獨中國，幾乎每個國家都會出現土地兼併和大量囤積土地、房產的現象。

近年，隨着我國經濟持續的高速發展，一些形式各異但目標一致的勢力開始大力鼓吹中國土地應該實行徹底的私有化，讓土地自由流通。

此類觀點一致認定，中國一旦實行了土地私有化就會籍此改善農民的收入，以及獲得更加充足持久的發展動力。

此類觀點是所謂只見其利不見其弊，中國的土地該不該私有化？不妨讓我們一起放眼四海，以鄰爲鑑，以史爲鑑，探究中國土地管理之良策。

中國部分原教旨主義自由派通常以美國爲“夢中彼岸”、“理想國”，對美國從體制到現狀不盡推崇膜拜之能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情緒是：“那理想國的一切都是對的，都是帶着神的意志，聖潔普世，高不可攀，偶有污點，也是瑕不掩瑜。”中國自由派總試圖通過鼓吹“民主”、“民衆”、“民意”等字眼來實現對中國民衆的“啓蒙”，卻不料在虛僞的表達語境中夾帶私貨的後果就是邏輯混亂，破綻無數。

推崇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中國自由派，鼓吹美國所謂全面的、徹底的私有化模式。在這裡我們先不討論那威名顯赫控制美國金融傳媒的猶太資本，也不說各大富豪家族控制了多少美國產業財富，只說美國那廣袤無邊的壯麗山河，這美麗的土地到底屬於誰？

讓我們欣賞一下美國地主排行榜吧：

在土地自由買賣的美國，美國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在2011年超過CNN創始人泰迪·特納（Ted Turner），成爲美國最大的地主（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

70 歲的馬龍是自由媒體集團的主席，大約20年前，他慢慢開始了自己的“圈地運動”，陸續在美國懷俄明州、新墨西哥州和科羅拉多州購買土地，到2010年年初的時候，他名下的土地已達近100萬英畝。2010年8月，馬龍收購了新墨西哥州東北部佔地1174平方公里的貝爾牧場（該牧場最早於2006年掛牌，標價1.1億美元）。2011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注：1英畝=4046.8564224平方米，220萬英畝大約是8903平方公里）。

特納（Ted Turner）在過去的15年裡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在美國境內擁有8499 平方公里土地，另外在南美洲還擁有405平方公里土地。

馬龍和特納擁有的土地都超過了上海市面積（2009年末爲6340平方公里）。馬龍和特納這兩位美國最大的地主擁有的土地合計17402平方公里，超過了北京市面積（16410平方公里）。

在資本控制一切的美國，要買下這些地當然需要巨大的資本，美國的大地主除了辛格爾頓（Singleton）家族之外幾乎都是億萬富豪。

美侖美奐的美國大農場，看起來浪漫而溫馨，但是在土地私有化的現實中，絕大部分美國人民與土地根本沒有任何關係，也不可能分享土地帶給人們的利益和豐收的喜悅。

在中國某些自由派的語境中，還有一個高貴儒雅紳士滿街的夢中國度：

工業革命時英國“羊吃人”圈地運動的血腥早已被歲月沖淡。憑藉強大無敵的艦隊，這個國家創造了太陽永遠照在國土的神話。尖銳的國內矛盾在擴張中釋放轉嫁，這個國家的人民曾因擴張掠奪而受益。

可是“日盈則昃，月盈則虧”，哪裡有永遠的“日不落”神蹟呢？當霸權分崩離析，人民重新局囿一島的時候，在這個島國上，生活着6000萬人，他們的國土面積是24萬多平方公里，相當於2400萬公頃。

這個國家很神奇，7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中。有英國媒體怒問：誰纔是英國土地的主人？

英國有6000多名大地主，其中多數爲貴族、王室，他們擁有1619萬公頃土地，相當於英國所有土地的2/3。英國最大的20個地主家族擁有的土地，比肯特郡、埃塞克斯郡以及貝德福德郡三個郡的面積還大。

