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 | 現代大學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

科技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要素。而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託甚至取決於現代大學作爲學術組織的科學運作，以及包括其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各項職能的進一步深化。

傳統大學與現代大學的區分主要基於大學職能演變的歷史發展邏輯。從歐洲中世紀大學產生到18世紀末，大學僅具有人才培養職能。19世紀，科學研究活動開始進入大學並與教學逐漸結合，大學由此具有了科學研究的職能。在這兩個階段，大學是經典的“象牙塔”組織，它不與社會經濟和企業生產發生直接關聯，更不存在知識生產成果和研究專利轉化爲現實生產力的情況。一般認爲，這兩個階段的大學被稱爲傳統大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實用主義辦學思想盛行，開始將社會服務職能融入大學辦學實踐，從此大學活動突破了“象牙塔”的圍牆，開始與社會經濟、行業發展和企業生產等發生直接關聯，研究成果也開始轉化爲現實生產力，其知識生產模式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不再僅僅“爲知識而知識”。一般認爲，具有完整三大職能的大學即爲現代大學。現代大學作爲培養專門人才、開展科學研究和提供社會服務的學術組織，尤其是依託其科學研究產生的科技創新與技術變革，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着現代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與社會生活方式，並以此建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繼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其一，現代大學通過促進勞動力再生產爲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智慧支持。馬克思主義認爲，勞動者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勞動技能和科學知識的從事生產活動的人，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躍的要素；而勞動者的思維、知識、技能、創造力和行動力來自其接受的教育教學活動及其專業訓練，或者說教育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實踐過程。對此，馬克思曾有重要論斷，“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即教育通過生產具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勞動力）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新質生產力中的勞動者一定是具有創新思維、創造能力和行動能力的高級創新型甚至研究型人才。這種勞動者就是通過接受大學教育和專業學術訓練，真正成爲一個創新型的、發展的甚至專門的勞動者。大學教育和專業學術訓練，就是高級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顯然，現代大學具有高深知識的邏輯基礎，經其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功能的實施，生產出的勞動力必定是高級創新型或研究型勞動力，更能爲新質生產力與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智慧支持。

其二，現代大學通過科學研究、科技創新鍛造和形成新質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鄧小平同志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針對我國經濟社會與科技發展實際提出的重要論斷。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統中的現代大學，作爲科學知識再生產的組織載體和重要依託，通過開展科學研究實現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繼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發生，都必然伴隨着高等教育的大發展，而每一次高等教育的大發展又將進一步推動科技革命的新突破。縱觀人類科技革命史和高等教育發展史可以發現，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經歷了從歐洲到北美洲的轉移過程，且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呈現出了多中心的新趨勢。日本科學史學者湯淺光朝的研究也印證了這樣的事實，他發現，世界科學中心每隔80年左右就發生一次轉移，已先後出現了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5個科學中心。實際上，這5個國家都曾因爲科技革命的發生成爲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且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轉移與科技革命發生、科學（科技）中心的轉移呈現出極高的相關性。現代大學本身作爲人才培養和科學知識再生產的重要組織，通過生產高級創新型勞動力和開展科學研究，一方面爲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提供高層次人力資源，另一方面本身也積極推動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的產生，顯然有助於生產力包括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

其三，現代大學通過變革知識生產與獲得方式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現代大學教育的關鍵作用在於通過知識傳授和專業學術訓練培育人的創新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並進一步通過科學研究超越原有知識體系框架實現知識的再生產，獲得更多更新甚至跨學科的知識。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驅動、研究方法與工具等的急劇快速發展，使得知識生產的範式和獲得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革，知識獲取與增長方式的變革催生了新知識觀。新知識觀的提出及其背後的現實推力，使得高等教育及現代大學對人的培養髮生了一個重大轉向，更加重視“提出問題的能力、分辨信息質量的能力等認知能力的培養，注重知識生產能力或者參與知識生產過程能力的培養”。現代大學通過變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生產與獲得方式，實現對海量知識的提純整合、深度加工、多元多向鏈接和內部結構的重組，進一步鍛造和鑄就人的創新理念和創新性知識，促進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從而助力新質生產力的形成。

我們經常聽到，高校是新質生產力的策源地和孵化地，因爲它是高端創新人才的集聚地和創新人才培養的主陣地，且擁有大量的科研人員和先進的科研設備。高端創新人才的集聚與培養，即爲上文所述的大學教育與專業學術訓練是高級創新型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大學擁有大量科研人員和先進的科研設備，即爲上文所述的大學本身就是開展科學知識再生產的重要學術組織和單位。只有深入理解這些邏輯基礎，才能找到現代大學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路徑。

一是進一步加大新質生產力相關研究。對大學自身來說，可能更需要關注如下問題：新質生產力對勞動力市場人才總量和結構的預測與變化、學科專業如何優化設置、人才培養目標重新定位和培養模式改革、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調整等方面。

二是及時調整和優化學科專業設置。大學要積極適應新質生產力對人才市場需求總量和結構的變化，結合教育部新專業設置與申報政策，進行專業結構調整優化和內涵提升；探索與交叉學科、新興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新材料、新動能等相適應的學科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把辦學資源更多地投在這些能夠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學科生長點上。我國“雙一流”建設高校在這方面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制定更爲科學合理的學科專業設置規劃。

三是重新定位人才培養目標，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我國大學需要重新定位各學科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並更新課程體系，注重如下方面能力的培養：（1）數字化能力，涉及數字意識、數字素養、數字化製造、高度數字化及應用；（2）大數據治理能力，涉及大數據分析、數據資源整合、推進大數據革新等；（3）算法算力，涉及人工智能、智能化生產與應用、雲計算等；（4）網絡化應用升級與優化能力，涉及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首先需要遵循“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的大教育觀，着力促進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匯，把人才培養過程與產業企業運作、科技發展等緊密結合起來。我國“雙一流”建設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學需更加重視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做好“強基計劃”招生與人才培養工作，着力辦好各種工科理科實驗班和創新實驗班。

四是進一步開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努力通過有組織科研管理範式做好跨學科研究，對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關鍵領域發展，支撐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另外，大學可能還需要注重新質生產力研究成果的傳播和應用，通過學術交流、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等，推動新質生產力的持續發展。

五是積極推進“政產學研社”五位一體協同培養創新體系建設。各大學可基於學校的類別和層次，積極構建符合自身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政產學研社”五位一體協同培養創新體系；注重現代產業學院建設，依託產業學院做好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匯；依託該協同培養創新體系，努力開展與產業企業運作、政府戰略需要、研究院所發展、社會關切等相符合的各領域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作者系江蘇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