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孕當頭》爆紅前，她嚴重厭食、憂鬱，跨性別宣告成為「他」： 寧願活著痛，也不要躲著活

圖片來源：《鴻孕當頭》劇照、IG@elliotpage

一場又一場同理心練習

一直到三十歲，我纔去刺了人生第一個刺青，但那刺青背後的意義，其實可以追溯到我最早的演員經歷之一。我刺了C KEENS，就刺在右上臂靠近肩膀的地方。C KEENS是我替最親愛的摯友之一，凱薩琳‧凱娜，所取的暱稱。我是在人生的一段關鍵時期認識她的，《網交陷阱》之後，《鴻孕當頭》之前。那時我很忙，但沒什麼名氣。我在人生地不熟的洛杉磯無依無靠，笨拙地匍匐前進。當時我正在爲下個角色做功課，徹夜鑽研那些恐怖的素材，希望能和同劇演員處得來，彼此能產生信任。我發現，要將自己從角色中抽離很難，而這次的角色格外煎熬。

我和凱薩琳初見面的地點是在她位於聖塔莫尼卡的家，離海邊只有步行幾分鐘的路程。那時我十九歲，剛同意出演《美國式犯罪》（An American Crime），即將與她共演。導演兼編劇湯米‧歐哈佛（Tommy O'Haver）開車來好萊塢高地大道（Highland Boulevard）的一間飯店接我。我們朝她家方向西開了四十分鐘，目的是讓凱瑟琳和我可以先在她家聚一聚，聊聊電影和角色，但主要還是爲了熟悉彼此。這次的角色並不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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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家是一棟深棕色的舊式工匠風格建築，有個格外廣大的後院，是很訝異會在聖塔莫尼卡看見的那種。院子有間小樹屋，下方懸着一個鞦韆。茂密的樹籬已經長得比圍着的籬笆還要高。感覺像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能夠被選上，要和如此傳奇的演員對戲，對我來說實在很超現實。我竟然要和這輩子最喜歡的演員之一一起拍電影。踏進她家後門時，我整個人羞澀到說不出話來。

我想讓自己看起來很酷。復古T恤、黑外套、破舊的Converse帆布鞋。凱薩琳用熟悉的嗓音和大大的微笑迎向我們，身上穿着刷破牛仔褲和一件寬大白T，渾身散發溫暖與真誠。她落落大方，豪邁中帶有獨特的感性。

我們跨過她的露天陽臺，繼續向上往屋頂前進。我們的笑點很像，她不停發出她那標誌性的笑聲。我們邊眺望着太平洋，邊討論接下來的事。她毫無架子，絲毫沒有那種看你年輕就不屑一顧的語氣，反倒有種說不出的自在氛圍。我以前從來沒遇過像她一樣的人。

我褪去害羞，投入當下。我已經能感受到她的關心、她想要保護我的慾望，而且一點都不刻意。我們很快就成爲朋友，但那次拍攝對十九歲的我影響之劇烈，連我們的親密能幫忙舒緩的程度都有限。

圖片來源：IG@elliotpage

《美國式犯罪》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描述一九六五年一名十六歲少女希維亞‧林肯斯（Sylvia Likens）慘遭虐待的故事，是印第安那州史上發生於單一受害者身上最嚴重的虐待事件。電影雖然殘酷，但略有收斂，實際的狀況甚至更糟。我被選中飾演希維亞。

希維亞的父母是嘉年華會工作人員，要去各地工作時便將兩名女兒寄養在葛楚．巴尼澤夫斯基（Gertrude Baniszewski）家。凱娜飾演葛楚，一名育有七子的單親媽媽。她住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生活窮困不堪，勉強靠着幫鄰居洗衣服維生。葛楚幾乎不曾進食，氣色枯槁，一張臉瘦骨嶙峋，身體細得像只耙子。她靠鎮靜劑治療自己，一小瓶接着一小瓶牛飲，心情從一處極端擺盪至另一處極端。希維亞的父母將希維亞和妹妹珍妮留給葛楚和她的一幫孩子照顧，每週支付二十美金。

當款項首次延遲，葛楚便把氣出在希維亞和珍妮身上。她把她們抓去地下室，命她們彎下腰來，抽棍子痛打一頓。虐待逐漸加劇，葛楚甚至鼓勵她的小孩一起加入。拍攝時最駭人的一幕之一，是葛楚強迫希維亞在其他小孩面前將可樂瓶塞進下體。

