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思達，「匪徒」創業
離開《奇葩說》後，姜思達自己做老闆，在內容領域撲騰了近5年。他每次“天馬行空”式的出現都能讓人眼前一亮，只是那些節目都是“一季終”。內容的獨特性確實是他的“賣點”，但這種不穩定也極其脆弱。疫情這三年，如何可持續賺錢成了他現實的困擾，而他更真實的考驗是，如何從一個只效忠於自我想法的任性創作者成長爲一個穩定的創業者。
這一期，「後浪研究所」和姜思達聊了聊他的變化與不變。這裡是「尺度」欄目，記錄新生代創新者的真心話與大冒險，推陳出新纔是商業未來的尺度。
瑕疵，that's ok
這是姜思達做老闆的第五年。追求時髦給他帶來的快感，不見了。
外表上一目瞭然，那些華麗的、時尚的、甚至看上去有些怪異的服裝和配飾都從姜思達身上消失了，包括精緻的妝面和時髦的髮型。
取而代之的是短褲、運動鞋和速幹T恤。一張黝黑的長臉綴着零散的胡茬，額上趴着東倒西歪的劉海，他那一頭濃密的黑髮剛從長變短不久，長度剛好卡在後勃頸中間位置，多數半乾着披散在頭上，處處顯露着一名運動男子的痕跡。
他看上去一點兒也不妖嬈了，甚至有點兒刻意的返璞歸真。
這兩年的變化，從內而外地溢了出來。
他在自己的新訪談欄目《DV計劃》裡也這樣，當他披頭撒發將自己掛着眼袋的素顏懟到鏡頭前時，有觀衆覺得這哪裡是姜思達，這就是個流浪漢啊，並在彈幕裡發出天問，“我的精緻小姜呢？”
他就是不想當時髦精了。 之前姜思達變着法穿最時髦的衣服，成爲街上最搶眼的人，“我不覺得一定得是好看，但是至少是你會看我，當時就有這個追求，而且這追求會讓我獲得一定的快感。”但現在，這種追求及其帶來的快感姜思達也都不想要了，時髦的衣裳令他感到累了，“疲勞，就很疲勞。”
他總結自己這兩年的形象就是“從內到外的一個陽光且宜人”。
這跟你腦海中姜思達的固有形象也差太多了，但，變化，尤其驚人的變化不就是他最大的不變？
不過在採訪之後，姜思達又接起了他的長髮，筆直、烏黑，還穿起了亮麗的禮服，臉上自然要配上精緻的妝容。怎麼說呢，就是又變了。
姜思達是在《奇葩說》第三季出名的，那年他23歲，在2016年的某個夏夜擁有了一個屬於“姜思達之夜”的高光時刻。就這樣，《奇葩說》辯手的標籤成爲大衆對姜思達的第一認知。
6年了，這段介紹還是會出現在關於姜思達的所有報道里。但其實他很快就脫離了那個體系。
姜思達在《奇葩說》
2018年，姜思達離開米未，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販賣以他爲首的一整支團隊的才華——自制視頻節目。於是大衆看到了他與黑粉對話的《陷入姜局》，一檔自黑式個人TV記錄短片；看到了他被於正氣到頻翻白眼兒的明星社交實驗節目《僅三天可見》；還看到了他帶個DV就去跟人聊天的《DV計劃》……每一個都有所創新，每一個也都充滿個性。
《DV計劃》尤甚。這是姜思達今年的新節目，可以用樸素來形容，幹這事一共需要四要素——姜思達、訪談對象、一臺DV和一部能錄音的手機。你說它是創作者對現實的妥協也行，因爲公司確實沒錢了，要壓縮成本；你說它是對行業的創新也可以，因爲形式的確新穎，是你在正經訪談節目中不曾見過的一種夾雜着走心的鬆散。
有多鬆散呢？也就是DV經常拍不正人的臉，甚至拍不全，姜思達還經常後腦勺出境；對話場景一般就發生在訪談對象的家裡，或者姜思達的家裡再或者他花店外的空地上；這個節目也沒有導演打板喊“所有人安靜”，所以你會在視頻中聽到日常生活中一切該有的嘈雜，風吹鳥叫割草聲，甚至是馬桶的沖水聲；對話的一方還時常在鏡頭中消失，去取外賣了、去倒水了，或者去接電話了；而訪談對象有脫口秀演員、有說唱歌手、有網紅及藝術家，但都不屬於流量明星那一卦。
