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書摘》音樂時空旅人 回味舊城迷人樂曲
百合花樂團主唱林奕碩重拾1920、30 年代的音樂元素,融合現代搖滾創作,迸發獨特的音樂魅力。(攝影/ EGG)
音樂是一種記憶載體,反映不同時代的社會背景與文化。1920、30 年代的知識青年爲了推動社會改革、實現理念,他們唱着自創的社運歌曲,用音樂傳達對理想家國的想像。百年後的今日,百合花樂團主唱林奕碩從生長的土地出發,融合傳統樂器與搖滾創作,用音樂展現新世代青年的自我主張與信念。
1911 年於《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臺灣出張所」開張報導。(圖/漢珍數位圖書)
知名酒樓與藝旦錄製的留聲器唱片,成爲1920、30 年代大衆流行音樂的代表之一。(圖/漢珍數位圖書)
穿越百年的音樂邂逅
聊起與傳統歌謠的緣分,林奕碩說,他在大學二年級時修了音樂學家簡上仁的臺灣歌謠與文化課程,自此開始認識百年前的臺灣音樂。其中,他對於1930 年代臺語流行音樂格外有興趣,許多當時具有代表性的歌曲, 也深深影響他日後的音樂創作。
在過去沒有唱片的年代,京劇、南管戲、歌仔戲是原本臺灣的音樂主流,直到1910 年留聲機和唱片傳入臺灣,臺北榮町(今衡陽路)有了第一家販售留聲機和唱片的「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臺灣出張所」,銷售的唱片以西洋和日本歌謠爲主。
到了1920 年代,多家日本唱片公司在臺北設立分公司,唱片市場規模漸漸成形,此時,正巧也是臺灣重要的文化覺醒年代。當時許多受到現代思潮洗禮的知識青年常於大稻埕交遊,透過音樂、戲劇、文學等各種形式活動,引領民衆重新認識自我,因此誕生了〈咱臺灣〉、〈臺灣自治歌〉等政治意識強烈的音樂。
另一方面,隨着臺灣唱片越來越普及,除了西洋和日本唱片之外,具有臺灣本土特色的北管、歌仔戲、山歌、採茶歌等專輯,也出現在唱片行;具有名氣的酒樓藝旦和樂師錄製的唱片,更是掀起一波流行風潮,受到普羅大衆的喜愛。
到了1930 年代,臺語流行歌謠逐漸進入人們的娛樂生活。1932 年,上海聯華影業出品的黑白默片《桃花泣血記》於大稻埕第一劇場上映,劇院特別找了知名辯士詹天馬和王雲峰創作同名歌曲爲電影宣傳,歌詞中包含歌頌自由戀愛的內容,結果大受歡迎,自此開啓臺語流行歌謠的黃金年代。
林奕碩說,今日人人隨口都能哼上幾句的〈望春風〉、〈雨夜花〉等,都是當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然而臺語流行歌謠的輝煌時代,隨着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以及日本在臺推行皇民化運動,臺語歌謠被禁唱,或是改編爲激昂的日語軍歌,1930 年代百花齊放的臺灣流行音樂畫下休止符。
〈桃花泣血記〉的出現,開啓了1930 年代臺語流行歌的熱潮。(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1930 年代推出的臺語歌,包括〈心酸酸〉、〈白牡丹〉等,都成爲林奕碩在音樂創作上的養分。(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經典歌謠傳唱時代記憶
問起林奕碩這些臺語歌謠有什麼魅力,「白牡丹笑呅呅,妖嬌含蕊等親君……」他哼唱起這首陳達儒作詞、陳秋霖作曲的〈白牡丹〉,短短几句歌詞中,旋律百轉千回。「每個字的音都要拉得很長,而且整首歌有很多轉音,旋律充滿變化。」他補充說,除了轉音,有如詩句般的敘事方式也是這些歌曲的一大特色。
「我君離開千里遠,放阮孤單守家門,袂吃袂困腳手軟,暝日思君心酸酸……」由陳達儒作詞、姚贊福作曲、1936 年發表的〈心酸酸〉,歌詞爲七言四句形式,曲調類似歌仔戲的「哭調仔」,音樂風格介於流行歌與歌仔戲之間。這首歌推出後大受歡迎,甚至後來還有了日語版本。說着說着,林奕碩哼唱着旋律輕快的〈青春嶺〉,「雙人行到青春嶺, 鳥只念歌送人行……」與悲慼的〈心酸酸〉有着截然不同的曲風。身爲創作者的他說, 1930 年代的臺語流行音樂風格相當多樣,有許多金曲仍被傳唱至今,歷久不衰。
老音樂新靈感創作混搭風
音樂創作,是表達內在情感最好的方式。「創作不應該有框架,我想做自己想要的音樂。」林奕碩認爲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裡,音樂也應該多元。他用臺語創作,以日常生活的大小事爲題材,歌曲裡融入戲曲唱腔和1930 年代臺灣歌謠的轉音元素,傳統音樂與搖滾樂團看似突兀的組合,傳遞的卻是當代青年不被框架束縛的自我主張。
「鼻啊水啊,雙港咧流,親啊愛啊,隨時欲走,天啊地啊,聽我咧吼,心啊碎啊,跋落水溝……」林奕碩創作的〈哎喲你啊〉,與〈白牡丹〉、〈心酸酸〉等歌曲有着類似的轉音和七言四句的形式。林奕碩說,1930 年代臺灣歌謠的唱腔、旋律和格律,帶給他許多創作靈感和文化滋養。此外,他的音樂創作也加入南北管、戲曲、童謠和布袋戲角色、Bossa Nova、Reggae 等多種元素,顛覆一般人對於臺語歌的既定印象。
音樂反映生活,同時也塑造生活,「多元」是林奕碩對未來音樂的想像與期許,一座城市本就該有多元樣貌,音樂也是如此。
林奕碩將南北管、戲曲等傳統表演藝術所使用的樂器與當代音樂結合,爲臺語歌曲創造新的感受。(攝影/張晉瑞)
本文作者:張煥鵬
(本文摘自《臺北畫刊10月號645期》)
《臺北畫刊10月號6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