這些地主通常用平方公里來衡量他們的土地面積，而英國民衆平均擁有的土地不到284平方米。

著名的英國喜劇電影《憨豆特工》（Johnny English），主要描寫了一位愛國特工打碎了反派人物試圖通過竊取皇權以圖謀土地的陰謀，是有其社會現實背景的。

這樣的特工，在影片中被塑造成“愛國的”、“忠誠的”，也從側面反映了英國大衆對待土地過於集中後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的警惕情緒。

部分中國自由派一直樂此不疲地鼓吹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的優秀體制，試圖向中國民衆傳遞一個信息：印度是窮人的天堂，是一個連窮人都能夠有尊嚴地正常生活的地方。

某中國自由派學者宣稱，印度雖然有很多富人，但公共設施是爲大多數窮人服務的，如果大多數的窮人都消費不起，那還叫公共服務嗎？

這不禁讓人想起印度某大城市大街上沒有圍牆露天的小便池，還有掛在火車外壁旅行的旅客。

此類言論的邏輯之混亂，觀點之扭曲，恐怕就是放在印度論壇上，也會被印度網友解讀爲一種有意的羞辱和反諷。

印度是人口大國，國土300多萬平方公里，人多地少，土地卻由少數人控制。英國殖民前，印度的土地是以種姓制度下的村社關係進行管理，這種世襲制的社區模式並不公平，但不擁有土地的農民在此制度下還可以解決溫飽問題。

英國人爲了讓英國資本家更容易地以低價購買土地用於開礦和辦種植農場，就根據需求引入私人產權的概念，改變土地由村社擁有的現狀。

1793年，英國在印度實行永久解決法，將土地的權利集中在了少數大地主和中間人手上，讓他們成了英國人的收稅官。

當印度獨立時，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數的大地主手裡。印度政府曾試圖解決土地產出低和土地分配不公的問題，不過除了少數邦有所改善，就整個國家而言，10％最富裕的印度人現在擁有的土地，比50年前還多。

如果排除情感因素去看日本的經濟模式，會發現很多不同於英美模式的特點。我們必須承認，日本經濟模式的諸多制度設計方面充分考慮了其國家現實條件和民族特點，體現了相當的適應性和競爭力，值得我們借鑑。

爲了保護農業經營者的權利，日本實行“耕者有其田”，嚴禁個人買賣土地，對土地權利變更和土地流轉進行嚴格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開始對明治維新以來的土地制度進行改革。1946年9月，根據英聯邦提出的方案，日本製定了《自耕農創設特別措施法》和《農地調整法改正法律案》，其中規定土地買賣必須由政府進行，個人不得擅自買賣土地。

1952年，日本製定了《農地法》，《農地法》是日本農地制度的核心。該法的中心議題是對農地實行管制，目的是保護耕作者的權利，保證優質農地用於農業，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

2000年，《農地法》第六次修改，主要修改了農業生產法人制度，並對土地權利轉移管制和用途轉移管制所涉及的土地面積做了彈性的規定。這些修改都排除了以取得保存資產、投機爲目的農地權利的轉移，也排除了不從事農業生產的個人、組織或法人取得農地權利轉移的可能。

日本歷來重視金融制度在農地制度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並根據農地制度建設的需要不斷調整金融政策，日本農地制度的每一次變革都有相應的金融制度的支持，金融制度的有些內容也包涵着對農地制度的促進。

在中國自由派的臆想中，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偉大正確的事件，之後俄羅斯激進的私有化改革也如史詩般宏偉壯大。

中國自由派不敢面對俄羅斯私有化過程實際上是史詩悲劇的真相，因爲這種真相會令中國自由派的顏面盡失。俄羅斯私有化改革，當然少不了土地私有化，由於土地私有化的操作較爲複雜，最終土地私有化並沒有像國企私有化那樣激進失控，算是一大幸事。

俄羅斯1990年12月頒佈《俄羅斯農民農場法》，將農地私有合法化，1991年4月又通過新的土地法典《俄羅斯聯邦土地法典》，取消了單一的土地國有制，確立了土地的國家所有制、公民所有制、集體共同所有制和集體股份所有制並存和平等發展的土地所有制結構。

俄羅斯土地大規模私有化中，大量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土地以“土地份額”的形式無償分配給個人。“土地份額”雖然可以轉移和交換，但只是一種抽象的與實際地塊相聯繫的票面權利，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所有權。