姜思達將這些在一檔製作精良的節目中絕不會被允許出現的“瑕疵”稱之爲“失誤的美感” ，“它就是我們的生活裡面會發生的事情，我覺得that's ok。”
節目畫面精緻、聲音清晰當然好，“但它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讓嘉賓覺得自己在上節目。”而當現場專門爲他們而安靜時，所有人都會變得緊張，他覺得自己進入了一個被觀測的世界，動作會變形、講話會僵硬，以及“自然而然地開始裝起來了。”
“我自己是這樣的，我看到很多機器在那，如果一句話可以正常說也可以往漂亮了說，我就會往漂亮了說。”他在《DV計劃》中去除了一切刻意的包裝與粉飾。“表演性是需要被剝離的。”
這成了貫穿姜思達本人和他所有作品（訪談、播客、公號、線下活動）的統一狀態。但凡聽過他那個沒有標題、簡介與摘錄，只用序號去定義每一期播客的人都懂，那種慵懶風騷鬼話連篇但又趣味十足的勁兒是隻屬於姜思達的放鬆。
作爲一個內容創作者，姜思達在這些節目中呈現出一種鮮見的怡然自得，至少他不會再爲訪談對象而感到不適，也不用非拿着一沓提綱跟人聊天（他之前一直覺得那很傻，但拍《僅三天可見》時導演不同意他扔掉它們），更不用刻意地做作。
但作爲老闆，姜思達一直以來不得不面臨的一個最大阻礙就是如何可持續地賺錢。 這讓他一點也無法輕鬆。
疫情的突襲確實提醒了很多人世事無常要及時行樂，以及“創作本身和商業是無關的”。但想要讓一個仰仗互聯網平臺和品牌金主吃飯的小小內容團隊繼續生存下去，你還是得想轍。
重“匪氣”，一季終
“GANGSIDA”，姜思達工作室的英文名，取自英文“gangster”的諧音，意爲“匪徒”。
姜思達覺得他們團隊“匪氣”很重。 用姜思達合夥人秦嶺的話說，他們不像公司，而更像一個社團，“就是隱隱約約覺得大家都有一股得給這個世界帶來點不一樣的東西的那種感覺。”
前一陣，他們開放一個新崗位，但市場上的優質人選都是他們出不起的薪資標準，一位姜思達的微信好友看到後有意加入，而他之前的身份是文藝片製片人，完全的藝術家性格，剛好適合他們。
姜思達工作室的原始核心成員都是從米未跟他一起出來的原《透明人》導演組，年輕、想法多，但是沒有創業經驗，也沒有明確的商業規劃，唯一確定的一點就是要做自己會做的事兒，後來他們有了市場部同事後擬定了一套對外話術，“做有品質有態度的年輕人的內容。”
於是他們從自身入手，做了《陷入姜局》，一檔會拍他們破解誰在辦公室點了螺螄粉的過程的記錄式短片。有意思，但畢竟是圍繞姜思達個人和團隊的記錄，所以並不出圈。
憑藉自身的內容能力，他們還是很快擁有了機會。2019年，工作室創立第二年，姜思達工作室與騰訊新聞合作，承製了國內首檔明星社交實驗節目《僅三天可見》，播出期間貢獻了多個熱搜與採訪名場面，最出圈的當屬姜思達跟採編劇於正那一期，因於正說他不好看而壓制住情緒翻的白眼、煩到跟導演吵架不想採了、直面問於正“知不知道自己煩人”……精彩，太精彩了。
《僅三天可見》
他很會利用自身的敏感和對情緒直白的處理，來挑明或建構出一些大衆平時更想去掩蓋或無視的衝突 ，而這對於一檔帶有綜藝屬性的節目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
《僅三天可見》可以算的上是姜思達團隊獨立後的一次立身之作，但在第一季結束的慶功宴上，甚至沒有人說話。累，太累了，跟藝人的磨合、跟平臺的拉扯、跟自我要求的較量，一切都讓他們覺得勞神費力，還不夠滿意。
