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命的風險之罪？日本「非法海外器官移植」媒合問題

日本民間團體非法媒合海外器官移植不是單一事件，而是行之有年的一條龍套餐行程。圖爲示意圖，非當事人。 圖／美聯社

2022年8月，日本《讀賣新聞》獨家報導東京一家非營利組織，疑似居中媒合日本境內的重症患者到海外進行器官移植，也就是「海外器官移植旅遊」。從那時起，《讀賣新聞》接連發了數篇和這家非營利組織涉嫌海外器官買賣有關的報導。

這家涉嫌非法海外器官移植媒合的「非營利組織」，後來確認是「重病患者協助會」（難病患者支援の會）。重病患者協助會的理事菊池仁達在今年2023年2月接連兩次（2/7與2/28）遭警方逮捕，成爲日本有史以來，首位因爲非法居中協調海外器官移植遭逮捕的嫌犯。

事實上，日本民間團體非法媒合海外器官移植不是單一事件，而是行之有年的一條龍套餐行程。透過《讀賣新聞》一系列的獨家報導，這次事件才終於能夠浮上臺面、引起社會大衆的注意，並且有可能發展成刑事案件。

▌重病患者協助會：幫病患到中國器官移植

時間回到2003年。原本從事寢具製造業的菊池仁達，將據點移到中國上海後，正好有親人想要替朋友找器官移植，因而和上海的器官移植產業鏈搭上線，並從2007年起成立重病患者協助會，開始媒合日本病患到海外做器官移植手術。

原本重病患者協助會是以中國爲據點，但中國在COVID-19疫情初期實施嚴格的邊境封鎖，重病患者協助會難以再將日本病患送到中國動手術，海外器官移植媒合業務一度中斷。

就在這個時候，菊池仁達認識了一名曾遭烏克蘭當局逮捕的土耳其男子。這名土耳其男子長年都在媒合海外器官移植，便介紹了菊池仁達可以將日本病患送到東歐保加利亞做器官移植手術的方法，讓菊池仁達的媒合業務纔再度開啓。不過最初被登上新聞的器官移植地點不是保加利亞，而是位在中亞的吉爾吉斯。

重病患者協助會的理事菊池仁達在2023年2月接連兩次遭警方逮捕，成爲日本有史以來，首位因爲非法居中協調海外器官移植遭逮捕的嫌犯。圖爲菊池仁達的個人FB頁面，不時會發表和海外器官移植相關活動的訊息。 圖／截自菊池仁達FB

2021年12月，菊池仁達和這名土耳其男子帶了4名需要器官移植日本患者，到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的醫院進行腎臟移植。重病患者協助會分別向這4名日本病患收取2,000萬日圓不等的費用後，當中半數8萬美元交給土耳其男子，土耳其男子會再將這8萬美金中的1萬5,000美金付給腎臟提供者，也就是所謂的腎臟買賣。

事實上，這名土耳其男子2017年遭烏克蘭當局逮捕的理由，正是非法買賣烏克蘭人的器官。在這次事件中4名日本患者所需要的腎臟，來源也是烏克蘭人的腎臟，器官提供者「捐」一顆腎可以獲得1萬5,000美元。此外，吉爾吉斯當地法規只允許親屬間捐贈活體器官，所以這名土耳其人還僞造文書，讓烏克蘭人持着假的日本護照入境吉爾吉斯，以「親屬」身份「捐贈」器官給日本患者。

然而，這4名一同前往吉爾吉斯的日本患者，錢都付了，最後卻只有第一個進到手術室的關西婦人完成手術。原因是，同一時期在這家醫院接受移植手術的2名以色列人因爲麻醉失誤死亡，這名關西婦人也差點在鬼門關前走一回。所以另外3個人的手術急喊卡，全部人撤退回日本，也因此在後續引發財務糾紛。