俄羅斯的土地私有化改革雖然改變了原來土地由國家所有的單一所有制結構，但仍有相當部分的原屬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經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份額持有者只是擁有抽象的土地所有權，並不擁有實物土地，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原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

2002年6月26日下午，俄國家杜馬以258票贊成、149票反對、5票棄權的結果，通過《土地私有化法案》，允許本國公民自由買賣農業土地。這個決議在俄羅斯國內引起巨大爭議。

別爾格羅德州州長薩弗欽柯接受採訪時說，“在一個開化而文明的國度裡，是沒有‘自由買賣土地’這說法的。因爲到處都在嚴格地限制土地的私有，以保證充分有效地使用土地。在俄羅斯到底有沒有必要把土地私有化呢？我認爲沒有必要。我反對將土地變成商品。但是，這不是從意識形態上反對，而是站在社會經濟立場上反對。我認爲，土地最好的流通形式是租賃。爲了糾正90年代初那種以股份來分配土地的愚蠢政策，政府應該先用合理的價格收回分出的土地，然後再向個人出租。”

圖拉州州長斯塔羅杜布採夫接受採訪時說，“那些破產的白癡們今天再次大聲叫嚷着要出售土地，他們哪裡知道，這些土地能賣幾個戈比？在搞土地私有化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明白農業經濟是什麼。當前，只有重視和重建農業，才能使農業經濟振興。我認爲，俄羅斯農業惟一可行的出路，就是租賃土地。只有這樣，土地才能真正地屬於人民。也只有這樣，國家才能真正地控制土地。”

俄羅斯在瘋狂的實行樂私有化之後，對於土地的私有化保持了一定的警惕。但是，國家制度決定了財富的分配，土地就是最大的財富。私有化的俄羅斯，土地私有化是不可改變的結局。

說起中國古代的土地制度，人們會習慣性地聯想到土地兼併、農民起義、王朝崩潰三部曲。唐末黃巢起義是很典型的追求平均地權和財富的農民起義。

公元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黑暗，財政虧空年達300萬貫，黃河中下游遭受旱災，夏季麥收一半，秋季顆粒不收，農民以野菜、樹皮充飢，而政府徭役、賦稅未減，農民無法生存。874年，王仙芝在河南長垣聚衆起義，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

875年夏天，黃巢領導曹州冤句數千人響應起義。農民起義最高綱領的“平均主義”口號是由黃巢起義開始提出。通常人們認爲這是農民階級鬥爭覺悟提高的表現，意識到自己受壓迫、受剝削的根源是土地所有制。

事實上，黃巢起義之所以用“平均”、“均平”的口號，一個直接原因是因爲唐朝兩稅法的實行，改變了秦漢以來一直延續的國家授田制度，使農民已經無法靠國家授田獲得土地。

從秦漢直到唐末的長達千年的歷史中，中國土地管理及賦稅制度的核心特點是國家授田制和按人丁納稅。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農民大規模失地的原因是由於土地兼併和賦役制度的雙重作用。由漢至唐的歷史，按人收田稅的賦役制度是農民破產、流亡的加速劑。

西周時期，土地是統治宗族所有制。授田制是戰國時代普遍的制度，各國均按人授田，每夫百畝。商鞅變法，推行軍功授田制度，在每夫百畝外增加授田數量以刺激國人蔘戰積極性。

商鞅制定的法律，秦朝統一後沒有實質性變動。漢承秦制，依然實行授田制度。西漢在推行授田制的同時，開始在法律上允許土地買賣，土地兼併的勢頭必然一發而不可收。《漢書？食貨志》記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西晉統一之後，於280年頒佈了佔田、課田制和戶調製，其操作方式與漢代基本相似，隸名於官府的農民，本質上依然是國家的課役農。

北魏隋唐實行的均田制，與西漢授田制、西晉佔田、課田制本質仍然相似，均田的目的是爲了按人頭均稅，均田制下的農民本質上依然是國家的課役農。但均田制從沒有嚴格執行，農民很難按照授田標準獲得足額土地，卻必須完成按人頭繳納的租庸調。