我們並沒有真的在其他年幼的演員面前演出這幕。他們在現場時，只拍攝了自己的鏡頭。鏡頭外，我們假裝葛楚只是扭了希維亞的胳膊。

可樂瓶那場戲的高潮是她被拖往地下室的階梯。邊哭邊尖叫的她被扔下樓梯，一頭砸在水泥地上，留下嚴重的鈍性創傷。

在這之前，我參與過的電影中，也有幾幕相當難拍——暴力的、性的、激烈的。但這次不一樣。這部電影每分每秒都殘忍到難以言喻。十幾歲時的我不像現在的我一樣，有能力在投入和抽離之間輕易斷然切換。讓工作就只是工作。那幾幕場景縈繞不去，感覺卡在身體。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從體內排出去。

希維亞臨死前慘遭烙刑。葛楚雙腿叉坐壓在她身上，其中一名孩子將希維亞的手固定在她頭頂上方。電影在二○○七年的日舞影展首映時，有觀衆見狀便在劇院中暈了過去。我不怪他們。希維亞不久後就死了。肉身刻滿了折磨。

希維亞的身體一天天消失，最終破滅。知道這是真實故事讓一切更糟，細節更是令人反胃。我無法從希維亞身上掙脫，那些時刻跟着我回了家。

如果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我便會開始踱步。走一走然後坐下。再起來繼續走。看向窗外，轉身去浴室。再次坐在窗臺上，坐着抽菸。抽完煙。抓起揹包出門。必須逃跑的念頭在內心蠢蠢欲動，沒完沒了，構成新的日常。停下的話就太冒險了，那正是情感涌上的時候。飾演一個多少算是被餓死的角色，讓我向內心渴望消失、渴望懲罰自己的慾望靠攏。

「都是爲了電影。」若有人關心起我消沉的胃口，我總是以此迴應。那令人惱火的關切語氣，幾乎像是種質疑。

我會證明給你們所有人看，我什麼都不需要。腦中細小的聲音如此吹噓着，一邊的嘴角勾起半抹得意的淺笑。

希維亞痛苦時會用手狂抓水泥地板，抓到指尖磨爛，還會無法剋制地咬嘴脣，好撐過苦痛。她的屍體被發現時，看起來似乎有兩張嘴。

我好餓。

還要兩小時才能吃飯。

吃什麼？

蒸蔬菜和糙米……半碗。

還有多久？

一小時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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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在晚上洗澡，洗掉身上的燒傷和瘀青，提醒自己，我沒什麼好抱怨的。我怎麼膽敢拿自己愚蠢的痛苦與她的相提並論。

我不停重複聆聽佩圖拉‧克拉克（Petula Clark）的〈鬧區〉（Downtown）。這是一九六五年最紅的金曲之一，希維亞被殺的那一年。

也許你能找到善心人

幫你，懂你

和你一樣需要援手的同路人

走路時我會聽。公車行駛在日落大道時我會聽。坐在家裡窗臺上抽菸時我會聽。這種行爲是強迫性的，是一種我習慣和歌曲相處的方式，有的理由很奇怪，有的還好。

我會走下山，走到日落大道，跳上西向的公車去好萊塢。我會在藤街（Vine）附近下車，漫步踏進變形蟲唱片（Amoeba Records），一間巨如倉庫，販售新舊唱片、CD 和 DVD 的洛杉磯唱片行。店裡播放着最新最潮的歌曲，顧客翻閱一張張硬塑膠殼唱片的噠噠聲不絕於耳，彷彿一臺控制速度的節拍器。這麼做能幫我打發時間。

我所飾演過的角色以各種方式影響着我。怎麼可能不受影響？那是一段探索另一名人類經驗的過程。一場永無止境的同理心練習，敞開心房，祈禱一切滲入吸納，等待那場情感的釋放。我會閉上雙眼，讓它襲來，一陣深不見底的絕望。我納悶她怎麼能撐那麼久。她怎能不乾脆放棄。我猜那就是折磨的意義，把你扯到了盡頭，又再拉你回去，一遍又一遍。

那時我住在銀湖（Silver Lake）一棟兩層樓房子的頂層，那一層被改建成獨立的公寓。公寓格局只有一房，美麗的市景透過大大的窗戶映入眼簾。房子隱身在露西爾街（Lucile）山腰上，離日落大道不遠，但遺世獨立，得爬一段相當陡峭的路。當時的我孤伶一人；我在洛杉磯時，身邊半個朋友也沒有。

我記得凱娜開着她的黑色轎車把我撈起來，帶我去參加一場美國國慶烤肉派對，就辦在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住過的房子後院。我想她察覺到我被無以言說的處境給困住，所以想幫我。我們在她朋友Karen O對面坐下。Karen O 是我的偶像，〈現出原形〉（Show Your Bones）是我當時心目中最神的專輯。但食物讓我壓力很大，喝酒也是。我的眼珠轉來轉去，大腦停不下來，令我無法享受當下。