所以哪怕這檔節目豆瓣開分8點幾，賺足了口碑和流量，甚至連招商數額都比同類型節目要高很多，但他們還是沒有繼續下去。這支年輕的團隊是接受不了“明明可以更好，但因爲各種限制而無法達成”的妥協的。後來騰訊新聞還是出了《僅三天可見》的第二季，但不再有固定主持人，反響平平。
“如果你在一個大的企業裡邊當一個機器的螺絲，很有可能跟你的個性是完全違背的，但是他在你面前還是要拿螺絲的方式跟你對話，你沒有辦法跟別人做朋友，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們就很難共享很多審美興趣內容上的常識以及對世界的判斷。但是但凡要真正在一起工作，你永遠會給那個機器去服務，而不是（機器）給你服務。”姜思達可受不了這種束縛與壓榨，他要自己幹，只有在自己乾的情況下他才更自在，也更“姜思達”。
他無疑是這個團隊中的靈魂人物，所有產出都圍繞着他——訪談他做、公號他寫、播客他錄、藝術展他搞，品牌商廣告主鍾情的也是他姜思達身上獨有的價值意義。所以整個團隊的發展走向也當然要以他爲主。
《僅三天可見》第一季結束時正直2019年冬，不久疫情來襲，姜思達內容工作室很長一段時間內業務陷入停滯。
2021年6月，姜思達團隊在那亞開了個會，“我說想在未來的項目裡儘可能地向藝術方向轉型。之前那些偏傳統的項目，比如《僅三天可見》那樣的採訪節目我們不做了。本來一個內容製作公司、節目製作公司，變成一個藝術工作室。”
關於他的團隊，雖然早期成員因現實原因離開，新成員輪換了一波又一波，但無一例外的，這些人也都是姜思達才華的信衆，他們追隨他，並相信姜思達能帶着他們做出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做了一場名爲《愛我》的藝術展，以及那個只有序號的播客，這些都是姜思達的個人表達，“我就是想實驗，徹底用思維的隨意去做內容。”
其實他們早就如此，之前他們在《陷入姜局》拍過一期節目，還原姜思達的一個夢境，姜思達和另一個人西裝革履地坐在沙漠中一張桌子兩側。一篇關於他的報道曾寫到，“他就是這樣，很多事情是即興的、藝術家式的、不需要解釋的。”
他們其實就像內容領域一顆沒有軌道的彈珠，上竄下跳地拓展着這個行業的邊界。
疫情是整體向隨意性轉變的大背景。“這兩年反正也沒什麼工作了，我覺得自己也不需要維護太多人際關係和社交禮儀了，我就是狠狠的做自己。”說實話，這裡充斥着一股擺爛的氣息，但姜思達的解釋是，“所有的體驗都很重要。把自己活明白了，是我作爲臺前的人的一種路線。”
連帶工作室評判一個產品或內容成功的標準之一是，他們幹了一個事讓姜思達心情好，也算成功，因爲這會讓姜思達的生產能力更強。
姜思達的特性之一，就是以不穩定的形式穩定地做自己。 他思維過於活躍，想法很多，做的事情也越來越廣越來越雜，越來越讓人無法預測。
憑着這種特性，他們在內容領域開創了很多新玩兒法，包括訪談節目的新形式。但他這種活躍的不穩定性對於一個衝在冷酷商業世界前端的創業團隊而言，卻並非優勢，甚至可能成爲限制他們發展壯大的短板。
他們做節目、做播客、做藝術展、開花店、做過的視頻節目有長有短，但基本都是一季終……“我們從來沒有說主動放棄過一個已經做的相對成熟的東西，都是要麼有了更值得做的更好玩的想法，要麼就一些外界因素，綜合下來導致這個事兒沒有成。”秦嶺口中的外界因素多爲跟平臺間的博弈，無論是《透明人》還是《僅三天可見》都是如此。
其實秦嶺也意識到了，姜思達工作室在內容市場上並沒有一個可延續的、成體系化的內容產品。他們經常在完成一個產品後不知道下一個要做什麼，永遠依靠團隊的創新在搜尋。
