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萍事件”5種考法（押了一道很會罵的題）
☆ 在【姜萍事件】今年6月引發輿論大規模關注時，我們就寫過《》的新聞評論，認爲這場“造神運動”實在過於浩蕩狂熱，媒體與公衆熱衷於爲一位女孩標榜上身份反差巨大的標籤：天才、中專、數學競賽，編排一場狂歡式的輿論表演，將她捧上“神壇”。如今，阿里巴巴全球數學競賽組委會發表聲明稱，江蘇省漣水中等專業學校教師王某某在預選賽中對其指導的學生提供幫助，違反競賽規則，並未入圍決賽。這代表着姜萍“從來不是天才”，而這一場關於她的討論也最終落到“公然撒謊、新聞反轉、後真相、媒體公信力缺失”等問題上。
☆ 無論是對姜萍的批判，對媒體熱衷於“造神”的追求，或是對新聞反轉下的不信任感，都構成了今年社會輿論場中無法迴避的重點事件之一。雖然臨近考試，研究生考試試卷出題進程已逐漸走向尾聲，但這件事能夠充分反映出當前輿論場中新聞報道的困境、公共討論的情緒化傾向、網絡治理問題的挑戰，即使不從這件事入手出題，這些要點依然格外重要。
☆ 熱點押題
1、反轉新聞與反轉新聞產生的原因
2、後真相與後真相帶來的社會影響
3、網絡輿論環境與網絡輿論環境的表現
4、“姜萍事件”中的媒體報道是假新聞嗎？（這道題真的罵得很爽謝謝）
5、如何更好地進行網絡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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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轉新聞【】
【定義】反轉新聞是在新聞迭代過程中出現事實的突然反轉現象，以及與之相伴的公衆態度的180度改變。具體是指媒體發佈的新聞事實或觀點在傳播過程中，由於公衆的質疑和事實的更正，從而與原初新聞大相徑庭，同時伴隨着輿論反轉的新聞報道形式。
【原因】反轉新聞不是社交媒體時代的特有現象，但以社交媒體時代爲甚，尤其是在碎片化、情緒化、實時化的信息傳播平臺中尤爲明顯。
【影響】反轉新聞的大量出現反映了真相的稀缺、輿論的複雜、新聞專業主義的岌岌可危。
【反思】面對反轉新聞，新聞媒體如何在社會化媒體時代堅守新聞專業主義、有效引導社會輿論、承擔起“環境監測”的功能，仍有待進一步思考。
☆ 結合案例說明反轉新聞產生的原因【】
一、後真相時代中的情緒與觀點氾濫
“情緒超越事實並主導個人的言論表達與社會行動”是後真相的典型表現，代表着“觀點先於事實”“情感高於理性”的輿論表達形式正成爲主導社交媒體信息傳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轉新聞之所以會頻發出現事實更正，帶來輿論與觀點的極化、反轉，與後真相背景下公衆往往採用“先入爲主”的觀點認識事實有着密切聯繫。只要事件符合常識認知，契合大多數人對“天才少女”“富二代”“女司機”等標籤話語的主觀想象與期待，便容易不作覈實地選擇相信，纔會在事實更正、補充的反轉下，導致輿論觀點的180度轉變。反過來，這一情況也會影響創作者的信息篩選，不斷增加事實出現偏差、錯誤、情緒表達的可能性。
二、標籤化、膚淺式的新聞報道形式
反轉新聞成爲社交媒體時代典型倫理問題的原因，主要與碎片化、標籤化的傳播行爲，以及公衆的閱讀習慣相關。當手機等移動互聯設備成爲新的信息接收終端，新聞便可以在不同時空中隨時傳播，這也導致公衆的閱讀行爲轉向碎片化的傳播場景，新聞媒體單位不得不壓縮報道內容，儘量簡明扼要地闡述新聞事件；再加上技術賦權公衆表達，公共事件頻發，媒體人力物力限制難以逐一進行調查追蹤。這會使得諸多深度內容被削減，報道陷入表象信息陷阱中，例如“姜萍事件”中新聞媒體未能充分調研具體情況，缺乏對真相的探尋更容易在事實補充、更正中出現反轉。
三、把關後置，公共把關人角色缺失
如前文所述，傳播資源的社會下放與下沉豐富了公共信息傳播者角色，許多反轉新聞並非由專業新聞媒體發佈，而是在自媒體、公民主體的賬號中以“爆料”“親身經歷”“身邊新聞”的形式出現，包括像“貓一杯”關於“小學生巴黎丟作業事件”的僞造表演，都成爲反轉新聞產生的基礎。此時，專業新聞媒體、其他公衆將成爲有力的事實覈查者，對新聞作出把關，對事實信息進行補充。這類“把關後置”行爲恰恰說明了反轉新聞出現的原因是缺乏對公共傳播者的有力規範約束，假新聞、謠言、片面新聞正影響着新聞輿論環境的理性討論。
四、新聞真實的有機運動與網絡圍觀
最後，反轉新聞並非社交媒體時代的產物，事實信息的補充與更正在大衆媒介時期便已出現，報刊會通過特定的方式對此前出現錯誤的新聞事實作出勘誤並向讀者致歉。新聞的本源是事實，而事實的發展往往是階段性的、持續發生的。在馬克思那裡，這種情況被稱爲“報刊的有機運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轉新聞是新聞業中必然出現的情況，是新聞有機運動的結果。只不過在數字媒介的“網絡圍觀”中，更正、修訂的問題被持續放大，以至於成爲對媒體公信力的質疑。這也是當前的新聞生產活動所需面對的關鍵挑戰之一。