隨着賦役增加、吏治敗壞，許多農民賣田宅、鬻子孫，離鄉背井，轉徙他鄉。儘管農民流亡嚴重、官府依然按照現有戶籍所記載的人丁數徵收租庸調，未逃離土地的在籍農民又需要承擔那些流失農民的賦稅，於是陷入惡性循環。安史之亂後，國家已經無力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不得不歷史性地改變按人徵收田稅的傳統，按地徵收田稅，兩稅法登上了歷史舞臺。

兩稅法改變原來按人徵收租庸調的辦法，將原來的租庸調歸併入地稅和戶稅兩大項，其中的戶稅是傳統的人口稅的繼續，但是按照資產多少確定戶稅高低，而不是完全按照人丁數量；地稅則按照土地多少徵收的田稅。

兩稅法的實行，是我國古代田稅制度的轉折點，標誌着農民與國家關係的劃時代轉變。

從此，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弱化，也放棄了用國家權力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努力，地主兼併土地少了許多制度性障礙，大土地所有制迅速膨脹，租佃關係迅速發展。

農民不能像以往那樣靠國家分配獲得土地，最終實在走投無路，就揭竿起義。黃巢起義的“均平”口號，就是告訴農民，要獲得土地，只能靠自己了。

新中國土地制度的形成過程，與中國革命的進程密不可分，互相依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是砸爛舊世界的重要保證。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曾說：“中共採取了兩種鬥爭方式，一是土改，二是軍事，決定最後勝負的在於前者不在後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更多地表現爲農民革命，這個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解決土地問題。

土地革命時代詩詞賞析

每當談起中國人民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以及近現代史長達百年的抗擊外敵入侵的革命行爲，中國自由派就如同寒風中哀號的小鳥一樣瑟瑟發抖。

他們反感、反對乃至仇視中國人民爲了救國存亡英勇精神，所以扮出一副“假先知” 的嘴臉指責中國人民習慣以暴力的手段解決矛盾問題。

顯然，中國自由派看不到中國人民面對壓迫和剝削的極高的忍耐力和承受力，也無視剝削者無限制的貪婪。

中國人民通過土地革命改變了國家命運和自身命運，歷史證明中國人民的革命意志最爲堅決！

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損害全民利益的行爲，必將被人民唾棄清算！

中國自由派中某些土地私有化鼓吹者，貌似在維護農民權益，實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第一階段目標是以國家經濟發展和維護農民的利益爲幌子實現土地私有制；

第二階段目標是推動土地私有前提下的土地自由流通交易，以自由交易的合法名義實現土地兼併；

第三階段的目標是權力和資本控制土地。

中國自由派宣稱土地私有化後的兼併集中可以騰出大量非農用地，可以釋放高達數億的農村勞動力去進行工業生產，卻從不去論證中國非農產業到底能夠提供多少穩定有效的工作崗位，以及由此引發的長期大規模的失業問題如何解決。

中國自由派認爲土地私有化有利於土地兼併，並且宣稱在相當困難時農民賣掉土地換取財產是合情合理行爲。

他們毫不諱言土地私有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土地逐步兼併集中起來，並認爲如果土地無法兼併，那麼中國社會永遠都是一個農村人口居大多數的落後國家。

中國自由派鼓吹把土地分給每一個人民的土地私有化是爲了公平正義，但事實上，由於每一個人在社會的地位、資源、機遇及能力的不同，最終結果就是土地、產業、資本向少數人集中，形成寡頭，伴隨着的則是大量農民、個人失去土地和生產資料，最終結果是少數人的完全自由和絕大多數人民的不自由。

如果爲了解決某些表象性問題而在中國實行土地私有制，顯然是逆歷史潮流反歷史規律而動的自殺性行爲。

只有共同富裕，才能成爲目前人類社會惟一的共同理想。中國共產黨帶領全民走共同富裕道路，可以繼續保持住中國社會較好的社會組織及社會動員能力。

當然，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許多工作要做，或許還要幾代人持續努力，中間出現困難反覆是正常現象。

在歷史長河中，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的民族，面對每一個重大關口的抉擇或許都是決定民族興亡成敗的考驗。