那陣子，我偶爾會和某個男人約會。我們會一起上餐廳吃飯，而我幹瞪着菜單發呆。我什麼都不想吃。我們曾去一間開在火車車廂裡，只供應義大利麪的餐廳。我們沒點餐就離開了，他開車把我送回家。

「我自己的問題，我早就處理好了。」他發動離去前說。

「我想我是同性戀，」有一次，我趁我們做愛時說。當下的我呈現一種封閉且疏離的狀態，甚至並非刻意在演。

「你纔不是，」他回答，下身繼續抽動。

我幾乎不吃不睡，在片場恍恍惚惚。我強迫性地不停抽菸，期盼能呼出一切思緒。抑或如馮內果所說，「公共健康管理當局從未提及許多美國人煙抽得兇的主因，也就是：吸菸是一種相當堅定、相當高尚的自殺方式。」

拍攝工作變得越來越難受。我有時會睡在凱娜家，尤其是那些特別可怕的日子。待在她家讓我有被照顧的感覺。我們會坐在她的火爐邊一起喝龍舌蘭。我們大放音樂並跳舞、跳舞、跳舞，寬闊的未知冒險在眼前開展。我們因拍片而相識，拍一部她謀殺我的片子。現實世界中她卻是我唯一的浮木。

電影快殺青時，我暴瘦許多。等我回到偶爾還是會回去小住的哈利法克斯後，依然直線下降。我的體重掉到三十八公斤，手臂細到可以伸進外帶咖啡的隔熱套，一路穿過手肘、推到肩膀。我一天比一天消瘦。那年稍後的萬聖節，我打扮成咖啡隔熱套——小心燙口——用又黑又粗的馬克筆寫道。

無論多少關切的言語或眼神，無論旁人端出多少美味的點心試圖讓我吃點東西，我都不接受。我拒絕接受。傷害自己的身體傷害到那種程度一定是某種呼救，可是當援助果真到來，卻讓我既憤怒又怨恨。爲什麼現在纔來？這樣質問的確很偏頗。畢竟我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我在和怎樣的問題纏鬥。

殺青後第一次回家，媽媽的臉上寫滿了驚慌。她眼中的憂心讓我心碎一地，是一種我未曾見過的痛苦表情，而那罪魁禍首就是我。我跨過了一道檻，我的體重低到讓憔悴顯而易見。我對自己凹陷的雙頰感到害怕。

我渴望修復她、保護她，而這股慾望將我的飲食失調推上一個新方向。我現在想吃東西了，迫切地想吃。我不想讓她產生那種感受。

好不容易有了吃東西的動力，我卻做不到。當我準備咬一口三明治，只是一些簡單的，不是什麼太特別的食物時，我的喉嚨會緊縮，後頸開始冒汗，胸口涌上深深的恐懼。我的恐慌症大發作，無法嚥下嘴裡的食物。先前的我一直執迷於控制自己，如今竟全面失控。擠壓得太太太緊了。想當然爾，我的身體不願再聽命於我。

那東西不能進去。那東西不能進去。那東西不能進去。

日子兜着應該讓食物進入身體裡的時刻打轉。我的氣色像死人，身形骨瘦如柴，一切已無所遁形。我躲不掉壓力，躲不掉無所不在的擔憂。我也甩不開希維亞。我無時無刻都在想她。從來沒有一個角色像這樣卡在我的身體裡。地下室的片段。飢餓感。被迫吃下自己的嘔吐物。被忽視的慘叫聲。

「要不要試試看在花椰菜上淋起司醬？」一位諮商師好心建議。

我坐在她位於戴爾豪斯大學附近的辦公室裡，是間白色的房間，證書裱框展示，她有一頭波浪狀的淡色長卷發，戴眼鏡，臉上架着一抹微笑。

「堅果是很好的零食，適合隨身攜帶。」

我們的話題環繞着早餐該幾點吃、該吃什麼，零食該幾點吃、該吃什麼，晚餐餐盤上該出現幾份的什麼。我不該去運動，不能做伏地挺身或任何之類的動作。我們只聊跟食物有關的話題。但問題全都與食物無關。

我避開我在哈利法克斯僅有的幾位朋友。我覺得很丟臉。「那個女演員」離開後又回來了，和其他人一樣。我就是一出臭掉的老套戲碼。社交焦慮在此前已是我生活的常客，而當我的心理健康狀況惡化，孤立感便加重了，簡單傳個訊息給朋友都像是件不可能的任務，約出去見面更是天方夜譚。