☆ 後真相【】
【定義】後真相（Post-Truth）反映的是當今社會的一種典型狀態，即客觀陳述的事實往往不如訴諸情感和煽動信仰更容易影響民意。2016年，牛津詞典將後真相評選爲年度關鍵詞，預示着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事實與意見界限越發模糊的後真相時代。
【表現】需要明確的是，後真相併非指真相的缺席，而是指發現真相的過程更加曲折。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等黑天鵝事件無不體現後真相的特徵。同時，後真相的蔓延，和社會化媒體的傳播機制不無關係。
【影響】後真相不僅衝擊了新聞業的基本原則，挑戰了人們對於新聞的基本認識，也通過新聞的社羣化傳播影響了良性社會的構建。事實的崩塌帶來新聞客觀性的終結、陰謀論的盛行、情感因素對輿論的操控等消極影響。
【對策】爲此，公衆需要重建理性、開放的輿論空間，以發揮反思和選擇的力量，摒棄“事實下沉與情緒主導”帶來的惡性循環。
☆ 請解釋後真相帶來的社會影響【】
一、後政治的公共議題討論與共同體認知危機
後政治意味着在當前的公共議題討論中，碎片性、底層化、反權威的特點愈發明顯。相比於期待中理性的公共討論，在“情緒大於事實”的後真相傳播語境下，公衆的情緒訴求與反理性、反權威的民粹主義傾向更加明顯，以平民的大衆姿態對抗主流政治導向，甚至在美國總統大選、巴以衝突、特朗普遇刺等國際政治事件中體現出19世紀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的“烏合之衆”的特點——狂歡、無理性、道德感缺失，以及極強的民族歷史主義情緒。另外，後真相意味着對事實認知的相對主義，真相成爲不同觀點、立場中游移、流動的存在。這會導致社會共識難以實現，建立在其基礎上的共同體身份與價值觀認同也將愈發困難。
二、謠言與假新聞氾濫，影響輿論合理討論
“觀點成爲主導，事實逐漸下沉”。後真相的出現是新黃色新聞、假新聞、謠言產生的輿論背景。在《經濟學人》的表述中，後真相時代並不意味着真相被篡改或被質疑，只是變得很次要了。2024年，博主貓一杯僞造“在巴黎廁所撿到作業”，在事件被證實爲捏造之後，依然有人表示“不就是個段子嗎？何必當真？”大衆對真相的不在乎和對娛樂性內容的追捧讓兼具煽動性、娛樂性和刺激性的新黃色新聞得以廣泛傳播。再加上情緒化內容帶有“先入爲主”的觀點認知，刻板成見使公衆疏於覈查，認知常識又持續催化假新聞傳播。由此，後真相將持續影響輿論的合理討論，使當前傳播倫理失範問題頻繁發生。
三、媒體公信力缺失，新聞真實難以實現
新聞真實實現的需要媒體傳播客觀準確的新聞信息，同時受衆能夠理解並相信報道內容。後真相一方面意味着相比於事實而言，觀點、態度更加重要，導致公衆不再追逐真相，打破了新聞真實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由於媒體的“流量KPI式”的報道訴求，對點擊率、閱讀量的績效考覈，使其時常爲了迎合公衆需求，不得不訴諸於情緒傳播、觀點立場站隊，在未及時覈查的情況下，容易催生新聞反轉，讓媒體的公信力一再受損，也無助於新聞真實的實現。可以說，後真相讓公衆更加關注“自我”的觀點表達，也讓媒體更難說服公衆，得到其信任。
☆ 網絡輿論環境【】
【定義】網絡輿論環境是指在數字空間中，由公衆針對社會公共事件所發表的觀點、意見、態度所形成的媒介生態場域，其中包含着各類理智與非理智的言論信息，更受到來自社會結構的外在性壓力影響。
【特點】網絡輿論環境具有融合性、複雜性、控制性，以及話題迭代速度快、爆發力強等典型特徵。
【現狀】當前，智能媒介技術發展催生出了社交機器人與計算宣傳，使輿論傳播主體與社會公共事件討論複雜化的同時，也讓信息摻雜着更多的目的性、虛假性、情緒化要素，網絡輿論空間發展情況更加難以預料。
【反思】因此，若要探討未來網絡輿論環境的發展趨勢，需着重考量現今的環境特徵和具體情況，才能夠在憂思與治理舉措中充分理解其思考內容。
☆ 簡述網絡輿論環境的當前表現【】
一、複雜言論參與主體與非人格化角色加入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創造出與人格化的輿論主體身份相似的傳播角色，尤其是能夠通過算法程序進行自動化內容生產的社交機器人，正在輿論場中以某些既定的經濟或政治目的引導公衆言論走向。據北師大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數據，俄烏戰爭的推特討論中，社交機器人所生產的內容佔比高達30%，通過重複發表相同議題標籤的方式影響公衆對於社會意見氣候的判斷，改變輿論觀點。總的來說，愈發複雜的傳播主體及其攜帶的特定目的，正使當前網絡輿論環境更加難以認識。