但姜思達似乎並不焦慮於這種不停地變軌 ，“在我不打《奇葩說》之後，所有人都說你該打《奇葩說》；《透明人》播完了，說你該繼續做《透明人》；《僅三天可見》播完了，就問第二季在哪，爲什麼不接着做？大家只是在follow你而已，如果我做一個更好的東西，大家都說牛逼，那之前的就沒有人記得。”
危機，沒錢了就散夥？
合作以來，秦嶺經歷過的姜思達最不穩定的階段也就是他反覆提出要解散團隊的時候了。
最大的一次生死危機出現在今年5月前後，受疫情影響，姜思達工作室90%的業務隨着上海的停擺一同陷入停滯或乾脆泡了湯。
姜思達焦慮極了。雖然團隊不過10餘人，但公司空轉兩三個月，各種成本都在吞噬着現金流，以及姜思達的信心。
其實從年初起，姜思達就已經找秦嶺深談了兩回，關於團隊的去留。
秦嶺是姜思達工作室的合夥人，也是他的大學室友，對外宣稱自己負責商務，實際上他掌管着除內容以外的姜思達相關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商務、運營、人事管理、對外宣傳、剛接手不久的財務和給姜思達買冰拿鐵……甚至姜思達開的花店dresscode要制定績效考覈標準店長都會問他建議。
他像極了這個小組織裡的大家長，或者說是姜思達理性一面的分身。
姜思達（左），秦嶺（右）
第一次談話發生在年初。姜思達把秦嶺叫到家裡，交流主題是公司沒錢了，接下來怎麼辦？氣氛是沮喪且困惑的。而秦嶺更多的是詫異，“已經困難到這種程度了？讓你這個狀態？”但他沒說出口，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姜思達慌。
在秦嶺印象中，他們去年賺得挺多的，姜思達上了兩個綜藝，工作室商單也在回升，整體流水比最低谷的2020年上漲了50%，雖然也不過2019年2/3，但秦嶺覺得那一年狀態挺好的啊。錢都花哪兒去了？
秦嶺回去就把公司的賬都看了一遍，倒沒有什麼胡亂支出，大部分都用於作品的錦上添花了。比如拍片子，設備、人、場地……所有都要好的，姜思達說過，“你找一次攝製團隊，兩個攝像再有固定的，你最差得5000（元）一期，你如果拿那個視頻去拍了，你捨得不調色嗎？你整個要求或製作就都上去了。”
當下肯定是不能再那麼搞了，生存下去無非兩點——開源節流。
可是沒活兒。光在辦公室裡大眼瞪小眼沒用啊，用姜思達的話說，“還是得出去和社會搞搞關係。”於是有了《DV計劃》，一檔粗糙、質樸，但談話內容鬆弛有趣的長視頻訪談節目，最主要的是成本低。
《DV計劃》對談王大衛
《DV計劃》是秦嶺拉着新媒體的同事開會碰出來的，因爲那陣子的姜思達還處於逃避狀態，成天跑出去健身。
沒想到第一期就“炸”了。 主題是關於網絡暴力，因爲當時剛發生了劉學州事件（15歲尋親男孩被網暴自殺），檢索了一下朋友圈，姜思達約了飽受爭議的網紅晚晚。他單刀直入的追問與晚晚兜兜轉轉的回答形成了鮮明對比，社交媒體上討論得極爲熱烈。姜思達久違的有了獲得感。
但兩期節目做完，《DV計劃》還沒招到商。上海疫情又爆發了。
秦嶺再次收到了姜思達的呼叫。這次的談話主題更近一步——要不要解散公司。“在他持續降低自己物質需求的情況下，還沒剩下很多錢，可能這種感受會讓他比較崩，他也意識到可能未來錢不好賺。”秦嶺覺得姜思達當時慌得連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都想不明白了，“要黃是因爲現金不支持繼續運營這個公司，他覺得解散公司就不用承擔大家的工資，能節流，但不是應該聊怎麼能賺更多錢嗎？”
困難到什麼程度呢？“可能今天已經15號了，我還不知道月底的工資發不發的出來。”秦嶺想過，如果真發不出來，他就把自己的錢轉到公司給大家發工資，“下個月賺錢了再給我就完了。”唯一讓他堅信且樂觀的一點就是，“我們把自己東西做起來就一定是不至於黃的。”他相信姜思達的內容能力。