重病患者協助會分別向這4名日本病患收取2,000萬日圓不等的費用後，當中半數8萬美元交給土耳其男子，土耳其男子會再將這8萬美金中的1萬5,000美金付給腎臟提供者，也就是所謂的腎臟買賣。圖爲示意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轉移據點到白俄羅斯，卻鬧出人命

在吉爾吉斯媒合器官移植這條路也行不通了，重病患者協助會接着將目光焦點望向白俄羅斯。

重病患者協助會在2022年媒合了3名日本男性到白俄羅斯接受器官捐贈。這3人分別是：需要腎臟移植、唯一成功好轉的A男，做完肝臟移植回到日本後，又移植親人肝臟仍回天乏術的B男，以及同時進行腎臟與肝臟移植後客死異鄉的C男。A男和B男的案例，成了警方兩度逮捕菊池仁達的理由。

50多歲的A男在2019年被診斷爲慢性腎功能不全，唯有進行腎臟移植才能擺脫定期洗腎的日子。然而，腎臟移植在日本平均要等14年纔等得到，想要等到腎臟捐贈並不容易。某天，A男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資訊時，和重病患者協助會搭上線，便決定聽取重病患者協助會的建議，前往白俄羅斯等待器官捐贈。

A男在2022年7月於白俄羅斯的腎臟移植手術非常成功，但術後回到日本的發展卻和原本說的不一樣——重病患者協助會聲稱回到日本後可以介紹醫院就醫，但A男去了一趟重病患者協助會介紹的大學附設醫院，對方卻明言「不會幫海外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看病」。

另一位40多歲患有肝硬化的B男，2022年初在重病患者協助會的介紹下前往白俄羅斯進行肝臟移植手術，但術後病情不見好轉，回到日本前曾在芬蘭住院治療一段時間，回到日本後再次接受來自親人的活體肝移植仍舊不治，已在2022年11月離世。

至於肝硬化惡化後需要肝臟及腎臟移植的C男，前後匯給重病患者協助會8,500萬日圓後，便在去年5月飛往白俄羅斯等帶腦死患者出現。C男在白俄羅斯一直等到9月1日，終於等到他的肝臟及腎臟同時移植手術，但術後引發腹膜炎，2022年9月28日便在當地離開人世。

像C男這樣同步進行複數器官移植的案例，風險本來就比移植單一器官來得高。手術時間一拉長的話，出血量增加，感染的風險也更高。再加上需要同時移植複數器官的患者，病情狀況多半不太好，光是連跨國移動都是風險。

手術時間一拉長的話，出血量增加，感染的風險也更高。再加上需要同時移植複數器官的患者，病情狀況多半不太好，光是連跨國移動都是風險。圖爲示意圖，非當事人。 圖／中新社

▌媒合死者器官移植成爲關鍵

文章開頭提到，重病患者協助會的理事菊池仁達在今年2月遭警方逮捕，原因正是未經許可媒合患者到海外進行器官移植手術。重病患者協助會協助患者到吉爾吉斯進行活體器官移植，與在白俄羅斯接受死者器官捐贈的差異，決定了日本檢調單位能不能起訴菊池仁達——日本《臟器移植法》是建構在「移植死者器官」的前提上，難以用於取締活體器官移植，但仲介死者器官捐贈就沒有這個問題。

菊池仁達沒有厚生勞動省的許可，就媒合患者進行器官移植手術，即便手術地點在日本境外，仲介行爲是發生在日本境內，便已違反《臟器移植法》第12條。此外，重病患者協助會疑似拿日本駐白俄羅斯大使館當背書，謊稱白俄羅斯的醫院是大使館介紹的，就醫時還會有大使館介紹的大學工讀生當口譯來博取患者信任，甚至和患者說：「白俄羅斯有另外提供外國人器捐名額」強調自己符合當地法規，慫恿患者到白俄羅斯進行器官移植手術，這些話術可能都有問題。