二、社會公共事件頻發，內容價值密度低廉
網絡信息傳播平臺資源的開放化特性顛覆了傳統公共話語空間的權力把關機制，大量社會公共事件通過用戶社交關係聚集爆發能量，成爲重要的輿論焦點議題。正因如此，事件的迭代過程相比於之前也更加迅速，從“胖貓事件”“京東代言人爭議”到“姜萍事件反轉”，網絡輿論場的注意力導向正被不斷出現的新鮮情況所加速。同時，未經專業機構證實或證僞的信息出現，又進一步稀釋了輿論關注對象的價值密度，使公衆對事件的瞭解越發遊離於真相之外。
二、後現代社會特徵凸顯，假新聞氾濫
一方面，數量龐大的虛假信息出現預示着輿論價值密度的降低，另一方面，由於公衆難以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在事實獲取與覈查之上，假新聞的泛濫不僅導致其關注視角出現偏差，更使得以情緒痛點、社會矛盾標籤訴求爲主的後真相成爲網絡輿論環境的主流特徵。此外，受到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傾向影響，加之近幾年個人移動終端的節點化技術隱喻，使得更偏向於去中心化、反權威、反宏大敘事和碎片化身份體驗的後政治要素也同樣成爲輿論話語表現。
四、迭代週期縮短與數字監控下的空間窄化
羅薩在《新異化的誕生》中將加速主義認定爲一種能夠對時間感知和事態發展進行產生影響的社會特點。當公共事件出現在輿論場中的情況愈發頻繁，當實時互動傳播的碎片化社交媒介改變了個體對於時間的感知能力，將其不斷拖入快速變化的光景中時，輿論關注目光的停留也逐漸短暫，事件迭代週期不斷縮短，大量議題正共同分割着較之微薄的公衆注意力。而針對過度言論、網絡暴力、意識形態危機等情況出臺的治理規範，在訴諸理性討論之外，也讓網絡輿論環境的生存空間愈發狹窄。
☆ 假新聞【】
【定義】假新聞是指與真實事實信息相違背或有偏差的新聞報道形式，在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時代均有體現。
【特點】假新聞常與社會謠言、輿論的非理性情況混雜，導致更廣泛的、強烈的社會影響，特點是事實模糊、觀點凸顯，存在合理想象與自我編纂的部分。
【影響】假新聞頻發容易導致新聞媒體公信力下降，使得社會管理混亂，甚至出現政治操控與不當經濟牟利等情況。
【發展】媒介技術變革後的話語權下沉帶來內容生產主體的多元化，具有不同目的的傳播者由於網絡媒介的開放性在其中進行大量的內容生產，由此導致網絡信息的繁雜和冗餘。同時，人工智能技術等方式不僅能夠進行圖片編輯，更能夠通過機器學習的方式合成相關音頻和視頻以假亂真，導致假新聞防治癒發睏難。
☆ “姜萍事件”中的媒體報道是假新聞嗎？爲什麼？【】
一、報刊的有機運動，新聞真實的特點表現
馬克思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談到，由於事實發展的持續性，新聞報道需要在不同媒體、記者的不斷關注中逐漸成型，探尋真相。“姜萍事件”中，許多主流媒體針對姜萍入圍阿里巴巴全球數學競賽決賽的事實報道屬實，並非捏造、謊報，是真實發生的客觀情況的展示。另外，由於事實的發展迭代，媒體在未得到最終調查結論前難以預料其違規操作的結果，也屬情理之中。從這些角度來說，“姜萍事件”中的媒體報道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虛假新聞。
二、媒體缺乏真相報道能力，流量式思維嚴重
不過，在獲得“17歲中專少女入圍全球數學競賽”的報道線索後，新聞媒體雖然作出了對已呈現事實的報道，卻在許多方面帶有嚴重的情感偏向性，例如《人民日報》公衆號兩度發文力挺姜萍，其中《姜萍火了，姜萍是誰？》更是直言“姜萍並不是第一個閃耀阿里數學競賽的17歲少年”。報道內容中充斥着溢美之詞，缺乏對深度信息的瞭解。這種情況頻繁地出現在具有矛盾性、衝突性的事件報道中，“天才”“中專”，這樣極與極的反差爲姜萍帶來了流量，也爲媒體創造了報道噱頭，使其並未深究其真實情況，便作出大量正面宣傳報道。因此，即使其並未傳播“假新聞”，但也着實稱不上是“真實報道”“反映真相”。
三、客觀成爲策略性儀式，報道缺乏社會價值
塔奇曼在《做新聞》中談到，如果新聞媒體只是以“客觀報道”作爲是否履行了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那麼其極有可能陷入將客觀性當成“策略性儀式”的誤區中，即自認爲已經對客觀現實做了準確報道，便忽視事實本身的傳播價值或真實情況，使新聞報道失去深度挖掘、探尋真相、連接公衆的能力。“姜萍事件”裡，新聞媒體便是以客觀性作爲“自我解釋的策略”，雖然沒有錯誤、失實地作出報道，卻也喪失了對公衆負責的基本態度。在本次反轉新聞中，新聞媒體即使沒有實際過錯，卻也在其中推波助瀾，用大量的宣傳“造神”，最終在輿論反轉，又以刪稿的形式，試圖撇清關係。