要麼裁員。“他就是很崩潰。他接受不了。”秦嶺說，“解散團隊你都能提的出來，裁幾個人你有啥接受不了的。”但就是不行，“要麼就是死，但是一個都不能少，他是這種心態。”
輕易捨棄團隊？不能夠。最初姜思達離開米未並不是爲了創業，他是要去紐約讀電影，但團隊不高興，其中一位導演說《透明人》讓她感受到了成功的影子，而姜思達的放棄奪走了她的希望。姜思達被扎到了，所以他爲此放棄了出國。
解散肯定不行。“我們去幹嘛呢？是把公司解散去幹別的，還是公司這幫人一起去幹別的？”當聊到這時，秦嶺覺得姜思達才清醒一點，“他感覺像抓住一根稻草一樣。”
對於那段時間的經歷，姜思達本人並沒有多說，用幾句類似於大環境不好、市場變了等通用理由給搪塞了過去。他說自己已經學會預期管理了，“反正現在也能養活自己就行了。”
隨着《DV計劃》的持續更新，姜思達又在公衆視野內活躍了起來，加上上海解封，商業需求也陸續跟上了，轉好勢頭下，他說自己現在就是拼了老命幹活兒。
7月見到秦嶺時，他們剛拍完四支廣告片，那段時間他一聽到手機響就焦慮得喘不上氣。而姜思達，則要以藝人的身份去參加一個真人秀。
內容奶牛，趨向穩定了
商業世界的取經路上，姜思達像極了神通廣大的孫悟空與時常要回高老莊的二師兄的合體，秦嶺反而是那個堅定不移的唐僧，“但是奈何這唐僧沒有緊箍咒”，秦嶺說。
其實，《DV計劃》招商無果期間，姜思達還想再跟秦嶺談第三次，但都被秦嶺以“我累”我有事”“我不想聊”拒絕了。“他這個人做什麼事就是得相信他自己，他其實不相信任何人，從頭到尾我都非常認定這一點，他已經是最信任我了，但很多事情還是要他自己想清楚。”
秦嶺堅信靠着姜思達的才華和天賦，以及他們對內容的要求，“哪怕他再不穩定，也不會阻止他在這個行業裡繼續做事。哪怕我們缺乏一個更商業的指導、更有規劃、更有目的性的這麼一個人去引領我們，在內容這個品類裡，我們也不會做得太差。”
秦嶺覺得到現在他們還能在公衆視野範圍內撲騰着且賺到錢，驗證的就是姜思達的內容能力 。 確實不得不承認，姜思達內容的獨特性，使他們面臨的很多次危機得以挽回。比如那個並不賺錢的藝術展，事實上也確實不賺錢，但他在這個領域的展露，使姜思達獲得了其他其他方面的機會，比如作爲藝人的一些邀約；《DV計劃》和他的播客也同樣如此，這種疊加的效應使得姜思達這個並不屬於大衆路徑下的小小內容團隊也在商業領域中活了下來，甚至可能活得還很不錯。
一頭“內容奶牛”，是姜思達的自我定位。 “我銷售姜思達每一個故事，從童年賣到昨天，我讓姜思達獲得一些喜愛，繼而是金錢，繼而是飼養我，內容奶牛。”
“內容奶牛”不停地去做人物訪談，可事實是他對人並不感興趣，讓他有興趣的是話題。他覺得自己堅持的比較好的原則也趨向穩定：不問假問題。
什麼是假問題呢？“比如說你接下來有什麼計劃嗎？”但其實他並不care。因爲自己曾經被這樣“欺負”過——三四年前，姜思達接受了一個採訪，從對方的言行中姜思達非常明確得感受到“那個記者非常討厭我，或至少他是很看不上我，他恨不得把臺本扔給我，說你對着它自己答吧。”姜思達不理解，“如果你那麼不高興話，你爲什麼要來？”後來姜思達哭了。
現在他不會再受這種委屈了，誰要是再在他面前透露出這種不屑與不耐煩，他會直接揭穿對方，“這是你的真問題嗎？If you don't mean it，why do you say it？”敏銳地察覺到對方的心理異動，將其表達出來，而這些話往往是別人想說但說不出口的，這種真實態成了他產出內容的利器和容器。