過去，寂寞始終是我的主食，一種與生俱來的斷裂感，與周圍環境脫節，某種根本性的解離。我被引誘，蕩離自身，認爲身邊的人巴不得我消失——認爲他們比較想要我以一種假象存在。

我好一段時間無法工作。諮商師建議我休息一陣子，父母也這麼說。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演戲都是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我太脆弱，太不穩定，聲音一大就會嚇到我。肩膀被輕輕碰一下也會蜷縮。離開、獨處——生平第一次，全都成了不可能的念頭。過去的我一心只想自個待着，現在的我卻緊緊抓住任何能抓到的一切。抓住任何能感知到的一絲照料。

多數時候我遵照諮商師的規劃進食。吃飯時的壓力並未消失，意識到情況已經非同小可更是讓焦慮有增無減。我真希望其他人能停止關切，厭倦了那些「聊聊」和監視。當時，我有一個十分想要得到的角色，甚至還是個懷孕的青少女。我專注在《鴻孕當頭》上，避開最重要的問題。

零食這種概念幾乎不存在於我的生活中，很難想像睡前得吃點東西是什麼意思，但我還是會硬吞下去。我的體重開始上升。我喝用藍莓和酪梨和蛋白粉打成的果昔，喝完會脹氣。我漸漸學會吃零食，慢慢訓練我的身體重新學會去咀嚼、去吞嚥、去消化食物。學會保持冷靜，不必先喝醉再說。結果雖然仍不理想，但至少慢慢長回了一點肉。

我得飛去洛杉磯參加《鴻孕當頭》的最終甄選，其實就是類似試鏡。我是那種一旦覺得自己不適合某樣事物時總是率先承認的人，但這次，屬於那些非常難得的時刻之一，我纔讀到第五頁，就無法想像自己不去做這件事，我就是知道。我是在我哈利法克斯家房間的地板上讀的劇本，蒂波洛‧寇蒂（Diablo Cody）寫的。她的機智塑造出一種獨特的語言——又自然又誠實。身爲一名演員和一位觀衆，我一直渴望這種東西、這種角色。這個我做得到。

我還是過瘦，但好多了。媽媽陪我一起飛去洛杉磯。我從一個很小就獨立、十六歲就搬出去住的大人，變成一個需要母親陪同旅行的小孩。獨自出門在外感覺太危險，而我不能冒任何風險。好心的諮商師如此建議，但我不認爲這是最好的判斷。隨着我對自己的酷兒認同更加堅定，她對我的否認也越來越強烈。

我媽當上老師之前曾在加拿大航空工作，不是空姐，而是機場地勤。她這輩子都很怕搭飛機。她會在起飛時閉上眼睛，緊緊抓住扶手。遇到亂流時，就會發現一旁的她心跳加速，全身好像在顫抖。我會安慰她沒事，一下就過去了。看見媽媽害怕讓我很心痛，感覺窺見了她的痛苦。她的一生經歷過很多痛苦。

圖片來源：IG@elliotpage

飛機抵達飛行高度。我的焦慮開始蠢蠢欲動。在飛機上別無選擇，只能好好窩在座位上，哪裡也逃不了。我只好不停翻閱試鏡劇本。我在腦中默唸臺詞，一遍又一遍抄寫，幫助記憶。我媽總算冷靜下來，專心看起電影。

我們從哈利法克斯飛到多倫多，在轉往洛杉磯的航班上遇到了麥可‧塞拉和他爸。這次試鏡我得讀三十頁的劇本，多半是和麥可一起，是我參加過最長的試鏡。不過，由於我剛一口氣追完《發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心情很興奮，覺得麥可在劇裡的幽默感既獨特又着眼於現實，情感真摯不做作。我和媽媽的座位在機艙中間，麥可和他爸則坐在走道的另一邊。我們寒暄了幾句，他話不多，但態度友善。

起飛後，麥可立刻放下餐桌板，雙臂交叉趴頭就睡，而且一路睡到飛機準備降落。我在一旁看得欽佩不已，不敢置信。他怎麼可以如此一派輕鬆？我挪動身體，貼緊椅背，再往後仰一點，這個角度看得到媽媽的膝蓋焦慮地抖動。