另一方面，上述的A男、B男與C男總計匯給重病患者協助會的費用（共1億3,000萬日圓），遠高於白俄羅斯當地器官移植的費用，這也是今後需要關注的焦點。在白俄羅斯移植腎臟是一顆810萬日圓，A男匯了1,850萬日圓；移植肝臟的費用是1,600萬日圓，但B男匯了3,300萬日圓，A男和B男都匯了2倍以上的費用。至於同時做了肝臟與腎臟移植手術的C男，則匯給重病患者協助會8,500萬日圓。

目前還不清楚同時做兩種器官移植是否價更高，但白俄羅斯醫院實際收到的手術費只有約3,300萬日圓（約25萬美元），差額的5,000多萬日圓扣掉交通費、人事費、以及待在白俄羅斯的費用，很可能都進到重病患者協助會的口袋裡。

菊池仁達沒有厚生勞動省的許可，就媒合患者進行器官移植手術，即便手術地點在日本境外，仲介行爲是發生在日本境內，便已違反《臟器移植法》第12條。圖爲示意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日本器官移植困難：平均3%病患等到器官移植

重病患者協助會能夠抓到機會，非法媒合海外器官移植大撈一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日本國內的器捐者嚴重不足。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太多，能夠等到的病患太少，重病患者協助會就是抓住這些患者遲遲等不到器官移植的心情，鼓勵大家「不如海外賭一把」纔有機可乘。A男就曾告訴《讀賣新聞》：

在日本想等到器官捐贈有多難？截至2023年2月底的統計，日本境內約有1萬6,000人等待器官移植，但2022年一整年的器官移植件數只有455件，換算下來只有不到3%的病患可以等到器官移植。日本器官移植網路（JOT）指出，在日本平均而言腎臟移植要等14年8個月、心臟要等3年5個月、肝臟要等1年3個月，不少患者在等到之前已經早一步離開人世。

等不到移植，會是因爲日本民衆對器官捐贈反感嗎？根據日本內閣府2021年度的民意調查，有39.5%的民衆表示腦死後有意捐出器官，但卻只有10.2%的民衆在身分證件器捐欄位或器捐同意卡上明確表明意願。日本也曾在2010年修法放寬腦死患者得在生前表明器捐意願才能器捐的規定，就算腦死患者的意願不明或是當事人未滿15歲，只要家屬同意就可以遺愛人間。但距離填補需求大於供給的缺口，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即便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的比例提高，日本現行的醫療體制恐怕也難以應付更多的器官移植手術。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資料顯示，日本全國應有908間機構可以進行器官移植，但只有449間機構滿足器官移植醫療所需的所有條件。此外，日本的器官移植協調員（移植コーディネーター）人手不足，多少也會影響到媒合成功的案件數。

重病患者協助會能夠抓到機會，非法媒合海外器官移植大撈一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日本國內的器捐者嚴重不足。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太多，能夠等到的病患太少。圖爲示意圖，非當事人。 圖／美聯社

▌希望寄託海外的「器官移植旅遊」

日本境內的器官移植醫療沒有辦法滿足患者們的需求，有些患者及其家屬就會將希望寄託在國外，也就是所謂的「器官移植旅遊」。

事實上，國際器官移植學會曾在2008年與2018年發表《伊斯坦堡宣言》（臺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有自行翻譯製作中文版），呼籲各國禁止器官販運以及器官移植旅遊。因爲器官移植一旦走向商業化，有錢的人花再多錢都願意買賣器官換取健康，最後受害的將是經濟弱勢的民衆，進而加劇不平等的狀態。

就算不是活體器官移植而是來自死者器官捐贈，如果真如重病患者協助會所說，白俄羅斯有特別提供外國人器捐名額，這些特別飛到國外做器官移植的患者也會排擠到當地正在等待器官移植者的權益。對於跨國移動到海外進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來說，重症患者跨國移動風險已經很高，當地醫生無法掌握患者先前的狀況，難以確保當地醫療品質，對患者來說都是一種風險。