眼下，賺錢成爲了姜思達工作室最主要的短期目標。“特別是對外合作的這個項目，做不做完全取決於我判斷它的收益高不高。”秦嶺說。沒辦法，他也不得不學會在商業與追求中間找平衡，“我們又想追求內容價值，又窮。”
而現在的姜思達，更像是一個正趨於成熟的老闆，因爲他正逐漸呈現出一種穩定態，表現就是開始堅持錄播客、堅持做《DV計劃》、堅持想辦法給花店拓寬銷路、堅持跑步、堅持聽從商務的賺錢安排……因爲人在現實面前還是得低頭。姜思達也不得不戴上疫情這個大背景下製造出的“緊箍咒”。
跟姜思達的對話中，他有一段關於成名後這幾年自身轉變的描述，你可以從中看出一個年輕人的成長，具體又精彩，而此時、當下，就是姜思達最想呈現的一種狀態——
“人真的狂過。”
“當你在很小的時候取得了同齡人不太能夠取得的成功，會讓你忘了自己的能力範圍，讓你誤以爲自己挺厲害，就是你放個屁都有人聽，而且確實你紅的時候真的很容易給你帶來這樣的幻覺。你就在鏡頭裡邊一翻白眼，所有人都在旁邊笑，你就會覺得說哇塞我翻個白眼都有人高興，都有人看，都有人覺得收穫滿滿。你不神經病？”
“原來能讓我同事和所謂助理去幫我做的事情，我是不會伸手的，我不是一個特別傲慢的人，但我確實也做過那樣的事兒，有人在幫我收拾行李。行李需要別人來收拾嗎？”
“原來我跟別人出去逛街，我是不可能加sales的微信的，因爲不知道誰告訴你個道理，叫做你不能亂加，後來我就發現什麼叫做我不能亂加？他們是亂人嗎？你言下之意就是這些人都是一個路人，是一個不值得與之對話的人，我現在發現完全不是，大家都很有意思，大家都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生活，他可能跟你不是一個圈的，他可能收入也跟你也不一樣，怎麼着，你就得關閉朋友圈對他可見嗎？”
“藝人往往是被保護的，這樣有利於藝人形象的經營。藝人如果真的太接地氣，就不容易做高。我覺得它是一種策略性和功能性的抵擋和抵抗。我們家如果沒有一個高牆大院，你就會覺得廣場不需要交門票。但如果我前面那門頭有多高，三道保安去攔你，你是不是進來的時候也膽兒禿的？你跟我說話也得注意點，而且是不是讓你印象深刻？
你也知道他是個正常人，他也很普通，沒準也俗得要命。但就是要通過經紀公司經紀人助理宣傳等等一道一道設置這些大門和門檻，讓你最後曲徑通幽，跟他約了不起的一小時的時間，這樣他在你心中的位置才能做高。我不是說這樣的藝人他本人壞，但是我現在不想幹這個事兒。”
“曾經是很容易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的，另外一方面你又因爲自己突然間的變化惴惴不安，覺得說我何德何能能夠在大學沒畢業的時候就租4000塊錢的房子？你會不斷地跟自己說我明天是不是就租不起這4000塊錢的房子了？在這種情境之下就會產生混亂。”
“我確實見了太多牛人，很重要的一個變化是不再會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到現在就會把那個東西放的相對乾淨，我這個水池我就是把地漏打開，就全都流走，現在它是空的，什麼都能往裡進。我現在就是把自己往那種人堆裡扎，該怎麼幹怎麼幹，你跟別人一樣對吧？我想讓自己變成一個跟所有人都能夠對話的人，而不是挑人去對話的人。”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後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巴芮、薇薇子，36氪經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