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滯外黑名單人士 安排返臺

口述歷史第17期：戰後臺灣政治史專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團結專案是王升提出來的，不然誰敢提？雖然團結專案只有象徵性意義，但是它突破傳統觀念，能夠面對左傾、臺獨的問題，只有沈之嶽坐鎮在那個地方，才能排除各方疑慮，擺脫早期「不準入出境」、管制黑名單等行政手段，以及起訴等司法手段。王升每週二、四來劉少康辦公室主持綜合會議，大家把研究的問題提出來。他很忙，沒來過沈之嶽辦公室。各研究委員會研究出來的方案，比如壘球方案，中央黨部秘書長批了以後，以黨部的名義發公文，「轉請教育部某某部長同志會處」，然後就變成政策了，因爲部長原本就有參與研究，公文到了他手上他就知道怎麼做。

我沒有實際參與辦公室的人員安排，團結專案辦公室一開始有三位同仁：魏兆歆、韋魯翹、我。後來魏兆歆離開了，韋魯翹就負責所有秘書工作，後來陸續有陳豐義、謝育男進來辦公室幫忙。我們每天都要上班，大家使命感很強，無所謂假日不假日，上班時間規規矩矩，假日沒事的話當然不去，有事就去。有時不是去辦公室，而是去機場，有事不需要按照上班時間進辦公室，沒事就跟各政府機關一樣的時段上下班。

這工作不是靠一、兩個人就做得出來，拿我來說，一開始是我到美國、日本等地，跟海外人士溝通正確觀念，後續仍由我去溝通、開座談會，海外人士纔會信任我，認爲我代表一定程度的權威性。

團結專案指導顧問是沈之嶽，他自己單獨一間小辦公室，幾乎天天來。那時沈先生已經退休，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每週三上午進總統府，其他時間就待在團結專案辦公室。沈先生實際上不過問任何日常業務，但精神意義非常大。那個年代政府機關的權威性是非常重的，現代年輕人可能無法體會，如果警總的人來找你、約談你，那不得了！但是情治單位尊重沈之嶽的德望，如有誰要把我接觸臺獨與左傾人士的資料送給情治單位，誰要講我的東西，我們面對情治單位只要說：「團結專案是沈先生在指導的，楊某某是團結專案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沒事了。

我奉命出國聯繫黑名單人士，他們許多人都知道我，有什麼問題就找我，這個工作只能做、不能講，吃力不討好，公開文件上看不到我的名字。我們擴大接觸的海外人士，有的非常理性，素質、智慧和學歷很高，地位很好，是很優秀的一流人才，但搞不清楚爲什麼會被列爲黑名單。結果我因執行團結專案，很多言行被人記錄，海外情治單位發現我跟黑名單人士來往，就向國內情治、安全單位通報我的資料，變成我「通匪」了，但送去沒有用，因爲這邊有沈先生在。

沈先生坐鎮團結專案辦公室還有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我的陪同下，政府機關首長就會放心邀請、接見海外回來很有學問、很有成就、很有地位的（異議）人士，因爲首長知道是沈之嶽辦公室介紹的，也就安心了。這個非常重要，這是真正的政治藝術，是一種難以用文字描繪的感受。像副總統李登輝先生就接見過多位海外人士，我都陪着他們，李副總統跟他們談談國家發展方針，效果非常非常好，海外人士會發現，原本他們被管制入境，在我的幫忙下，可以回臺，又能見到政府機關首長，他們在海外口耳相傳：「你要是想回去回不去的話，去找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楊明恆。」尤其在美國洛杉磯，他們都知道我的名字。報紙沒有報導過團結專案，我也不喜歡出名。（四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