雖然試鏡前就已經暗示角色會是我的，但是我接到電話時，心臟還是興奮地直跳。這也是非常難得的狀況之一——一個讓我充滿喜悅的角色。我被選中了，我夢寐以求的角色。

起初，劇組打算在試鏡後幾個月就開拍，但最後推遲了。推遲對我而言是好事，能有更多時間療養，沒有藉口可找。我在進食方面顯著改善，儘管還是會自我管束，但工作很有幫助。這部片拍起來很療愈，痛苦的片段不會跟着我回家，我也努力記得要滋補身體。情況仍不完美，但已大有改善。我找到了有意義的事可以專注，不像先前那樣，感覺一切都毫無意義，感覺憂鬱早已將我榨乾。

這份工作讓我感到舒適，有個穩定的立足點可以開始，而不是得努力從身體外面朝自己爬回去。拍戲時的髮型、造型和妝容往往是我的惡夢。諷刺的是，扮演一名懷孕的青少女，竟然是我頭幾次能在片場感受到些許自主權的時刻。我戴着假肚子，但沒有被過度女性化。對我來說，《鴻孕當頭》象徵了一種可能性，一處超越二元性別的所在。

待在溫哥華拍攝期間，我住在薩頓飯店（Sutton Place），也是部分業界人士口中的「爽一頓飯店」。那間飯店很雄偉，裝潢略有年代感，位於溫哥華市中心，設有演員經常下榻的長住套房。

我和媽媽共用一間有兩間臥室的套房。她是聖公會牧師的女兒，一九五四年出生於新布倫瑞克省聖約翰市，這讓我在拍攝期間交了女友的事情變得複雜。我的女友是第一個和我在雙方完整合意下發生性關係的女人。

第一眼見到奧莉薇‧瑟爾比（Olivia Thirlby）的時候，我吃了一驚。她舉手投足充滿自信與膽識，長長的棕色頭髮以慢動作飄逸。我們同年，但她看起來比我成熟、可靠、又沉穩。她的性觀念開放，與當時的我截然不同，但我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很明顯，深深吸引着我。我在奧莉薇面前總是害羞得令人尷尬。她經驗豐富，而我封閉自己。我幾乎很少對任何事敞開心胸，在她身邊卻讓我很自在，開始從殼裡探出頭來。我們很快就成爲朋友，時常待在一起。

我們站在她的飯店房間裡。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在背景唱着。她正準備要做午餐，突然直勾勾看着我，很乾脆地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呃，我也真的很喜歡妳。」

我們就這樣熱吻起來。故事就此展開。

我對她的渴望是全方面的，她讓我以一種全新的、充滿希望的方式渴望。

這是頭幾次有人能讓我高潮，也是我第一次願意敞開自己。我們開始不停做愛：她的飯店房間、我們拍戲的拖車休息室，還有一次是在一間餐廳的狹小包廂。我們那時候到底在想什麼？我們還以爲自己很小心。和奧莉薇之間的親密消除了我的恥辱感。在她的眼眸裡，我看不見一絲一毫的羞恥，而我渴盼如此——我不想再因爲我是誰而感到痛苦。

我不知道媽媽那時候是否曾懷疑過什麼。她很可能只覺得奧莉薇和我很快就混熟了吧。這樣說也沒錯。但，我還是小心不讓她發現。奧莉薇應該只來過我的套房一次。

我們偶爾會去麥可的房間玩，有一次，喬納‧希爾（Jonah Hill）也來了。那時他們剛拍完《男孩我最壞》（Superbad），但電影還沒上映。我們有大麻和琴酒。麥可拿出一架很酷的小電子琴，和喬納一起彈着玩。他沒在拍戲時會做點音樂，一直都是那副完美又煩人的酷樣子。我們都茫了，一起溜去溫哥華街上閒晃。我們晃去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一處規模龐大、令人驚歎的都市綠洲。那裡的樹木高聳參天，讓人心生崇敬。道格拉斯杉、美西紅側柏……有些甚至能竄到近七十六公尺高。所有這些時刻都是嶄新的冒險。

拍攝《鴻孕當頭》讓我重新振作起來，鼓舞了我，讓我變得堅強。

我們在冰壺溜冰場上互道再見，一場非常加拿大式的殺青派對。飛回家的路上，我的心好痛。我在多倫多轉機，登上了飛往哈利法克斯的航班。飛機穿越雲層、準備降落時，我正在聽爛桃子樂團（Moldy Peaches）。我盯着窗外，下方除了樹木、湖泊和河川以外，什麼都沒有。

那部低成本小片會成功嗎？飛機降落在柏油碎石跑道時，我思索着。突如其來的顛簸嚇了我一大跳。

本文摘自《佩吉男孩：他的破框與跨越【全球限量作者親籤版．隨機六色彩虹扉頁】（好萊塢知名影星艾略特．佩吉唯一親筆自傳）》，作者：艾略特．佩吉，出版社：採實文化