歷史的發展從不以個人意願而轉變，一次看似微小的偶然事件，或許在歷史演變中起到的是關鍵作用，而在世人眼中看來非常重大的事件，在歷史長河中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泡沫。

一個能夠延續數千年並且還要保持文明存在資格的民族，不應丟掉民族自信，不能喪失獨立探尋發展道路的能力，不能因爲階段性落後而產生民族自殘自虐心理。

如今，中國面臨飛速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過程，這個過程既快速發展，又將持續很長的一個歷史階段。

如果城市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大規模的失地農民在城市就會淪爲城市無業者，或許會迅速在城市形成規模龐大的類似於印度某些城市的貧民窟。

因此，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目前關於土地流轉、農地轉用途等問題的爭議非常激烈。

關於這類問題，不應糾纏於某些由於紛爭引發的衝突性個案，而是要分清事件的性質。

部分涉地糾紛爭議問題屬於財政問題和吏治問題，財政問題需要財政手段調節，吏治問題需要用下決心用反腐手段去解決，如果因爲行政性問題去動搖國本，去改變國家根本土地制度，那就是本末倒置，亂下藥方。

農夫斫桑的故事

春秋時期，齊國有個農夫，在田邊種了棵高幹桑樹。那時候桑樹有很多用途，桑葉養蠶、桑枝做弓，桑木做車。一年後桑樹與人同高，農夫每次看到桑樹高大茂盛，枝葉壯碩，都非常高興。

某日，東鄰路過，看到農夫對桑發呆，對農夫說：“育樹須時常修剪之，方能成材。”農夫聞之曰：“善”。於是農夫拿來斧頭，將看着不順眼的枝椏砍掉幾根，砍完後感覺桑樹比原來協調養眼許多。 過了幾天，農夫又對桑發呆，西鄰路過，指着桑樹的某個枝椏說，“此枝斜出，耗費甚多，此樹必不能高大。”農夫聞之曰：“大善”。於是農夫又用斧頭將斜枝砍掉，感覺甚好。又幾日，東鄰指一枝椏粗鄙，農夫砍之；西鄰又指一枝椏孱弱，農夫復砍之。如此反覆數次。

某日農夫又去賞桑，發現桑樹只剩下光禿禿的一個主幹，將要枯死，農夫大驚，呼東西二鄰獻計，二鄰同曰：“將此主幹砍掉，則新枝將出。”農夫從之，主幹斫下，苦侯三年不見新枝。農夫責之二鄰，二鄰曰：“昔，吾之言皆爲明策，汝亦曰善；今，樹亡與我等何干焉。”農夫無言，砍碎桑樹，燒火做飯。

中國自由派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永恆式批判以及自殘式“斧正”，與兩鄰居何其相似乃爾。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多年戰亂，農村水利基礎差，土地品質低下，各類鹽鹼地、旱地、溼地、荒地等種植任何作物產量都很低，這些土壤的改良工作需要政府組織大規模持續多年的改良才能成爲良田。

在自然生產狀態下，無化肥農藥、無水利設施的歷史階段，要達到較好的糧食畝產水平只能是靠天吃飯。正是這種落後的現狀，中國共產黨才帶領中國人民一邊全力建設工業體系，同時又全民上陣靠人力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終於建成了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和農田水利工程。

這些持續數十年的基礎建設，終於在今天爲中國農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化肥、農藥、良種、機械以及水利設施等全面保障，才造就了即使放在國際上也是很優秀的糧食畝產水平。

總體而言，中國以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了20%的人口，已經接近自然資源的極致。

中國人民應該看到自己的發展成就，而不能盲目與美國歐洲進行直接比較。

美國高額的農業補貼，造就了美國農業的競爭力，中國農業只能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發展，很難與美國農產品直接競爭。

儘管中國農業面臨美國農產品的激烈競爭，但是中國的人均土地與美國的人均土地的巨大差距，決定了兩國不可能採用同樣的土地制度！

新中國的建立，爲中國人民建立了史無前例的公平世界，我們應該以史爲鑑，珍惜愛護我們的新社會，新時代，新制度！

郁達夫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羣；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此語振聾發聵，今天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