不過，就算國際上發表了《伊斯坦堡宣言》器官販運及器官移植旅遊問題還是層出不窮，日本籍患者在海外移植旅遊的名單上常常榜上有名。例如，2017年在梵蒂岡召開的滅絕器官販運與器官移植旅遊高峰會上，越南就報告了2例日本人涉及腎臟買賣事件。2019年也有海外醫生通報日本移植學會，有日本人在尋找腎臟買賣；保加利亞在2019-2021年搜查外國人違法器官買賣時，也曾發現有日本患者在其中。

很明顯地，早在重病患者協助會的問題爆出來之前，日本當局不可能不知道有業者在日本境內居中斡旋海外器官移植，但厚生勞動省與警政部門長期以來都沒有積極處理這些問題。

例如厚生勞動省在2010年，就曾因爲重病患者協助會的成員拜託金澤大學醫院協助讓患者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而全面調查日本境內247個大學醫院是否有接觸海外器官移植媒合團體。結果發現有4例類似案件，還有1例院方真的將想進行海外移植的患者相關檢查資料，提供給了移植媒合團體。

日本境內的器官移植醫療沒有辦法滿足患者們的需求，有些患者及其家屬就會將希望寄託在國外，也就是所謂的「器官移植旅遊」。圖爲示意圖，非當事人。 圖／法新社

▌不夠完備的《臟器移植法》

然而，厚生勞動省掌握到這些資訊後，也只有呼籲各大醫院不要提供資料給媒合業者，卻沒有進一步調查這些媒合團體。原因在於《臟器移植法》的漏洞——厚生勞動省只能監管獲得厚生勞動省許可的器官移植媒合組織，像重病患者協助會這種根本沒有取得許可的民間團體，根本不在監管範圍內。所以厚生勞動省在2022年8月只能請重病患者協助會回答是否涉嫌器官買賣，重病患者協助會的回答當然是一律否認，但就算重病患者協助會的回答是假的，厚生勞動省也沒有權力進一步調查。

着有《器官移植與刑法》一書的早稻田大學法學教授甲斐克則指出，不管是在日本國內還是海外、活體還是死者器官移植，只要涉及器官買賣就是違法的，可以關5年以下併科罰金500萬日圓。這麼多年來檢調單位之所以一直沒有抓海外器官移植，是因爲很難在海外蒐證，厚生勞動省又沒有權限調查仲介團體，纔會變成今天這個局面。如果要讓政府監管這些民間仲介團體的活動，就需要修法。

在重病患者協助會的問題浮上臺面後，有數名接受媒體採訪的患者都表示，因爲看到重病患者協助會有政府認證的NPO法人資格，覺得是可以信賴的團體而接觸重病患者協助會。對此，有議員在去年底質詢東京都政府，在新聞爆出之後政府是否有進到重病患者協助會展開調查？東京都的回答是按照法律上的最小侵害原則，東京都只有聽取重病患者協助會的意見，並沒有入內調查。

在一連串的新聞報導引發各界關注的現在，除了日本移植學會等醫學會發表共同聲明，強調會遵照《伊斯坦堡宣言》，共同杜絕海外器官移植之外，厚生勞動省也和日本移植學會的醫師展開合作，蒐集曾在海外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數與地點等資訊，掌握從日本出發的海外器官移植全貌，也有國會議員認爲是時候提案修改《臟器移植法》。

目前菊池仁達已經在今年3月20日遭到起訴。不論菊池仁達最後是否需要面臨刑事處份，這一連串新聞確實提升日本社會對器官移植問題的關注度，如果能借此改善日本器官移植的現狀，應該就是最好的結局了。

目前菊池仁達已經在今年3月20日遭到起訴。不論菊池仁達最後是否需要面臨刑事處份，這一連串新聞確實提升了日本社會對器官移植問題的關注度。圖爲示意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編輯／林齊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