此種情況下，“是否是假新聞”的討論已然不再是首要問題，公衆真正應該發問的，媒體真正應該反思的，是我們當前究竟需要怎樣的新聞業？
☆ 網絡治理【】
【定義】網絡治理的提出是基於當下以虛擬與現實、自由與秩序、主權與民主等各方面交雜爲主要特性的網絡空間環境，從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國防等五個方面出發，針對信息安全、輿論引導、維護網絡秩序和國家信息主權等問題，由政府主導，企業和公民協作，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國家行政部門的調整、媒體的輿論工作等多重手段所進行的一系列重要行動。
【特點】目前，我國網絡治理的特點包括：治理主體彼此共動，創造立體治理格局；多重治理維度相互補充，形成完整治理目標；從經濟、法律再到技術，豐富治理手段，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現狀】近年來，我國陸續出臺了《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力圖從具有權威性和強制性的宏觀政策層面對網絡治理具體行爲作出規定，有效地針對社會中存在的極端民粹主義、數字產業技術壟斷、計算宣傳與網絡暴力等情況做出迴應。
☆ 如何更好地進行網絡治理工作？【】
一、豐富治理主體：創造立體治理格局
沒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網絡治理很難落到實處。要創造立體治理格局，行業協會等社會力量充分發揮協調、溝通的長處，積極引領行業自律；互聯網企業積極配合政府部門的專項整治行動，加入自律公約，擔負網絡治理主體責任；網民藉助監督舉報平臺，進行輿論監督和維權，進一步發揮治理主體的主動性。此外，還應考慮到面對突發情況下多主體快速有效協作配合，突發性和不確定性事件同樣是構建網絡治理的一部分。只有多主體聯合共通，才能打造立體融合的現代傳播與現代治理體系。
二、綜合多樣手段：多管齊下合力治理
單方面的治理手段難以應對複雜的互聯網體系，因此需要綜合政策、技術、法律等多方面的手段。政策方面，政府部門治理網絡空間出臺及時針對治理新問題提出政策與措施；法律方面，制定、頒佈、實施與網絡治理相關的法律法規；技術方面，治理主體要利用技術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在國際合作方面也可以圍繞一些全球共同關注的網絡治理議題進行交流與合作。
三、迭代治理技術：引導智能治理時代
更新迭代網絡技術治理是釋放網絡技術發展紅利的關鍵，用新技術引導數字治理與智能治理時代是網絡治理的技術層面要求。首先建立健全網絡新技術應用規則，加快建立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5G、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應用規則，其次加快制定網絡新技術應用標準和規範，充分考慮新技術應用場景及安全性要求，最後加強網絡新技術應用風險評估，統籌考慮技術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
四、創新治理目標：多重維度互相補充
爲了推動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建設，要進一步明確治理目標，“清朗的網絡空間”包括網絡內容積極向上、網絡空間秩序良好、網絡社會和諧安寧。因此，在構建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過程中就需要進一步明確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任務目標，以“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爲基礎，在不同時期結合不同治理內容進一步細化和具體化。同時，社會的治理本質上是人的治理，因此網絡治理的重要創新也在於以民心和民意作爲治理的最終落腳點，以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羣體理解，實現社會融合爲治理的社會目標。只有在政策、網絡和社會層面相互補充，才能構建現代化的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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